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是吃着娘捂的豆瓣酱长大的，那种味道是娘独特的味道。
　　小的时候，娘每年都会在秋天豆子成熟时节，去附近的农村捡拾豆子。然后放起来留待第二年的五黄六月天给我们捂豆酱吃。娘会在西红柿下来时，买许多便宜的西红柿下豆瓣酱，最奢侈的是买几个便宜的西瓜下西瓜豆瓣酱。那时，娘总爱在暮色四合时站在街口等卖西瓜的人最后降价。然后买一些小瓜蛋蛋，抑或被人退回来的生瓜。第二天她会派爹跑到附近的农村采摘一些桑叶或者梅豆的叶子。把叶子一片片用清水洗净，控干水分后在阴凉处晾着。在一张干净的牛皮纸上先撒上一层白面粉，然后将煮好的黄豆均匀地摊在上面，下手把面粉裹匀，放到她里间屋里的方桌上，在上面先盖一层桑叶，再盖一层小棉被。四五天就会长出绿毛毛来，这时屋子里就会弥漫出一种浓浓的霉味，娘就把小被子、桑叶撤掉，把豆瓣转移到大锅排上自然风干。最后再把绿毛毛用手掰开，一颗颗胖胖的黄豆就像身怀六甲的孕妇一样充满了喜气。娘就开始往备好的瓮里下，最后再放入西红柿或西瓜，里边放盐、花椒、大料，偶尔还会放一些花生粒。最后娘用干净的白布将瓮口密封严实，再盖上盖子。西瓜豆瓣酱和西红柿豆瓣酱是不能放在一起捂的，那样会串味。一般娘喜欢放在煤火边上温，天气好、日头毒的时候也会放在当院里让太阳照晒。但夏天雨水多，豆瓣酱最忌淋雨，一旦瓮里进了雨水，一瓮上好的豆瓣酱就彻底毁了。
　　生过孩子后，我依然爱吃娘做的豆瓣酱。每每领儿子回娘家，娘就会在煤火边提前给我炕像锅巴一样的酱饼，又焦、又咸、又香。每次只需咬一点点，就满口酱香了。儿子一进屋就能闻见那种霉味，他说是脚臭味，他往往会皱眉苦脸，捏着鼻子拒绝吃。我便笑他不懂。我们小时候吃饭，用筷子夹一点点豆瓣酱，放在糊涂里可以喝下一大碗的糊涂。娘为了让我们能多吃饭，让我们长高、长胖，她会变着花样给我们烙烙馍吃，烙馍蘸酱、蒸馍蘸酱、糊涂蘸酱、甜面叶蘸酱都很好吃。那时生活清苦，豆瓣酱为我们的粗茶淡饭增加了许多美味。
　　本以为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能天长地久，本以为能永远享受到娘的这种美味。然而，突然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刹那，冰冷的铁门在我身后戛然落下，娘温暖的目光没了，我们像断了翅膀的小鹰一下子失去了依靠。娘生病了，而且是绝症。娘在医院经受化疗、放疗的痛苦，她曾大把大把地吞食黑色的藥粒。以致她的舌头到喉咙部都浸染成黑色。但依然没能挽救住她的生命。娘许是猜测到时日不多了，她在化疗第二个疗程后回家，就开始给我们做豆瓣酱，她依然精心地做，捂好后给我们姊妹五个每人分了一饭盒，让我们带回各自的小家吃。娘特意多给了我一份，让我留着慢慢吃。我的泪水像海潮似的溢出了眼眶，随便说了一句，娘啊，这以后该咋弄啊，没豆瓣酱我吃不下饭啊！在最冷的冬至到来的前一天，我骨瘦如柴的娘走了。
　　娘走之后，我的日子就很惨淡了。我一直想念娘，想念她的豆瓣酱，那一年我的体重迅速下降，由120斤跌至96斤。爱人心疼我，曾去超市里买豆瓣酱，但超市里的豆瓣酱没有黄豆，即便有也是少得可怜，不耐嚼，不好吃，不像娘做的那样有风骨。爱人也曾去问会做豆瓣酱的同事索要过，但拿回家的味道还是不一样。有一天在我们家附近的月季农贸市场里，我突然发现有一家“杨大娘腌菜”，她做的豆瓣酱和我娘做的很像，重要的是她的摊位上写着“杨大娘腌菜”里边有个娘字，我总以为肯定是我娘在冥冥之中还关爱着我，特意派她给我送豆瓣酱来了，就开始买她的豆瓣酱吃，但依然不是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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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