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一个天大的“农”字，成了绕不开的难题。“三农”问题是关系中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头等大事。在20世纪80年代，农民和农业曾经引领制度创新、改革之先，农村社会生活一度欣欣向荣。但是进入90年代后，农村和农业在体制改革上不仅没有大的突破，反而因为旧体制的延续以致成了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发展的桎梏，在农业生产力、农民收入的提高停滞不前的同时，农村的社会危机开始浮现，而危机的背后实际上就是社会公正的缺失和社会排斥。
　　主要社会群体的总体弱势化是当前三农问题呈现的新特点。首先，农村有日益贫困化的趋势。虽然经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90年代初的8000万下降到90年代末的3000万(按人年均收入625元计)，但是还有约2000万人处在温饱线的边缘，若按照联合国人均每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线计算(相当于农村年人均收入的水平)，贫困人口则更多。而且，农村的相对贫困人口在90年代迅速增加，成为目前农村贫困化的主要问题。其次，农村的生存状况恶化。一方面，由于农村县乡财政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不协调，9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县、乡两级地方政府出现普遍的财政危机，并最终转嫁为各种税、费、摊派的农民负担，结果不仅造成农村的进一步贫困化，而且导致统治形态趋于暴力化，农民实际日常生存条件恶化。也正因为此，基层干部队伍出现债权人化，日益异化基层政府的性质和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导致干群关系恶化。同时因农民缺乏自身的基层组织和政治代表，在农民个体与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有意义的缓冲，他们原本已很有限的合法权益也因此根本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尤其在贫困地区，农村正常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影响，村级自治基本上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因现有的土地制度难以继续支撑农业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风险水平上升，自我保障能力下降。这等于强迫农民仅仅依赖人均有限的土地，在承担种植成本、口粮和各种税费摊派后，还要内部化所有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和生命风险。因为危机的加剧，农民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农村出现的悲剧性个案越来越多。第三，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产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农民生产生活艰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已经成为历史。加上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增产不增收，不少农村面临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压力。第四，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正是上述问题的长期存在和得不到有效解决，使得作为共产党执政基础的主要社会群体日益弱势化，成为我国当前最大的社会不公正。而这种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和社会公正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作为我国主要社会群体的农民日益被排斥出正常的社会政治系统和主流社会系统之外这一总体趋势。
　　社会排斥简单定义为由于社会公正失衡导致的个人、团体和地方由于国家、企业(市场)和利益团体等施动者的作用而被全部或部分排斥出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家庭和社会关系系统、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福利制度的过程。社会公正与社会排斥作为一个有力的概念分析工具，可以描述弱势群体所遭受的多重不利境遇，提示出将他们排斥出社会的推动者和施动者以及其中的机制和过程。这样也就能更好地说明社会公正失衡与其导致的社会公正问题的关系。我国的社会公正问题导致的社会排斥主要表现在：
　　第一，公正失衡导致了对弱势群体的经济排斥，即个人、家庭和贫困地区或社会未能有效参与生产、交换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排斥把农民排斥出正常的劳动力市场(进城务工限制、户籍壁垒等)、收入贫穷和消费市场之外。劳动力市场排斥指两种情况：失业或排斥出劳动力市场及劳动力市场内部排斥。鲍格姆将人们的就业状况由失业／就业二分法扩展为五分法：没有风险的固定工作(两年内没有失去工作的风险)、有风险的固定工作(两年内有失去工作的风险)、不固定的工作、短期失业(不超过两年)和长期失业(超过两年)。也就是说，不稳定的就业状况也和失业一样会导致人们被社会排斥，排斥的可能性随着就业不稳定性的上升而增大。阿特金森也指出，从事不稳定的或缺少职业培训和保护的边缘工作的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失业或被排斥于劳动力市场之外，但可以说是遭受了劳动力市场的内部排斥，而这种排斥同样可以引发其他维度的社会排斥。收入贫穷是指个人或家庭的收入低于贫困线。消费市场排斥指两种情况：一是个人和家庭买不起或因经济拮据而限制使用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由于贫困和购买力低使得弱势人群无法享受到基本的社会消费，他们就成为所谓的“被排斥的消费者”——排斥于社会主流的消费方式之外。经济排斥理论可以解释我国当前经济领域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分配不公和弱势群体等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更反映出农民群体和其他弱势群体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城市里的“三无农民”就是被排斥出了城市社会系统又被排斥出农村社会系统的一群。
　　第二，公正失衡把弱势群体排斥出正常的政治生活，即个人和团体被排斥出政治决策过程，这些个人和团体缺乏权力、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声音。政治排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个人和团体因为没有政治权利而遭受排斥。但政治排斥不仅涉及到是否拥有政治权利，而且还要看在法律上拥有政治权利的人们是否能在现实中运用它们。第二类是指拥有政治权利的个人未参与政治活动。政治排斥的指标主要包括：未参加选举，以及未参加政党、工会和社区性组织等。列宁说“文盲是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弱势人群缺乏经济能力和政治参与能力，也缺乏政治利益表达的正常渠道，因而所谓的政治权利对他们而言没有实际意义，也就被排斥出了正常的政治生活系统。
　　第三，公正失衡导致对弱势人群的社会关系排斥，即个人被排斥出家庭和社会关系。豪斯等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社会关系。首先是社会关系存在的量的方面，包括交往的人数多少、交往的频率如何。其次是社会关系的结构方面，主要指社会网络的密度、同构型、多样性或分布。第三是社会关系的质的方面，即社会关系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如何。依据以上框架，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交往人数和频率下降，社会网络分割和社会支持减弱。这就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当前弱势群体在社会资源和社会交往能力的不公正，及其获得社会支持机会的不公境遇。
　　第四，公正失衡将弱势人群排斥出正常的文化知识系统，包 括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文化知识排斥还应指处于少数的个人和团体不能享有他们的文化权利，即保有自身的传统、仪式、宗教信仰和语言等。所以，完整的文化排斥概念应该包含上述两层含义。以少数民族为例，当他们不能保留自身文化传统时，他们就遭受了文化排斥；当他们希望以多数人的生活方式生活而又没有这种可能性时，他们同样遭受了文化排斥。正是因为弱势群体失去根据社会认可的和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生活发展方向及价值观模式而生活的可能性，那么即使给予相应的文化权利，他们也无法正常地参与到主流文化知识系统中来。
　　第五，公正失衡也将弱势群体排斥在各种制度之外，包括不具有公民资格而无法享有社会权利，即便具有公民资格也被排斥出某些国家福利制度(包括社会求助制度)而无法获得公正的国民待遇。此外制度排斥还包括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保险制度只能保障失业者在一定时期内有基本保障，长期失业者将被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而从未工作过或缴纳过社会保险金的人也同样会被排斥出社会保险制度之外。这种情况一样在中国非常普遍。制度公正是保证社会各个领域的起点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底线，如果将主要社会群体排斥出了制度公正的视野，这至少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底线出现了裂缝。
　　社会公正失衡造成的社会排斥及其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除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外，还会造成利益受损者处于多重的社会弱势之中，如导致社会贫穷、社会对抗与排斥的“马太效应”，甚至由于社会公正失衡直接排斥了弱势阶层进入正常的消费市场、导致家庭关系紧张、社会网络分割，并被排斥出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之外，由于长期的社会公正失衡和社会排斥甚至可能导致社会人为的与制度性的社会裂缝，从而形成不同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与政治认同，对主流价值观构成挑战。其后果就是破坏了政治合法性基础，造成了政治合法性认同的严重流失，严重削弱了共产党执政的功能及其有效性。也正是社会公正的缺失，成为了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对当前我们执政党提出了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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