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诗坛的首场大争论理所当然是由朦胧诗派引起的，之后，还产生过生活流诗、学院诗等等诗派的争论，但这其中影响更广泛些的则是“朦胧诗”“新边塞诗”（又称“西部诗”）的探讨了。后者虽然无法与朦胧诗派相比，但至少在文学史上有价值地存在过，而且也热闹过一阵子。关于杨牧、关于周涛、关于章德益、关于昌耀、林染、马丽华、肖川等等诗人，都被这样那样地赞美过、指责过，但总的来说，基本上都是分散的、零碎的，甚至更多是外在的、浮浅的。
沉寂了若干年后的今天，“新边塞诗”是否已被忘却？是否应该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忘却呢？不！我想是该从整体、内在上重新理论一番了！当然，我在这里选了杨牧、周涛、章德益这三位既真正在“西域”生活又最具有边塞诗特征（昌耀、马丽华更具高原诗特征）的诗人作批评对象。何况这三位诗人做人作诗所展示出的哲学美学特征，也大体上概括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意识的三原色：儒、道、儒道互补。
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诗歌作品来看，杨牧无疑更多地承继了儒家的“入世进取”思想，章德益吸收了道家的“避世隐遁”观念，周濤则介于中间，既儒道互补，又融进了侠义风骨。在生活中，杨牧是很能与时代的节拍和各种人相处相交的;章德益则始终坚守着独自蜗居的生活方式;周涛则有时出击，有时蛰居，与一些人来往密切繁多，与另一些人保持距离。这篇文章，我将从诗歌作品和诗人人生去评论他们的这种哲学美学思想特点，以及这方面的种种局限性。
这三位新边塞诗人，如今都已步入老年。一九八二年前后，他们几乎难分先后地冒出诗坛，数年之后，作品又都日渐丰厚。杨收代表性诗集有《复活的海》《边魂》，周涛则有《神山》《野马群》等，章德益为《生命》《戈壁石》……这位大漠居土的诗每一首都是诗，却难以找出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杨牧和周涛都不乏不像诗的作品，力作却相对显眼。前者早期为《我是青年》，近期是系列十五行组诗《边魂》;后者先有《对衰老的回答》《野马群》，后又抛出了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
从他们的诗歌作品来看，其所蕴含的美学趣味很不相同。杨牧是情意美，章徳益是境象美，周涛是性格美（或称“风骨美”）。具体地说，杨牧仰天歌吟，其诗明显地长于自我抒情，展示胸怀抱负;章德益则闭目冥想，忘却自我和社会，进入宇宙天地，通过丰富的想象来造“象”显“境”;周涛呢，不扬不俯，不即不离，立于方寸之地，不紧不慢且平等地与外界抗争性地对话。于是，诗的境象和自我情意在兼纳中消失了，凝成一种活生生的性格：血性汉子;狂傲铮铮。周涛诗之所以特别散文化，其原因就在于其人生态度的自由性和叙述方式的多样性，哪家哪派都吸收，但都不愿过分突出它。
这种美学特征的明显差异，主要是其创作主体的不同造成的。其创作主体更多地在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差异，也就是其哲学意识的区别。在我看来，杨老大（注：从年龄上称）是儒家情意，章老小是道家意识，周老二是儒道合成外加侠义意识的风格。
请先欣赏他们代表性的诗句：
“我不是醉汉，我不愿在白日说梦/我不是……/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 /我是骨——骨中有钙！/我是汗——汗中有盐！
（杨牧《我是青年》）
“在这里，人的幻想才能无限升腾/让它借一缕炊烟拴在圆天上面;/那圆天，张开撑圆了蔚蓝的降落伞，/载幻想飘过空间与时间/飘过多少年代啊多少年，/才能降到人类追求的终点？”
（章德益《人生需要这么个空间》）
“我愿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金。/即使我老了，我也是骄傲的：/ 瞧吧，这オ是真正好汉的一生！”
（周涛《对衰老的回答》）
在诗歌艺术价值上，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事实上，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己。
可以说，饱经风霜的杨牧对社会的敏感性不仅仅在这边塞三诗人中是“三人行”的“师”，而且在全国诗坛也是较强烈的。他的“进取人生”的意识，促使他关注社会时代属性和人生情意。宏观上的敏感赐予了他《我是青年》《长跑者》《站起来，大伯》和诗剧《在历史的法庭上》等力作。正因为其直抒胸臆中隐含了诗人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应和了时代的脚步，因而他的诗曾产生过的社会轰动效应明显超过周章二人。周涛所勾画出的人性、野性合而为一的“这一个”（黑格尔语）与章德益诗中远离人间的西部奇景怪韵，毕竟给读者一层隔离感。是的，诗人假如拥有了深刻悠远的忧患意识，就是希望的征兆！自古至今，忧患意识一次次非重复性地在屈原、司马迁、李白、范仲淹、陆游、龚自珍、鲁迅那儿闪过亮光。遗憾的是，杨牧诗中的忧患意识过分达观、具体、浅显了些。假如回归且升华到民族、人类性上则远比时代性更有永恒性的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进取意识中，微观上普通人的生活意味，倒又促使他将目光从空中收回，注视活生生的人，且变得朴素可爱，人情味十足。《乡情》《银发在太阳下闪光》《店小二》《乌苏女》等等便是。
其实，杨牧的儒家意识不仅仅着重在写社会属性“人”的题材上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在他偶尔写的有关自然属性的题材上，也融入了更多“人”的气味，甚至是自我的审美心理。
比如他在诗集《复活的海》代序诗《我从土地来》中，写完土地以后，很突出地展示了诗人自我的社会进取成败感：“也许我会成为愚夫/也许我会成为元帅/也许我会成为哲人/也许我会成为乞丐。”其实，一个自我人格完善的人，何必在乎是上帝还是乞丐呢？还有，他在写西湖美时，却借用了“女性美”和人间常用的“朦胧美”“恬静美”“残缺美”等意韵。
总而言之，老杨诗歌中突出的是社会属性很强的“人”。
与此不同的是，章德益和周涛诗中很少能见着时代性强的“社会人”形象，以及他们进取的忧患意识和最简单朴素的人情味，更多的是融入了自然和人身上的野性气息。章诗为“境象”野性，周诗为“动物”野性。 他们主体意识中那种单向性昂扬人类的格调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激励读者，但是，对人类的盲目乐观和自信，却绝对不是一个大艺术家应有的风度。何况，“熵”的观念如今已被世界性地接受了，还有许许多多未知领域的力量所造成的种种事实在提醒着人们。恰恰相反，现代意识认为：在无边无际的大自然、大宇宙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可怜的;在永无穷尽的岁月长河中，人类的路又是多么地短暂？！而且又是怎样地在自生自灭着！如果能在深入人间又超拔人间之后，更多地表现人类整体的某些被动性、盲目性、迷茫精神和苦闷思想以及由此兴起的对至真至情至理的理想追求，最终透露出一种博大、深远、超稳定性结构的心理意识和艺术境界，岂不更妙？！
还有一方面不足，在诗歌表现方法上，这三位边塞诗人的诗不外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或现实浪漫主义的范畴，而没有诗歌新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他们选的题材和所借用的意象，与他们诗歌中单向高抒人类的主题相反，大多是自然现象，通過对自然意象的借用、喻示和一般性的象征来间接、半间接写人的肖像、情感和性格。而世界诗歌大师艾略特、米沃什、里尔克等呢？则常常直接地写自己的城市或家庭生活，直接切入社会存在中带有生活烙印的自我挣扎、求真灵魂，让事物回归到自身。何况这三诗人表达方式上的直露、单薄、认真带来的一体化，缺乏复杂、含蓄、象征，失落了光影、阴阳合成的多色彩的生命活力！也就是说，给读者留下思考的“再创作”空间未免太小了些！
事实上，读过他们的诗就知道，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是“锦上添花”，而非化腐朽为神奇的“恶之花”。他们只以美的意象来写人生和表现美，不捕捉现代生活中“丑”的感慨来反衬出美的东西。可以说，这种诗歌思想美学特征已经不适应异常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心理境况了。
综合上述，周涛、杨牧、章德益三边塞诗人像塞外的三座高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被西部土地拱起一样，是在诗坛产生过一定的轰动效应的。但他们受困于这欧亚大陆腹部盆地意识之中，难以与外面纷纭多变的大世界意识长久性地沟通，因而退潮和衰败也是必然的，是的，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历史性的必然，既然已经凝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是多大部分，也不是随意能让人忘怀和抹杀的！
那么，在这边塞，谁最终能够继承古边塞诗和新边塞诗的优点而又超越其种种潜在的局限性，创作出一种既带有地方风味而又很能超时空文化背景的世界性诗歌呢，犹如智利的聂鲁达、希腊的埃利蒂斯一样……我们都只好对未来拭目以待。
栏目责编：张映姝
校对：李 奕
沉寂了若干年后的今天，“新边塞诗”是否已被忘却？是否应该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忘却呢？不！我想是该从整体、内在上重新理论一番了！当然，我在这里选了杨牧、周涛、章德益这三位既真正在“西域”生活又最具有边塞诗特征（昌耀、马丽华更具高原诗特征）的诗人作批评对象。何况这三位诗人做人作诗所展示出的哲学美学特征，也大体上概括了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意识的三原色：儒、道、儒道互补。
无论从生活方式还是诗歌作品来看，杨牧无疑更多地承继了儒家的“入世进取”思想，章德益吸收了道家的“避世隐遁”观念，周濤则介于中间，既儒道互补，又融进了侠义风骨。在生活中，杨牧是很能与时代的节拍和各种人相处相交的;章德益则始终坚守着独自蜗居的生活方式;周涛则有时出击，有时蛰居，与一些人来往密切繁多，与另一些人保持距离。这篇文章，我将从诗歌作品和诗人人生去评论他们的这种哲学美学思想特点，以及这方面的种种局限性。
这三位新边塞诗人，如今都已步入老年。一九八二年前后，他们几乎难分先后地冒出诗坛，数年之后，作品又都日渐丰厚。杨收代表性诗集有《复活的海》《边魂》，周涛则有《神山》《野马群》等，章德益为《生命》《戈壁石》……这位大漠居土的诗每一首都是诗，却难以找出特别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杨牧和周涛都不乏不像诗的作品，力作却相对显眼。前者早期为《我是青年》，近期是系列十五行组诗《边魂》;后者先有《对衰老的回答》《野马群》，后又抛出了长诗《山岳山岳，丛林丛林》。
从他们的诗歌作品来看，其所蕴含的美学趣味很不相同。杨牧是情意美，章徳益是境象美，周涛是性格美（或称“风骨美”）。具体地说，杨牧仰天歌吟，其诗明显地长于自我抒情，展示胸怀抱负;章德益则闭目冥想，忘却自我和社会，进入宇宙天地，通过丰富的想象来造“象”显“境”;周涛呢，不扬不俯，不即不离，立于方寸之地，不紧不慢且平等地与外界抗争性地对话。于是，诗的境象和自我情意在兼纳中消失了，凝成一种活生生的性格：血性汉子;狂傲铮铮。周涛诗之所以特别散文化，其原因就在于其人生态度的自由性和叙述方式的多样性，哪家哪派都吸收，但都不愿过分突出它。
这种美学特征的明显差异，主要是其创作主体的不同造成的。其创作主体更多地在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差异，也就是其哲学意识的区别。在我看来，杨老大（注：从年龄上称）是儒家情意，章老小是道家意识，周老二是儒道合成外加侠义意识的风格。
请先欣赏他们代表性的诗句：
“我不是醉汉，我不愿在白日说梦/我不是……/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 /我是骨——骨中有钙！/我是汗——汗中有盐！
（杨牧《我是青年》）
“在这里，人的幻想才能无限升腾/让它借一缕炊烟拴在圆天上面;/那圆天，张开撑圆了蔚蓝的降落伞，/载幻想飘过空间与时间/飘过多少年代啊多少年，/才能降到人类追求的终点？”
（章德益《人生需要这么个空间》）
“我愿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只拒绝一样：平庸。/我不要世俗的幸福，却甘愿/在艰难曲折中寻觅真金。/即使我老了，我也是骄傲的：/ 瞧吧，这オ是真正好汉的一生！”
（周涛《对衰老的回答》）
在诗歌艺术价值上，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事实上，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自己。
可以说，饱经风霜的杨牧对社会的敏感性不仅仅在这边塞三诗人中是“三人行”的“师”，而且在全国诗坛也是较强烈的。他的“进取人生”的意识，促使他关注社会时代属性和人生情意。宏观上的敏感赐予了他《我是青年》《长跑者》《站起来，大伯》和诗剧《在历史的法庭上》等力作。正因为其直抒胸臆中隐含了诗人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应和了时代的脚步，因而他的诗曾产生过的社会轰动效应明显超过周章二人。周涛所勾画出的人性、野性合而为一的“这一个”（黑格尔语）与章德益诗中远离人间的西部奇景怪韵，毕竟给读者一层隔离感。是的，诗人假如拥有了深刻悠远的忧患意识，就是希望的征兆！自古至今，忧患意识一次次非重复性地在屈原、司马迁、李白、范仲淹、陆游、龚自珍、鲁迅那儿闪过亮光。遗憾的是，杨牧诗中的忧患意识过分达观、具体、浅显了些。假如回归且升华到民族、人类性上则远比时代性更有永恒性的艺术价值。
另一方面，社会进取意识中，微观上普通人的生活意味，倒又促使他将目光从空中收回，注视活生生的人，且变得朴素可爱，人情味十足。《乡情》《银发在太阳下闪光》《店小二》《乌苏女》等等便是。
其实，杨牧的儒家意识不仅仅着重在写社会属性“人”的题材上表现得很明显，即使在他偶尔写的有关自然属性的题材上，也融入了更多“人”的气味，甚至是自我的审美心理。
比如他在诗集《复活的海》代序诗《我从土地来》中，写完土地以后，很突出地展示了诗人自我的社会进取成败感：“也许我会成为愚夫/也许我会成为元帅/也许我会成为哲人/也许我会成为乞丐。”其实，一个自我人格完善的人，何必在乎是上帝还是乞丐呢？还有，他在写西湖美时，却借用了“女性美”和人间常用的“朦胧美”“恬静美”“残缺美”等意韵。
总而言之，老杨诗歌中突出的是社会属性很强的“人”。
与此不同的是，章德益和周涛诗中很少能见着时代性强的“社会人”形象，以及他们进取的忧患意识和最简单朴素的人情味，更多的是融入了自然和人身上的野性气息。章诗为“境象”野性，周诗为“动物”野性。 他们主体意识中那种单向性昂扬人类的格调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激励读者，但是，对人类的盲目乐观和自信，却绝对不是一个大艺术家应有的风度。何况，“熵”的观念如今已被世界性地接受了，还有许许多多未知领域的力量所造成的种种事实在提醒着人们。恰恰相反，现代意识认为：在无边无际的大自然、大宇宙面前，人类是渺小的、可怜的;在永无穷尽的岁月长河中，人类的路又是多么地短暂？！而且又是怎样地在自生自灭着！如果能在深入人间又超拔人间之后，更多地表现人类整体的某些被动性、盲目性、迷茫精神和苦闷思想以及由此兴起的对至真至情至理的理想追求，最终透露出一种博大、深远、超稳定性结构的心理意识和艺术境界，岂不更妙？！
还有一方面不足，在诗歌表现方法上，这三位边塞诗人的诗不外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或现实浪漫主义的范畴，而没有诗歌新世纪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味道。他们选的题材和所借用的意象，与他们诗歌中单向高抒人类的主题相反，大多是自然现象，通過对自然意象的借用、喻示和一般性的象征来间接、半间接写人的肖像、情感和性格。而世界诗歌大师艾略特、米沃什、里尔克等呢？则常常直接地写自己的城市或家庭生活，直接切入社会存在中带有生活烙印的自我挣扎、求真灵魂，让事物回归到自身。何况这三诗人表达方式上的直露、单薄、认真带来的一体化，缺乏复杂、含蓄、象征，失落了光影、阴阳合成的多色彩的生命活力！也就是说，给读者留下思考的“再创作”空间未免太小了些！
事实上，读过他们的诗就知道，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是“锦上添花”，而非化腐朽为神奇的“恶之花”。他们只以美的意象来写人生和表现美，不捕捉现代生活中“丑”的感慨来反衬出美的东西。可以说，这种诗歌思想美学特征已经不适应异常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心理境况了。
综合上述，周涛、杨牧、章德益三边塞诗人像塞外的三座高山——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被西部土地拱起一样，是在诗坛产生过一定的轰动效应的。但他们受困于这欧亚大陆腹部盆地意识之中，难以与外面纷纭多变的大世界意识长久性地沟通，因而退潮和衰败也是必然的，是的，他们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历史性的必然，既然已经凝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是多大部分，也不是随意能让人忘怀和抹杀的！
那么，在这边塞，谁最终能够继承古边塞诗和新边塞诗的优点而又超越其种种潜在的局限性，创作出一种既带有地方风味而又很能超时空文化背景的世界性诗歌呢，犹如智利的聂鲁达、希腊的埃利蒂斯一样……我们都只好对未来拭目以待。
栏目责编：张映姝
校对：李 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