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媒体对浙江民营企业最集中的温州、台州等地调查发现：一方面，中小企业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大批倒闭，当地民营企业家普遍对制造业的前景表示忧虑；另一方面，年轻的“富二代”接班人对父辈当年赖以白手起家的打火机、服装和纽扣等“低端”产业毫无兴趣，转而大举进军炒房、炒股、民间放贷等暴利行业。一时间，“产业空心化”的话题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在中国其他地方，对产业空心化的担忧其实早已出现。2005年，随着人民币升值进程启动，加上劳动力价格和土地成本逐年上升，当时广东珠三角的东莞和深圳就曾出现过“空心化”的担心和预言。
　　按一般定义，“产业空心化”是指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由于本地资源不足导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于是将生产线逐次转移到资源丰富、成本低廉的欠发达地区，以重新获得竞争力。显然，如果真的出现了企业大量内迁，广东的情形是符合产业空心化传统定义的。尽管2010年富士通宣布将制造业重心从深圳搬迁到重庆、武汉、郑州等中西部地区的消息轰动一时，但事实证明，珠三角大规模产业外移的连锁反应随后并未出现。
　　不过，从一个长期视角来看，低端制造业从发达地区转向欠发达地区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规律。这种产业资本的国内跨地区转移，虽然短时间内对于原地区会带来一定的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冲击，但从整个国家的范围内来看，又能有效实现社会福利的增进。它不仅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实现后发赶超创造了可能，并且对推动原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优化布局也提供了“思变”的机遇。因此，当地政府与其千方百计去“挽留”工厂和机器，倒不如通过政策引导和扶持，鼓励企业在珠三角设立大型研发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或设立中国区总部。从长远来看，这种产业的梯次转移对于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将是双赢的。
　　而浙江的情况则更为复杂，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浙江的“产业空心化”与广东的“产业空心化”有着明显的不同。事实上，它更符合“产业资本虚拟化”的定义。目前，一些知名民营企业的资本配比格局已基本上形成了所谓的“三三制”，即主业、房地产、金融证券投资三分天下，并且后两块投资比例越来越高，进一步限制了对主业的投资。
　　在制造业比重降低的同时，这些生产线和管理团队并未成批向其他地区转移，而劳动力也无法获得新的工作机会。此外，大量产业资本流入股市、楼市、农产品期货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疯狂逐利，这一过程不过是在国内不同所有者之间实现财富的转移，并未创造出新的财富。对整个社会而言，这不仅使得中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企业家精神进一步锐减，催生了浓重的投机心态；更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然而，将板子只打在企业家的身上显然有失公允。产业资本虚拟化之所以形成，外部制度环境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方面，民间资本在一些行业的准入问题上仍面临诸多壁垒。2005年2月和2010年5月，国务院先后出台“非公36条”和“新36条”指导意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一切法律未禁止的领域。然而，“新36条”颁布一年来，民间资本依然难以突破一道道“玻璃门”，特别是在金融、铁路、能源和市政公共事业等领域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客观环境驱动了产业资本的过度虚拟化。例如，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歧视，房地产、资本市场和农产期货市场监管存在种种漏洞，是浙江产业资本异化为高利贷资本和投机炒作资本的制度温床。
　　对于前者，各地应加快出台并落实切实可行的民间投资综合性配套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地方政府应改变对于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歧视；而对于后者，则应效法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经验。例如，积极响应“新36条”中关于“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的规定，以此为契机，将民间金融资本纳入合法的轨道，发挥其积极作用，约束其盲目性和破坏性，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便利的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