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清瘦的高个子老头，正在费力地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子后座绑着两个沉甸甸的大筐，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铺满积雪的道路，吃力地行走着，慢慢地消失在茫茫的大地里。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六年多了，我却总觉得父亲还在老家生活，直到每次回老家，看到老家不再有父亲的身影时，我才确信父亲确实已经走远了，然而风雪里的父亲总是浮现在我的面前，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父亲一生的辛劳。
　　我是计划外出生的，在我刚刚落地时，父母一看又是一个女孩，似乎很不高兴。不过我确实乖巧，不哭不闹，一睡就是六个月，把自己睡成了人见人爱的小美人，也睡成了父母捧在掌心怕化了的小水珠。等我能听懂人话时，听姐姐说我是父亲进秦岭山里给木器厂采购木材的时候捡来的，说让父亲送我回山里的爹妈家。由于不是亲生的，父亲宁可跟他的朋友们一起乐呵也不愿陪着我玩。小小年纪的我看得出父亲并不喜欢我，我当然也很讨厌父亲了，觉得他武断专横、不愿粘家。就说我四岁那次感冒吧，他硬是按着我的胳膊让母亲用缝衣服的大针在我的额头上、喉咙处和胳膊弯里狠挑，然后用力地挤出血液（这是我们陕西农村的习俗，他们认为从病人身上放出来点儿血液，感冒、风寒、肚子痛什么的就好了）。我当时那么小，而缝衣服的针又那么粗，额头连挑三针，放血;接着又挑喉咙三针，放血;最后还要在胳膊弯里连挑三针，放血。那一针针进去，疼得我哇哇大哭，尤其看见血把手纸都染得鲜红，那可不是欺负小孩的行为吗？我的手脚被父亲按住，母亲实施刽子手动作，两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我挣扎不了，就连哭带骂，使劲地叫着父母的名字破口大骂，可他们还是要那样折磨我，直到母亲对我实施完暴力，而我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疲软下来。我不吃不喝地躺在床上，一天里都不想理睬他们。父亲为了安慰我，要领我到村里的小商店给我买糖吃，我死活不去，也坚决不吃父亲买回来的糖果。
　　放血这件事情对我幼小的心里造成了很不好的印象，又加上父亲为了采购木材没日没夜地进秦岭的深山老林，我总怕他把我送走，就躲着他。平时我也不愿和他走近，都是他叫我了，我才走近他。我总是远远地站在父亲的对面，远远地看着他，直到他的突然离世。
　　父亲离世后，从兄姊们虽然已经尽孝到筋疲力尽却仍然深陷在“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愧疚里，从方圆百里亲友们为父亲送行而把秦腔唱响了整个少陵原的敬重里，我开始思考父亲为何能让子女陷入深深的愧疚、让亲友言谈之中由衷地敬重？借着模糊的点滴记忆，我拂去厚厚的岁月尘灰，展平那些藏匿在历史角落的褶痕。父亲的生命轨迹便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里，作为一位普通的关中农民形象越来越清晰了，他的身影里也深深地印下了中国历史的烙印：父亲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生人，在“四男一丁、五男二丁”的兵役制度下，小小年纪的父亲便肩扛家族重任，十六岁代兄入丁，做了国民党兵营的壮丁，从陕西西行蜀道入四川，后实在不堪忍受非人待遇，便和一群壮丁从兵营里夜逃，躲过枪林弹雨，绕道甘肃，三个月后如乞丐般爬回陕西的少陵原。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很快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里，带领村民轰轰烈烈地大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父亲凭借自己的智慧很快成为富甲一方的万元户。至此，父亲也完成了从国民党壮丁到砖瓦厂厂长、石砭峪水库修建时几百人的总指挥、木器厂厂长、改革开放带头者等角色的转化，实现了一位关中农民立业的辉煌。而这辉煌的后面，记载着父亲一步又一步的艰难，比如代兄入丁这件事，当村里的保长三番五次地到家里催丁的时候，当自己的哥哥因出丁而怕得号啕大哭的时候，为了手足情谊，年少的父亲仗着自己个子高大冒充壮丁;又比如担任厂长那些年，为了厂子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路，他很少陪伴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没日没夜地扑在工作上，无论进秦岭深山采购木材还是跑西安各个大学销售桌椅，都能给厂子带来活路，给村民谋条生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村里的成年男人，不管是普通农民还是村里干部，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都进城做起了小本生意，父亲当然也不例外。一次，父亲和村里的一位教书先生同去西安城里摆地摊，就在教书先生去饭馆吃饭的时候，市政管理者来检查卫生了。这时，父亲先藏起了先生的商品，等他再返身回来时，发现自己的商品被市政管理者没收了。父亲这种宁可亏了自己也对得起兄弟、朋友的品德，每每回忆起来，总是那么令人感动、令人敬重。

　　在子女教育上，父亲也是胸怀大志的。为了子女的前程宁可劳累自己，风里来雨里去，一连供给了我们兄妹五人考学或工作，直到我们的大家庭，成了家境殷實、友好和睦的四世同堂。勤劳一生的父亲，此刻却依然享受不了年老的平静岁月。古稀之年，身体硬朗的父亲还想再次开办木器加工工厂，后被已经富甲一方的哥哥强烈阻止，才被迫放弃想法。谁知耐不住寂寞的他，后来竟迷上了麻将。嘴上说是输赢一两毛钱，图的就是一个热闹，行动上可是风雨无阻、按时按点到场。父亲的“不入正业”行为，没少遭到母亲的唠叨，刚开始时，父亲还多少有点儿不好意思，背地里和母亲闹点儿小别扭。可是，善良的母亲却不懂得斗争策略，在子女们跟前唠叨，子女们只是劝说一番，母亲没捞到“正义”，又唠叨到亲戚那儿了。没想到，母亲的这一次唠叨，把父亲的“不务正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父亲的外甥当面就顶撞起母亲来了，说都七八十岁的人了，只要不生病，爱怎么玩麻将就让他玩去，反正又输不了家当，更何况父亲在麻将场上钱财还总有进入。没想到这回让母亲挨了个肚子疼，还增长了父亲的气焰，他更加“肆无忌惮”地玩上瘾了。只是在农忙季节或是我们兄妹们从城市返回老家了，再或者就是家里来了客人，父亲才是一天二天三天都不会进麻将场。看样子倒还是个自制的老头，并不像母亲说的那种“败家子”嘛！
　　2005年，父亲年近八十岁时，得知我们在北京分了房子，感觉我们确定把家安在了北京，遗憾中还是非常高兴。当我请父母来京转转时，没想到他们欣然同意了。这倒让我有点儿吃惊，后来想想也明白了，毕竟这些年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许多，村民的眼界开阔了，跟旅行团坐飞机逛北京的人越来越多，再说西安到北京，车票并不贵，谁还出不起这点儿钱？只是母亲心脏不好和有晕车等毛病，怕给我们增添麻烦，后来死活不愿来京。我们姐妹几人商议之后，大家各尽所能，出钱、出力、出人，一路开绿灯满足父亲的北京之游。也许到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人的视野会更加宽阔，蜗居山村的父亲对麻将的嗜好可能会多少有点儿改变吧。
　　抱着看女儿的心理，父亲特别高兴，并且从头到脚焕然一新，来时还带了四样小礼物，把旧时陕西关中乡绅走亲戚的礼节做到了极致。这倒让我有点儿不自在了，不得不还以主宾之礼，每天尽量做或买不同样的饭菜招待他们，虽然我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我也曾暗笑父亲的迂腐，哪有到自己女儿家还这么生分的啊。父亲来京时，正值伏天，楼前还在盖楼，面南的大房子简直睡不了人，好在父亲耳背，施工对他并没有影响，我们倒也心安起来。我们陪着父亲逛故宫、去毛主席纪念堂、游颐和园等，看看昔日皇帝的住所，因为父亲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人，对皇帝比较感性，想他看了以后，会有更深的感触吧。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父亲参观完毛主席纪念堂后，像见到毛主席真人一样激动得满面红光。
　　现在，步入中年的我，懂得了柴米油盐后，懂得了人情世故后，才深深地读懂了父亲的一生，才深深地懂得了什么是勤劳善良、什么是德高望重。依稀中，我又看见了父亲的身影：一位清瘦的高个子老头，正在费力地推着一辆自行车，车子后座绑着两个沉甸甸的大筐，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铺满积雪的道路，吃力地行走着，慢慢地消失在茫茫的大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