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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一名新华社记者将陈景润在病危中仍潜心研究学术的情况写成几篇内参，这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使陈景润终于得以治疗。此后，记者和陈景润成为好朋友，知道了陈景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初，我（新华社记者顾迈男）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在数学基础理论方面作出世界先进成果的陈景润处在病危中，处境艰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出于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责任心和对那个年代科学家不幸遭遇的同情，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几篇内参，这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使陈景润终于得以治疗。在长期交往中，我和陈景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知道了陈景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陈景润写内参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了以下猜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但是哥德巴赫自己无法证明它，于是就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帮忙证明，但是一直到死，欧拉也无法证明。
自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国内外数学家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了些成果。
我国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很感兴趣，他兴奋地关注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
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陈景润听老师们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他首先钻研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不仅读，而且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后来，他给华罗庚写了信，附上自己的论文《塔内问题》。在论文中，他对《堆垒素数论》书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正。华罗庚看了这篇论文后，问自己的学生、数论组负责人王元等人：“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王元等把听说的陈景润大学刚毕业、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很高兴，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在华罗庚的建议下，陈景润于1956年秋天被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从此以后，陈景润更是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停止过。
1965年冬的一天，陈景润兴冲冲地交给王元一篇论文，题目是《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20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认为这篇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提出还须进一步简化。
“文革”中，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1966年5月，《科学通报》仅发表了一页简报，公开了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但对此国内外的许多数学家不相信是真的。《中国科学》复刊后，1973年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作了大量简化与改进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20多页。王元等人看了他的这篇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陈景润所从事的这项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取得这些研究成就的。陈景润当时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仍潜心研究，用過的稿纸有几麻袋，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
了解到陈景润在数论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他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处境，我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和记者的责任感，在采访后赶写了两篇内参稿件。在内参稿中详细记述了我了解的上述情况，并呼吁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陈景润，给他治治病，让他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和陈景润成为好朋友
在这之后不久，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我陪同有关负责人到中科院数学所看望陈景润。
刚刚获得解放的中科院负责人武衡要陈景润到清华大学检查病情。在这之前，武衡告诉我说，毛主席、周总理等，看了我写的两篇内参，批示有关部门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深夜造访陈景润，是奉命来带他看病的。
这天凌晨，武衡等人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坐下来以后，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陈景润听了，苍白的脸上漾起了笑意，用带有福建口音的话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随后，同行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专家张孝骞等几位医生给陈景润检查了身体，然后，对陈景润说：“你需要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病情通过内参向上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
向我倾诉出名后的烦恼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第一批被评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还在中关村分给他一套宽敞的住房。
在这之后，我发现陈景润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人大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陈景润这样称呼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向我诉苦说，出名了，有很多记者在各种场合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半夜去敲他的门，他问我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他还笑着对我说：“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他说，新闻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意，你不应该把深夜来采访的记者和小偷等同看待。然后，我对他说，以后我也不会随便打扰他……
不过，即便是这样，陈景润仍把我视为知己。有一天，他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家中，对我说，他要结婚了，征求我的意见。我祝贺了他，对他说，这纯属他个人的私事，请他自己决定。
1979年6月的一天，我再次见到陈景润，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谈了不久前他访问美国的观感。他说，他到普林斯顿主要是参观、访问，继续搞自己原来的研究工作。访问期间，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各国科学家对他以往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赞誉他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关于哥德巴赫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著名的“陈氏定理”，还称赞他在“筛法”问题上有很大贡献。美国以及英、法、德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也曾邀请他前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对于成名后忙于各种事务，陈景润也还是很清醒的。他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来念书。不然，就要落后了，就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了。”
这次采访以后，我针对当时社会上传说陈景润可能在美国不回来了的种种谣言，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及各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赞叹说：“啊，你移动了群山！”如今，陈景润早已驾鹤西去。前些年，他的遗物、手稿被永久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代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业绩，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
（《百年潮》 顾迈男/文）
20世纪70年代初，我（新华社记者顾迈男）在一次采访中了解到，在数学基础理论方面作出世界先进成果的陈景润处在病危中，处境艰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出于一名新华社记者的责任心和对那个年代科学家不幸遭遇的同情，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写成几篇内参，这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使陈景润终于得以治疗。在长期交往中，我和陈景润结下了诚挚的友谊，知道了陈景润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为陈景润写内参
1742年，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提出了以下猜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但是哥德巴赫自己无法证明它，于是就写信请教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帮忙证明，但是一直到死，欧拉也无法证明。
自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以来，在2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国内外数学家研究它的工作进展始终不大，直到后来才陆续有了些成果。
我国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很感兴趣，他兴奋地关注着国内外数学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对人说：“我不想和中国人比高低，我要和外国人比高低！”
在厦门大学读书时，陈景润听老师们说，早在20世纪30年代，华罗庚就研究过哥德巴赫猜想，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因此，他首先钻研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不仅读，而且按照自己的思路演算。后来，他给华罗庚写了信，附上自己的论文《塔内问题》。在论文中，他对《堆垒素数论》书中的5个定理进行了修正。华罗庚看了这篇论文后，问自己的学生、数论组负责人王元等人：“这个陈景润是干什么的？”王元等把听说的陈景润大学刚毕业、在厦门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告诉了华罗庚。华罗庚很高兴，认为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很有培养前途。在华罗庚的建议下，陈景润于1956年秋天被调入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从此以后，陈景润更是潜心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甚至在十年动乱中也没有停止过。
1965年冬的一天，陈景润兴冲冲地交给王元一篇论文，题目是《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论文共200多页。经过认真研究，王元认为这篇论文的论证是正确的，同时提出还须进一步简化。
“文革”中，大多数学术刊物停刊。1966年5月，《科学通报》仅发表了一页简报，公开了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结果，但对此国内外的许多数学家不相信是真的。《中国科学》复刊后，1973年陈景润在该刊发表了作了大量简化与改进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共20多页。王元等人看了他的这篇论文，惊喜地发现：从1960年到1972年，陈景润研究哥德巴赫猜想，作出了超越前人的独创性成果，既超过了国内的水平，也超过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
我在采访中了解到，陈景润所从事的这项题为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是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取得这些研究成就的。陈景润当时患有严重的结核病，仍潜心研究，用過的稿纸有几麻袋，体力不支时，就买些便宜的人参泡水喝。
了解到陈景润在数论方面的杰出成就和他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处境，我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和记者的责任感，在采访后赶写了两篇内参稿件。在内参稿中详细记述了我了解的上述情况，并呼吁有关部门能关心关心陈景润，给他治治病，让他把研究工作继续下去。
和陈景润成为好朋友
在这之后不久，我便接到当时的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的通知，要我陪同有关负责人到中科院数学所看望陈景润。
刚刚获得解放的中科院负责人武衡要陈景润到清华大学检查病情。在这之前，武衡告诉我说，毛主席、周总理等，看了我写的两篇内参，批示有关部门关心一下陈景润，并按内参提出的要求，给陈景润治病……原来，武衡等人深夜造访陈景润，是奉命来带他看病的。
这天凌晨，武衡等人把陈景润带到清华大学的一个会客室，坐下来以后，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批示。陈景润听了，苍白的脸上漾起了笑意，用带有福建口音的话喃喃地说：“谢谢！谢谢！谢谢毛主席的关怀，我没有作出什么贡献……”随后，同行的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专家张孝骞等几位医生给陈景润检查了身体，然后，对陈景润说：“你需要系统的持续的治疗，需要休息，增加营养，只要肯住医院，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几天以后，陈景润便被送进了解放军309医院。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治疗，陈景润的病情大有好转，我不时地去医院看望他，随时把他的病情通过内参向上反映。从这以后，我和陈景润成了好朋友。
向我倾诉出名后的烦恼
陈景润成名后，当上了全国人大代表。“四人帮”垮台以后，科学界恢复职称评定工作，他第一批被评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还在中关村分给他一套宽敞的住房。
在这之后，我发现陈景润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年，人大开会期间，我和他在京西宾馆相遇。那天，他精神焕发，笑容满面，他对我谈了成为名人后的种种苦恼，也谈了研究哥德巴（陈景润这样称呼哥德巴赫猜想）的进展。谈话中，他向我诉苦说，出名了，有很多记者在各种场合老是围着他转，弄得他很烦。有的记者甚至半夜去敲他的门，他问我怎么样才能摆脱这些记者。他还笑着对我说：“深更半夜地来敲门，谁知道他是记者还是小偷？”
听了他的这番话，我心里很不舒服，对他说，新闻记者都是我的同行，人家采访报道你，是好意，你不应该把深夜来采访的记者和小偷等同看待。然后，我对他说，以后我也不会随便打扰他……
不过，即便是这样，陈景润仍把我视为知己。有一天，他急匆匆地来到我的家中，对我说，他要结婚了，征求我的意见。我祝贺了他，对他说，这纯属他个人的私事，请他自己决定。
1979年6月的一天，我再次见到陈景润，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谈了不久前他访问美国的观感。他说，他到普林斯顿主要是参观、访问，继续搞自己原来的研究工作。访问期间，应邀到普林斯顿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各国科学家对他以往在数学研究方面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赞誉他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的关于哥德巴赫问题的研究成果是著名的“陈氏定理”，还称赞他在“筛法”问题上有很大贡献。美国以及英、法、德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也曾邀请他前去讲学或短期工作，由于他感到国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都婉言谢绝了。
对于成名后忙于各种事务，陈景润也还是很清醒的。他说：“现在学术活动以外的事太多了，太分散精力了。我非常想静下来念书。不然，就要落后了，就要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了。”
这次采访以后，我针对当时社会上传说陈景润可能在美国不回来了的种种谣言，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叫《他还是他》。新华社播发后，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及各报在显著位置刊出。
从哥德巴赫提出那个著名的猜想，到陈景润的论文发表，中间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英国数学家赫胥黎在给陈景润的信中赞叹说：“啊，你移动了群山！”如今，陈景润早已驾鹤西去。前些年，他的遗物、手稿被永久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里，供世代瞻仰、缅怀。他的名字和业绩，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英雄人物一样，将永垂青史。
（《百年潮》 顾迈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