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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0年5月，我在深圳龙岗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推销员工作，月薪2000元，且包吃住，真像天上掉下了馅饼。
这是一家经营不锈钢标准件的台资公司。我的工作就是向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大小零售商推销商品，签定合同，然后送货上门，而货款回收则须台湾老总赵振雄亲自出马。
初到大陆，赵振雄对内地存有极大的偏见，每收到一笔款子，就迅速兑换成台币，然后汇回台湾。到了年底，公司在珠三角已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点，产品经常脱销，赵振雄的事务繁忙，也渐渐放手让我们收一些金额不大的款子。
2001年春节前，一位广州客户因急着回家过年，就把一笔货款交由我带回公司。那位客户将钱点清后，用牛皮纸一层层地裹紧，然后用麻钱扎成十字，“咚”地扔到我面前。
8捆人民币呀，我的呼吸立即变得急促起来。当我提上装有这笔“巨款”的塑料袋时，心都快蹦出来啦。走进一家饭馆，我吃完一份煲仔饭，心跳才算恢复正常。
从小长大，我只见过一次大钱——8000元，那是父亲送我上自费大学时，一次性地交给校方的学费，当时我用手摸了一下，暗暗发誓：我将来一定要把它挣回来。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原以为苦尽甘来，但工作半年挣到的钱别说给父亲看病，连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要考虑好半天，相恋三年的女友也因为我穷最后决绝地离开了我。
要是有了手中这笔钱，我得先把父亲的病彻底治好。剩下的钱，再赞助妹妹考上大学。我甚至还要衣着光鲜地去找前女友示威，从前被她踢飞的“穷光蛋”衣锦还乡了！
我的心乱七八糟的，我甚至想，乘哪一路公交车，去哪一个车站，然后，离开这个乱糟糟的城市。
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可笑：区区几万块钱算不了什么，以公司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保不准两年内，我就能赚到这笔钱。
回到公司，赵振雄正指挥几个业务卸车。他从我手里夺过款子，然后从中抽出了2000元钱，交给一旁的货柜车司机。
次日一大早，赵振雄就咚咚擂我卧室的门：“你带的钱有一半是假的！刚才货柜车司机打来了电话，说付给他的2000元运费全是假币！你搞了什么鬼？”他气急败坏道。
原来，他怀疑我在货款里掺了假！我顿时紧张起来。赵振雄一共验出了260张没有荧光的“假币”，清一色80版，然后，他提款去了银行。从银行回来后，他满脸堆笑地告诉我：“冤枉你了，小峰，80版的都没有荧光。看来是那个香港司机搞错了。”
回到宿舍，我的心里有说不尽屈辱，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2.
公司取得初步的成功，和总经理赵振雄的勤奋、务实、谨慎分不开的，但随着公司实力的壮大，他个人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
为了迅速抢占江浙沪市场，赵振雄提出了可以延期付款的策略，这一销售策略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司的形势一片大好。这时，他要做的应该是：收账，重新筛选客户，把那些没有实力且信誉糟糕的客户踢出局，防止出现商业欺诈行为。可虚假的胜利冲昏了赵振雄的大脑，使他过于低估大陆客户的智商，继续加大他的销售步伐。
半年后几笔金额不小的死账开始出现，甚至有的客户将店面易手，从此下落不明。
这样，他的性格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多疑、乖戾起来。有次，有个业务员迟到了，被体罚搬螺丝，从一楼爬到七楼，一口气往返10趟，没到第7趟，那人就累瘫了。赵振雄却标榜道，在台湾，所有的工厂都要施行这样的军事化管理。
尽管如此，5月30日的例行盘存，还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纰误：一圈价值9000元的线材不见了，赵振雄恼羞成怒。经过严密的分析、推理，他将最后的疑点锁定在会计和我身上。因为当月是由会计和我轮流带着新业务押货的。会计是一个娇小的女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她作案的可能性都最小。由于我“家底穷，朋友多”，就成了最大的嫌疑。
不久，公司出台了一项新规定：禁止外来人员上办公楼找人，否则给予开除处分。他对我的态度也冷淡起来，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都要拿眼睛偷偷观察我。
可我是清白的啊！被冤枉的滋味让我更加沉默寡言，我甚至有点后悔上次没带走那8万元货款离开这个蛮横的公司。
3.
2004年4月8日，就在我提出辞呈的前一天，北京分公司告急：要求赵总近日抵达，商讨销售方案。下午5点，温州恒和的陈先生带着货单，要求连夜走货。理完货物，已是深夜，赵总匆匆签完单子，一反常态地对我讲：“这次就由你辛苦一趟，跟车回来后，你就可以领工资，离职了。”说完，他就搭的去了机场。
一路上，精明的陈先生吞吞吐吐，弄得我半天也摸不到头脑。无意间，我瞥了一下发票，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当当的一车货物，发票金额居然只有4万元！
对着货单，我用计算器仔细算了一遍，蹦出来的数字，再次让我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40万！一共核对了七遍，计算器上仍然是40万。我的心立即像跑操似地咚咚直跳。
40万呀！在匆忙中，赵振雄那计算机一样精确的大脑出现了短路，他少圈了一个零，一笔圈掉了36万！他用那只权威的右手，批示道：审核无误！准！
“这事天知地知，咱俩对半分。”温州人一把抓住我的手，急切地说。见我没说话，他诱导道：“你只要把货单销毁了，我就分你18万；你提款走人，这事只当没有发生！法律重证据，单凭一张发票，赵振雄奈何不了咱们！”见我仍然没有吱声，他压低声音道：“老弟，别死脑子了，明天早晨，我就等你一句话！”
18万元！我得苦干多少年啊。它一旦归我所有，且投资得当，说不定我也可以当老板，让别人给我打工。18万寄回家里，我就能偿还父母养育我的恩情。想起父母，我才忽然冷静下来，小时候父亲就教导我，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能要，否则将会后患无穷。18万元我就将自己卖了吗？这几年跟着台湾人做生意，我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眼界和心胸大大开阔了，我想凭我的能力此生一定不会只值这18万元。况且台湾人赵振雄一贯对我们大陆人存有偏见，要是他日后发现了，还不知道他会怎样诅咒大陆人呢。一想到赵振雄我就来气，你不总说我们大陆人坏吗？我偏要让你见识一个好人！
当夜，我拨通了赵振雄的手机。第二天一早，他就满头大汗地飞回公司，重新清点货单，修正了发票。几天后，赵振雄在一个文件夹里，还意外地找到了那圈线材的收条，原来是他忘记入账了。我背了许久的黑锅总算被卸了下来。
一周后，我跳槽进了日通国际物流公司做程序操作员。三个月不到，我就被日通提为货运总管。由于我的出色表现，现在我的年薪加提成早已超过了18万元。赵振雄的许多货运大都交给我代理，现在我们成了生意伙伴，他再也不当着我的面说大陆人的坏话了。
2000年5月，我在深圳龙岗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推销员工作，月薪2000元，且包吃住，真像天上掉下了馅饼。
这是一家经营不锈钢标准件的台资公司。我的工作就是向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大小零售商推销商品，签定合同，然后送货上门，而货款回收则须台湾老总赵振雄亲自出马。
初到大陆，赵振雄对内地存有极大的偏见，每收到一笔款子，就迅速兑换成台币，然后汇回台湾。到了年底，公司在珠三角已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点，产品经常脱销，赵振雄的事务繁忙，也渐渐放手让我们收一些金额不大的款子。
2001年春节前，一位广州客户因急着回家过年，就把一笔货款交由我带回公司。那位客户将钱点清后，用牛皮纸一层层地裹紧，然后用麻钱扎成十字，“咚”地扔到我面前。
8捆人民币呀，我的呼吸立即变得急促起来。当我提上装有这笔“巨款”的塑料袋时，心都快蹦出来啦。走进一家饭馆，我吃完一份煲仔饭，心跳才算恢复正常。
从小长大，我只见过一次大钱——8000元，那是父亲送我上自费大学时，一次性地交给校方的学费，当时我用手摸了一下，暗暗发誓：我将来一定要把它挣回来。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原以为苦尽甘来，但工作半年挣到的钱别说给父亲看病，连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要考虑好半天，相恋三年的女友也因为我穷最后决绝地离开了我。
要是有了手中这笔钱，我得先把父亲的病彻底治好。剩下的钱，再赞助妹妹考上大学。我甚至还要衣着光鲜地去找前女友示威，从前被她踢飞的“穷光蛋”衣锦还乡了！
我的心乱七八糟的，我甚至想，乘哪一路公交车，去哪一个车站，然后，离开这个乱糟糟的城市。
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可笑：区区几万块钱算不了什么，以公司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保不准两年内，我就能赚到这笔钱。
回到公司，赵振雄正指挥几个业务卸车。他从我手里夺过款子，然后从中抽出了2000元钱，交给一旁的货柜车司机。
次日一大早，赵振雄就咚咚擂我卧室的门：“你带的钱有一半是假的！刚才货柜车司机打来了电话，说付给他的2000元运费全是假币！你搞了什么鬼？”他气急败坏道。
原来，他怀疑我在货款里掺了假！我顿时紧张起来。赵振雄一共验出了260张没有荧光的“假币”，清一色80版，然后，他提款去了银行。从银行回来后，他满脸堆笑地告诉我：“冤枉你了，小峰，80版的都没有荧光。看来是那个香港司机搞错了。”
回到宿舍，我的心里有说不尽屈辱，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2.
公司取得初步的成功，和总经理赵振雄的勤奋、务实、谨慎分不开的，但随着公司实力的壮大，他个人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
为了迅速抢占江浙沪市场，赵振雄提出了可以延期付款的策略，这一销售策略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司的形势一片大好。这时，他要做的应该是：收账，重新筛选客户，把那些没有实力且信誉糟糕的客户踢出局，防止出现商业欺诈行为。可虚假的胜利冲昏了赵振雄的大脑，使他过于低估大陆客户的智商，继续加大他的销售步伐。
半年后几笔金额不小的死账开始出现，甚至有的客户将店面易手，从此下落不明。
这样，他的性格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多疑、乖戾起来。有次，有个业务员迟到了，被体罚搬螺丝，从一楼爬到七楼，一口气往返10趟，没到第7趟，那人就累瘫了。赵振雄却标榜道，在台湾，所有的工厂都要施行这样的军事化管理。
尽管如此，5月30日的例行盘存，还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纰误：一圈价值9000元的线材不见了，赵振雄恼羞成怒。经过严密的分析、推理，他将最后的疑点锁定在会计和我身上。因为当月是由会计和我轮流带着新业务押货的。会计是一个娇小的女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她作案的可能性都最小。由于我“家底穷，朋友多”，就成了最大的嫌疑。
不久，公司出台了一项新规定：禁止外来人员上办公楼找人，否则给予开除处分。他对我的态度也冷淡起来，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都要拿眼睛偷偷观察我。
可我是清白的啊！被冤枉的滋味让我更加沉默寡言，我甚至有点后悔上次没带走那8万元货款离开这个蛮横的公司。
3.
2004年4月8日，就在我提出辞呈的前一天，北京分公司告急：要求赵总近日抵达，商讨销售方案。下午5点，温州恒和的陈先生带着货单，要求连夜走货。理完货物，已是深夜，赵总匆匆签完单子，一反常态地对我讲：“这次就由你辛苦一趟，跟车回来后，你就可以领工资，离职了。”说完，他就搭的去了机场。
一路上，精明的陈先生吞吞吐吐，弄得我半天也摸不到头脑。无意间，我瞥了一下发票，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当当的一车货物，发票金额居然只有4万元！
对着货单，我用计算器仔细算了一遍，蹦出来的数字，再次让我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40万！一共核对了七遍，计算器上仍然是40万。我的心立即像跑操似地咚咚直跳。
40万呀！在匆忙中，赵振雄那计算机一样精确的大脑出现了短路，他少圈了一个零，一笔圈掉了36万！他用那只权威的右手，批示道：审核无误！准！
“这事天知地知，咱俩对半分。”温州人一把抓住我的手，急切地说。见我没说话，他诱导道：“你只要把货单销毁了，我就分你18万；你提款走人，这事只当没有发生！法律重证据，单凭一张发票，赵振雄奈何不了咱们！”见我仍然没有吱声，他压低声音道：“老弟，别死脑子了，明天早晨，我就等你一句话！”
18万元！我得苦干多少年啊。它一旦归我所有，且投资得当，说不定我也可以当老板，让别人给我打工。18万寄回家里，我就能偿还父母养育我的恩情。想起父母，我才忽然冷静下来，小时候父亲就教导我，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能要，否则将会后患无穷。18万元我就将自己卖了吗？这几年跟着台湾人做生意，我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眼界和心胸大大开阔了，我想凭我的能力此生一定不会只值这18万元。况且台湾人赵振雄一贯对我们大陆人存有偏见，要是他日后发现了，还不知道他会怎样诅咒大陆人呢。一想到赵振雄我就来气，你不总说我们大陆人坏吗？我偏要让你见识一个好人！
当夜，我拨通了赵振雄的手机。第二天一早，他就满头大汗地飞回公司，重新清点货单，修正了发票。几天后，赵振雄在一个文件夹里，还意外地找到了那圈线材的收条，原来是他忘记入账了。我背了许久的黑锅总算被卸了下来。
一周后，我跳槽进了日通国际物流公司做程序操作员。三个月不到，我就被日通提为货运总管。由于我的出色表现，现在我的年薪加提成早已超过了18万元。赵振雄的许多货运大都交给我代理，现在我们成了生意伙伴，他再也不当着我的面说大陆人的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