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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0年5月,我在深圳龙岗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推销员工作,月薪2000元,且包吃住,真像天上掉下了馅饼。
这是一家经营不锈钢标准件的台资公司。我的工作就是向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大小零售商推销商品,签定合同,然后送货上门,而货款回收则须台湾老总赵振雄亲自出马。
初到大陆,赵振雄对内地存有极大的偏见,每收到一笔款子,就迅速兑换成台币,然后汇回台湾。到了年底,公司在珠三角已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点,产品经常脱销,赵振雄的事务繁忙,也渐渐放手让我们收一些金额不大的款子。
2001年春节前,一位广州客户因急着回家过年,就把一笔货款交由我带回公司。那位客户将钱点清后,用牛皮纸一层层地裹紧,然后用麻钱扎成十字,“咚”地扔到我面前。
8捆人民币呀,我的呼吸立即变得急促起来。当我提上装有这笔“巨款”的塑料袋时,心都快蹦出来啦。走进一家饭馆,我吃完一份煲仔饭,心跳才算恢复正常。
从小长大,我只见过一次大钱——8000元,那是父亲送我上自费大学时,一次性地交给校方的学费,当时我用手摸了一下,暗暗发誓:我将来一定要把它挣回来。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原以为苦尽甘来,但工作半年挣到的钱别说给父亲看病,连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要考虑好半天,相恋三年的女友也因为我穷最后决绝地离开了我。
要是有了手中这笔钱,我得先把父亲的病彻底治好。剩下的钱,再赞助妹妹考上大学。我甚至还要衣着光鲜地去找前女友示威,从前被她踢飞的“穷光蛋”衣锦还乡了!
我的心乱七八糟的,我甚至想,乘哪一路公交车,去哪一个车站,然后,离开这个乱糟糟的城市。
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可笑:区区几万块钱算不了什么,以公司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保不准两年内,我就能赚到这笔钱。
回到公司,赵振雄正指挥几个业务卸车。他从我手里夺过款子,然后从中抽出了2000元钱,交给一旁的货柜车司机。
次日一大早,赵振雄就咚咚擂我卧室的门:“你带的钱有一半是假的!刚才货柜车司机打来了电话,说付给他的2000元运费全是假币!你搞了什么鬼?”他气急败坏道。
原来,他怀疑我在货款里掺了假!我顿时紧张起来。赵振雄一共验出了260张没有荧光的“假币”,清一色80版,然后,他提款去了银行。从银行回来后,他满脸堆笑地告诉我:“冤枉你了,小峰,80版的都没有荧光。看来是那个香港司机搞错了。”
回到宿舍,我的心里有说不尽屈辱,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2.
公司取得初步的成功,和总经理赵振雄的勤奋、务实、谨慎分不开的,但随着公司实力的壮大,他个人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
为了迅速抢占江浙沪市场,赵振雄提出了可以延期付款的策略,这一销售策略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司的形势一片大好。这时,他要做的应该是:收账,重新筛选客户,把那些没有实力且信誉糟糕的客户踢出局,防止出现商业欺诈行为。可虚假的胜利冲昏了赵振雄的大脑,使他过于低估大陆客户的智商,继续加大他的销售步伐。
半年后几笔金额不小的死账开始出现,甚至有的客户将店面易手,从此下落不明。
这样,他的性格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多疑、乖戾起来。有次,有个业务员迟到了,被体罚搬螺丝,从一楼爬到七楼,一口气往返10趟,没到第7趟,那人就累瘫了。赵振雄却标榜道,在台湾,所有的工厂都要施行这样的军事化管理。
尽管如此,5月30日的例行盘存,还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纰误:一圈价值9000元的线材不见了,赵振雄恼羞成怒。经过严密的分析、推理,他将最后的疑点锁定在会计和我身上。因为当月是由会计和我轮流带着新业务押货的。会计是一个娇小的女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她作案的可能性都最小。由于我“家底穷,朋友多”,就成了最大的嫌疑。
不久,公司出台了一项新规定:禁止外来人员上办公楼找人,否则给予开除处分。他对我的态度也冷淡起来,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都要拿眼睛偷偷观察我。
可我是清白的啊!被冤枉的滋味让我更加沉默寡言,我甚至有点后悔上次没带走那8万元货款离开这个蛮横的公司。
3.
2004年4月8日,就在我提出辞呈的前一天,北京分公司告急:要求赵总近日抵达,商讨销售方案。下午5点,温州恒和的陈先生带着货单,要求连夜走货。理完货物,已是深夜,赵总匆匆签完单子,一反常态地对我讲:“这次就由你辛苦一趟,跟车回来后,你就可以领工资,离职了。”说完,他就搭的去了机场。
一路上,精明的陈先生吞吞吐吐,弄得我半天也摸不到头脑。无意间,我瞥了一下发票,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当当的一车货物,发票金额居然只有4万元!
对着货单,我用计算器仔细算了一遍,蹦出来的数字,再次让我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40万!一共核对了七遍,计算器上仍然是40万。我的心立即像跑操似地咚咚直跳。
40万呀!在匆忙中,赵振雄那计算机一样精确的大脑出现了短路,他少圈了一个零,一笔圈掉了36万!他用那只权威的右手,批示道:审核无误!准!
“这事天知地知,咱俩对半分。”温州人一把抓住我的手,急切地说。见我没说话,他诱导道:“你只要把货单销毁了,我就分你18万;你提款走人,这事只当没有发生!法律重证据,单凭一张发票,赵振雄奈何不了咱们!”见我仍然没有吱声,他压低声音道:“老弟,别死脑子了,明天早晨,我就等你一句话!”
18万元!我得苦干多少年啊。它一旦归我所有,且投资得当,说不定我也可以当老板,让别人给我打工。18万寄回家里,我就能偿还父母养育我的恩情。想起父母,我才忽然冷静下来,小时候父亲就教导我,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能要,否则将会后患无穷。18万元我就将自己卖了吗?这几年跟着台湾人做生意,我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眼界和心胸大大开阔了,我想凭我的能力此生一定不会只值这18万元。况且台湾人赵振雄一贯对我们大陆人存有偏见,要是他日后发现了,还不知道他会怎样诅咒大陆人呢。一想到赵振雄我就来气,你不总说我们大陆人坏吗?我偏要让你见识一个好人!
当夜,我拨通了赵振雄的手机。第二天一早,他就满头大汗地飞回公司,重新清点货单,修正了发票。几天后,赵振雄在一个文件夹里,还意外地找到了那圈线材的收条,原来是他忘记入账了。我背了许久的黑锅总算被卸了下来。
一周后,我跳槽进了日通国际物流公司做程序操作员。三个月不到,我就被日通提为货运总管。由于我的出色表现,现在我的年薪加提成早已超过了18万元。赵振雄的许多货运大都交给我代理,现在我们成了生意伙伴,他再也不当着我的面说大陆人的坏话了。
2000年5月,我在深圳龙岗区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推销员工作,月薪2000元,且包吃住,真像天上掉下了馅饼。
这是一家经营不锈钢标准件的台资公司。我的工作就是向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各大小零售商推销商品,签定合同,然后送货上门,而货款回收则须台湾老总赵振雄亲自出马。
初到大陆,赵振雄对内地存有极大的偏见,每收到一笔款子,就迅速兑换成台币,然后汇回台湾。到了年底,公司在珠三角已建立了稳固的销售网点,产品经常脱销,赵振雄的事务繁忙,也渐渐放手让我们收一些金额不大的款子。
2001年春节前,一位广州客户因急着回家过年,就把一笔货款交由我带回公司。那位客户将钱点清后,用牛皮纸一层层地裹紧,然后用麻钱扎成十字,“咚”地扔到我面前。
8捆人民币呀,我的呼吸立即变得急促起来。当我提上装有这笔“巨款”的塑料袋时,心都快蹦出来啦。走进一家饭馆,我吃完一份煲仔饭,心跳才算恢复正常。
从小长大,我只见过一次大钱——8000元,那是父亲送我上自费大学时,一次性地交给校方的学费,当时我用手摸了一下,暗暗发誓:我将来一定要把它挣回来。
大学毕业后,我到了省丝绸进出口公司。原以为苦尽甘来,但工作半年挣到的钱别说给父亲看病,连买一件像样的衣服,都要考虑好半天,相恋三年的女友也因为我穷最后决绝地离开了我。
要是有了手中这笔钱,我得先把父亲的病彻底治好。剩下的钱,再赞助妹妹考上大学。我甚至还要衣着光鲜地去找前女友示威,从前被她踢飞的“穷光蛋”衣锦还乡了!
我的心乱七八糟的,我甚至想,乘哪一路公交车,去哪一个车站,然后,离开这个乱糟糟的城市。
走在热闹的大街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想法非常可笑:区区几万块钱算不了什么,以公司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保不准两年内,我就能赚到这笔钱。
回到公司,赵振雄正指挥几个业务卸车。他从我手里夺过款子,然后从中抽出了2000元钱,交给一旁的货柜车司机。
次日一大早,赵振雄就咚咚擂我卧室的门:“你带的钱有一半是假的!刚才货柜车司机打来了电话,说付给他的2000元运费全是假币!你搞了什么鬼?”他气急败坏道。
原来,他怀疑我在货款里掺了假!我顿时紧张起来。赵振雄一共验出了260张没有荧光的“假币”,清一色80版,然后,他提款去了银行。从银行回来后,他满脸堆笑地告诉我:“冤枉你了,小峰,80版的都没有荧光。看来是那个香港司机搞错了。”
回到宿舍,我的心里有说不尽屈辱,心情低落到了极点。
2.
公司取得初步的成功,和总经理赵振雄的勤奋、务实、谨慎分不开的,但随着公司实力的壮大,他个人的虚荣心大大地膨胀。
为了迅速抢占江浙沪市场,赵振雄提出了可以延期付款的策略,这一销售策略的效果立竿见影,公司的形势一片大好。这时,他要做的应该是:收账,重新筛选客户,把那些没有实力且信誉糟糕的客户踢出局,防止出现商业欺诈行为。可虚假的胜利冲昏了赵振雄的大脑,使他过于低估大陆客户的智商,继续加大他的销售步伐。
半年后几笔金额不小的死账开始出现,甚至有的客户将店面易手,从此下落不明。
这样,他的性格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多疑、乖戾起来。有次,有个业务员迟到了,被体罚搬螺丝,从一楼爬到七楼,一口气往返10趟,没到第7趟,那人就累瘫了。赵振雄却标榜道,在台湾,所有的工厂都要施行这样的军事化管理。
尽管如此,5月30日的例行盘存,还是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纰误:一圈价值9000元的线材不见了,赵振雄恼羞成怒。经过严密的分析、推理,他将最后的疑点锁定在会计和我身上。因为当月是由会计和我轮流带着新业务押货的。会计是一个娇小的女孩,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她作案的可能性都最小。由于我“家底穷,朋友多”,就成了最大的嫌疑。
不久,公司出台了一项新规定:禁止外来人员上办公楼找人,否则给予开除处分。他对我的态度也冷淡起来,每次从我身边走过时,都要拿眼睛偷偷观察我。
可我是清白的啊!被冤枉的滋味让我更加沉默寡言,我甚至有点后悔上次没带走那8万元货款离开这个蛮横的公司。
3.
2004年4月8日,就在我提出辞呈的前一天,北京分公司告急:要求赵总近日抵达,商讨销售方案。下午5点,温州恒和的陈先生带着货单,要求连夜走货。理完货物,已是深夜,赵总匆匆签完单子,一反常态地对我讲:“这次就由你辛苦一趟,跟车回来后,你就可以领工资,离职了。”说完,他就搭的去了机场。
一路上,精明的陈先生吞吞吐吐,弄得我半天也摸不到头脑。无意间,我瞥了一下发票,竟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当当的一车货物,发票金额居然只有4万元!
对着货单,我用计算器仔细算了一遍,蹦出来的数字,再次让我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40万!一共核对了七遍,计算器上仍然是40万。我的心立即像跑操似地咚咚直跳。
40万呀!在匆忙中,赵振雄那计算机一样精确的大脑出现了短路,他少圈了一个零,一笔圈掉了36万!他用那只权威的右手,批示道:审核无误!准!
“这事天知地知,咱俩对半分。”温州人一把抓住我的手,急切地说。见我没说话,他诱导道:“你只要把货单销毁了,我就分你18万;你提款走人,这事只当没有发生!法律重证据,单凭一张发票,赵振雄奈何不了咱们!”见我仍然没有吱声,他压低声音道:“老弟,别死脑子了,明天早晨,我就等你一句话!”
18万元!我得苦干多少年啊。它一旦归我所有,且投资得当,说不定我也可以当老板,让别人给我打工。18万寄回家里,我就能偿还父母养育我的恩情。想起父母,我才忽然冷静下来,小时候父亲就教导我,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是自己的东西千万不能要,否则将会后患无穷。18万元我就将自己卖了吗?这几年跟着台湾人做生意,我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眼界和心胸大大开阔了,我想凭我的能力此生一定不会只值这18万元。况且台湾人赵振雄一贯对我们大陆人存有偏见,要是他日后发现了,还不知道他会怎样诅咒大陆人呢。一想到赵振雄我就来气,你不总说我们大陆人坏吗?我偏要让你见识一个好人!
当夜,我拨通了赵振雄的手机。第二天一早,他就满头大汗地飞回公司,重新清点货单,修正了发票。几天后,赵振雄在一个文件夹里,还意外地找到了那圈线材的收条,原来是他忘记入账了。我背了许久的黑锅总算被卸了下来。
一周后,我跳槽进了日通国际物流公司做程序操作员。三个月不到,我就被日通提为货运总管。由于我的出色表现,现在我的年薪加提成早已超过了18万元。赵振雄的许多货运大都交给我代理,现在我们成了生意伙伴,他再也不当着我的面说大陆人的坏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