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严耕望（1916—1996），本名德厚，字耕望，以字为行，号归田，桐城罗岭（今属安庆市宜秀区）人，著名历史学家。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新亚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等职，1970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代交通图考》、《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等。严耕望以治学方法严谨闻名，早年专注对汉唐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集传统考证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之大成；晚年“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倾心于历史地理研究，立志以一己之力撰写《唐代交通图考》。被著名国学大师、同门师弟、同乡余英时（安庆潜山人）称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2016年1月28日是严耕望先生的百龄冥诞，笔者就此谨撰拙文，简单回顾这位安庆先贤的人生历程，以飨读者。
年少聪颖 勤攻文史
1916年1月28日，严耕望出生于安庆城东北四十里的竹园村，严家世代为农，父亲严裕荣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却明白事理，为人正直，重视教育。在严耕望幼年时，他的父亲曾用数石稻谷换得一部善本《李太白集》作为家中孩子的学习材料。
1924年，严耕望就读于罗家岭小学，年仅八岁的他已是同龄孩童中如天资般的佼佼者，数百字短文稍加背诵便熟记于心。影响严耕望一生的第一位小学老师冯溶生（怀宁人），是一位算术老师。时在1928至1929年。他后来回忆道：“先生擅于讲书，使我对于算术发生浓厚兴趣，不断地看课外书，找习题做，尤喜四则难题。当时学校课本，每课练习题远比现今为少，只有四五题，但难度大得多。我感到习题愈难，愈有兴趣，因为难题才好转弯抹角的思考，设法得到正确的答案，增加成就感。因为小学数学好，所以我在中学一直以数学见长。后来我弃理习文，但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这是严先生七十多岁时所写的幼年教师。他终生的成就，是离不开当年小学老师的赐教。
1930年，严耕望来到省城内的安庆初级中学就读，由于对数学特感兴趣，导致偏科严重，文科学习成绩很差。一天，无意间他听到两位同学在楼下聊天。其中一位是他的同乡，对严耕望的数学成绩连连称赞，另外一位却不以为然地说道：“严某连一封信都写不好，数学再好又有什么用？”严听后很受刺激，立志发奋学习文史。为了学习好文史知识，他首先从陈寿的《三国志》入手，虽然其中的生僻字极多，但是严耕望并没有灰心，而是通过查阅字典硬着头皮看下去。后来严耕望又陆续阅读了多部名著，长此以往，他的阅读能力大为长进。
第二位对严耕望产生影响的老师是时任安庆高级中学兼职教员的李则纲（安庆桐城人），李则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安徽省博物馆首任馆长。严耕望于1934年就读于该校普通科，在高中第一纪念周上，严耕望听李则纲的讲演“历史演变的因素”，主要以唯物论的史学观作解释，使他非常有兴趣，他开始慢慢投身到史学研究的行列中。严耕望后来回忆道：“当时同学好友童长庆，他也是受李先生影响，高中三年中，我由于李先生的引导与长庆的联系，看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也略涉一点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于我后来的史学观念，影响也极大！”即使是已经毕业后的他，仍和这李老师经常有书信往来。1937年初，严耕望撰写了第一篇正式论文《儒家之礼的理论》，并发表在由安徽省立图书馆所编《学风》第七卷第一期。同时，这一年的夏天，严耕望顺利毕业。与同学结伴赴武汉报考大学，并顺利考取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从此他翻开人生中新的一页。
初来武汉大学的严耕望，被这里美丽风景与宏伟辉煌的建筑深深吸引，他感到无比兴奋，亦有“吾曹不努力，负此江山灵”之感。当了解到前任校长王世杰草创学校时期的艰难与不易时，这更增强了他对于学术追求的信念。在此期间严耕望相继认识钱树棠等新同学，但不久由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继而南京沦陷，遂武汉大学停课，严耕望只得返回安庆老家。小住数月后，得知武大将内迁四川，严耕望决定随校入川（乐山）。
时任校长王星拱（字抚五，安庆怀宁人）是一位善于守成的老好人，人称“王菩萨”。在校期间，严耕望等人时常要求学校聘请某人任职任教，校方也都尽可能照办，以学生的意见为优先考虑。由于历史系的学生较少，故而该系学生对任课老师的教课十分挑剔，尤其是钱树棠，性情固执，系主任方壮猷曾生气地讲道：“诸公十年以后都将是大学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
例如，他们觉得学校高阶层不够理想，一些老师倚老卖老，将来毕业证书由他们签字，不光荣。所以希望请朱光潜（字孟实，安庆桐城人）出任教务长，遂请示校长，但校长王星拱说：“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某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吗？”虽然王校长嘴上这样说，但是他不久还是请朱光潜担任了教务长。在校期间，不仅有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还有多位安庆籍的教授相继任教于武汉大学，他们分别是讲授“明清史”的汪诒荪（安庆怀宁人）、“诗选”徐天闵（安庆怀宁人）以及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苏雪林（曾在国立安徽大学任教），皖垣名师们犹如群星璀璨般闪耀在武大校园中。
幸遇恩师 铭记教诲
真正影响严耕望一生的人，是他的恩师钱穆先生。1941年春，钱穆应王星拱之邀由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赴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史导论”和“秦汉史”两门课程。早在1930年代钱穆即以《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等著蜚声学界，素以名师至奉的历史系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喜雀跃。钱穆的讲堂原定在一间教室中，讲演题目是“制度史导论”，但由于慕名而来的人太多，临时改在大礼堂。钱穆讲课时颇有政治家演讲的风度，高瞻远瞩。开门见山地谈到：“历史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才能有巩固的基础”。严耕望正对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发生浓厚兴趣，听过钱穆的课后，增加了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 由于钱穆计划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间为四十多天，且临近毕业季，在此期间严耕望与钱树棠等人一有空就会去钱穆那里去请教问题，严耕望也抄录一份他的毕业论文《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送呈钱穆审阅。钱穆评价其内容详实，但仍有数本书尚未阅读，建议他加深研究并补充。当钱穆问及他毕业以后作何打算时，严耕望回答说：“闻武大历史系翌年将办研究所，先想到中学教一年书，一年后再回校读研究所”。钱穆则建议他读书费时间，不如去齐鲁研究所他那里做一名助理员，严耕望遂有从师研读之意。
1941年夏，严耕望来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报到，该校由哈佛燕京学社创办，校长刘世传兼任所长，顾颉刚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主任，钱穆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员。钱穆对初到齐鲁的严耕望关怀备至，衣食住行诸事皆安排到位，犹如家人般的关怀，令他感到无比温暖。钱穆为他安排了工作是以两汉史为中心协助钱穆编辑《两汉学术通表》，也是当时教育部《秦汉史》撰作的一部分。
钱穆曾拿他的两个学生相互做比较，即严耕望与钱树棠。早在大学时代严、钱二人就以互补学习相互影响而闻名，严专门研究政治制度，而钱专门研究历史地理。钱穆说：“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由此可见，钱穆对严耕望不耻下问、专精学习的精神十分赞赏，也抱有很大期待。他曾告诫严，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严耕望后来的成功同样也离不开其他一些大师们的深刻教导，例如顾颉刚、王星拱、王世杰、傅斯年、胡适等。正因为王星拱向傅斯年的大力推荐，严耕望得以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研究工作，为他日后扎实的学习功底，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在他看来史语所是“做学问的最理想环境”，也是“天堂乐土”。而胡适更为特殊，他与严耕望既是安徽老乡，又同在中研院工作，二人倾心相交，无话不谈，严也时常与胡适讨论问题直至天明，以至于胡适后来因过度劳累工作导致心脏病突发逝世时，严耕望悲痛欲绝陷入深深自责之中。
朴实恬淡 舍命报恩
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做不到既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他认为治史、修养与生活有六大原则，一则健体质健心智，二则珍惜光阴，三则淡泊名利，四则有毅力勿浮躁，五则开阔胸襟，六则慎戒执著。
在治学方面，严耕望曾出版了一本个人治史方法专著《治史三书》，书中以他自己多年的求学治史历程，总结出原则性方法、规律、选择、标准、引用和体式多种学习方法，朴实的话语，度人金针的恳切分享了毕生读史阅世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至今仍作为畅销书籍，当做高校历史系入门学习书籍之一。
严耕望曾论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为“四大家”。余英时曾回忆他说：“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严耕望不仅是一名真正的“朴学”人，更是懂得“投桃报李”的好学生。他为了报答对钱穆的知遇之恩，不惜放弃在台湾的“中研院”院士身份，屈身来到香港，协助恩师草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并执教于此。在来港前，渡海赴台多年的他已经相继出版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和《唐仆尚丞郎表》等多部论文及著作。在严耕望的人生计划中，《唐代交通图考》是最大的梦想，但由于执教的原因，他不得暂时放弃对图考的撰写工作，然而他人生的这一次选择竟成终身遗憾。晚年的严耕望不顾高血压、脑血管阻塞等多种疾病的危险，不仅重新拾起辍笔多年的图考，同时他为了撰写恩师傅斯年百年纪念文稿，连续两个多月工作直至凌晨，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于1996年10月9日在台北病逝，享年81岁。
“半生心血知何在，唐代交通断稿中”，这副挽联是由他生前好友、经济学家邢慕寰所作，这或许是对严老终生遗憾的唏嘘与悲叹。我们不禁要反思，在当下又能有几个像严老这样真正的“朴学者”呢？
2016年1月28日是严耕望先生的百龄冥诞，笔者就此谨撰拙文，简单回顾这位安庆先贤的人生历程，以飨读者。
年少聪颖 勤攻文史
1916年1月28日，严耕望出生于安庆城东北四十里的竹园村，严家世代为农，父亲严裕荣虽然没有读过书，但是却明白事理，为人正直，重视教育。在严耕望幼年时，他的父亲曾用数石稻谷换得一部善本《李太白集》作为家中孩子的学习材料。
1924年，严耕望就读于罗家岭小学，年仅八岁的他已是同龄孩童中如天资般的佼佼者，数百字短文稍加背诵便熟记于心。影响严耕望一生的第一位小学老师冯溶生（怀宁人），是一位算术老师。时在1928至1929年。他后来回忆道：“先生擅于讲书，使我对于算术发生浓厚兴趣，不断地看课外书，找习题做，尤喜四则难题。当时学校课本，每课练习题远比现今为少，只有四五题，但难度大得多。我感到习题愈难，愈有兴趣，因为难题才好转弯抹角的思考，设法得到正确的答案，增加成就感。因为小学数学好，所以我在中学一直以数学见长。后来我弃理习文，但研究问题能深入，能精细，不敢一步虚浮。这种作风，大都得之于少年时代的数学训练。这是溶生先生之赐！”这是严先生七十多岁时所写的幼年教师。他终生的成就，是离不开当年小学老师的赐教。
1930年，严耕望来到省城内的安庆初级中学就读，由于对数学特感兴趣，导致偏科严重，文科学习成绩很差。一天，无意间他听到两位同学在楼下聊天。其中一位是他的同乡，对严耕望的数学成绩连连称赞，另外一位却不以为然地说道：“严某连一封信都写不好，数学再好又有什么用？”严听后很受刺激，立志发奋学习文史。为了学习好文史知识，他首先从陈寿的《三国志》入手，虽然其中的生僻字极多，但是严耕望并没有灰心，而是通过查阅字典硬着头皮看下去。后来严耕望又陆续阅读了多部名著，长此以往，他的阅读能力大为长进。
第二位对严耕望产生影响的老师是时任安庆高级中学兼职教员的李则纲（安庆桐城人），李则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安徽省博物馆首任馆长。严耕望于1934年就读于该校普通科，在高中第一纪念周上，严耕望听李则纲的讲演“历史演变的因素”，主要以唯物论的史学观作解释，使他非常有兴趣，他开始慢慢投身到史学研究的行列中。严耕望后来回忆道：“当时同学好友童长庆，他也是受李先生影响，高中三年中，我由于李先生的引导与长庆的联系，看了不少社会科学书籍，也略涉一点唯物史观的理论。对于我后来的史学观念，影响也极大！”即使是已经毕业后的他，仍和这李老师经常有书信往来。1937年初，严耕望撰写了第一篇正式论文《儒家之礼的理论》，并发表在由安徽省立图书馆所编《学风》第七卷第一期。同时，这一年的夏天，严耕望顺利毕业。与同学结伴赴武汉报考大学，并顺利考取了武汉大学历史系，从此他翻开人生中新的一页。
初来武汉大学的严耕望，被这里美丽风景与宏伟辉煌的建筑深深吸引，他感到无比兴奋，亦有“吾曹不努力，负此江山灵”之感。当了解到前任校长王世杰草创学校时期的艰难与不易时，这更增强了他对于学术追求的信念。在此期间严耕望相继认识钱树棠等新同学，但不久由于卢沟桥事变的爆发，继而南京沦陷，遂武汉大学停课，严耕望只得返回安庆老家。小住数月后，得知武大将内迁四川，严耕望决定随校入川（乐山）。
时任校长王星拱（字抚五，安庆怀宁人）是一位善于守成的老好人，人称“王菩萨”。在校期间，严耕望等人时常要求学校聘请某人任职任教，校方也都尽可能照办，以学生的意见为优先考虑。由于历史系的学生较少，故而该系学生对任课老师的教课十分挑剔，尤其是钱树棠，性情固执，系主任方壮猷曾生气地讲道：“诸公十年以后都将是大学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
例如，他们觉得学校高阶层不够理想，一些老师倚老卖老，将来毕业证书由他们签字，不光荣。所以希望请朱光潜（字孟实，安庆桐城人）出任教务长，遂请示校长，但校长王星拱说：“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某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吗？”虽然王校长嘴上这样说，但是他不久还是请朱光潜担任了教务长。在校期间，不仅有校长王星拱、教务长朱光潜，还有多位安庆籍的教授相继任教于武汉大学，他们分别是讲授“明清史”的汪诒荪（安庆怀宁人）、“诗选”徐天闵（安庆怀宁人）以及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苏雪林（曾在国立安徽大学任教），皖垣名师们犹如群星璀璨般闪耀在武大校园中。
幸遇恩师 铭记教诲
真正影响严耕望一生的人，是他的恩师钱穆先生。1941年春，钱穆应王星拱之邀由成都齐鲁国学研究所赴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史导论”和“秦汉史”两门课程。早在1930年代钱穆即以《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等著蜚声学界，素以名师至奉的历史系同学们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喜雀跃。钱穆的讲堂原定在一间教室中，讲演题目是“制度史导论”，但由于慕名而来的人太多，临时改在大礼堂。钱穆讲课时颇有政治家演讲的风度，高瞻远瞩。开门见山地谈到：“历史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才能有巩固的基础”。严耕望正对政治制度和历史地理发生浓厚兴趣，听过钱穆的课后，增加了研究这两门学问的信心。 由于钱穆计划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间为四十多天，且临近毕业季，在此期间严耕望与钱树棠等人一有空就会去钱穆那里去请教问题，严耕望也抄录一份他的毕业论文《秦汉地方行政制度》送呈钱穆审阅。钱穆评价其内容详实，但仍有数本书尚未阅读，建议他加深研究并补充。当钱穆问及他毕业以后作何打算时，严耕望回答说：“闻武大历史系翌年将办研究所，先想到中学教一年书，一年后再回校读研究所”。钱穆则建议他读书费时间，不如去齐鲁研究所他那里做一名助理员，严耕望遂有从师研读之意。
1941年夏，严耕望来到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报到，该校由哈佛燕京学社创办，校长刘世传兼任所长，顾颉刚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所主任，钱穆任历史系教授兼研究员。钱穆对初到齐鲁的严耕望关怀备至，衣食住行诸事皆安排到位，犹如家人般的关怀，令他感到无比温暖。钱穆为他安排了工作是以两汉史为中心协助钱穆编辑《两汉学术通表》，也是当时教育部《秦汉史》撰作的一部分。
钱穆曾拿他的两个学生相互做比较，即严耕望与钱树棠。早在大学时代严、钱二人就以互补学习相互影响而闻名，严专门研究政治制度，而钱专门研究历史地理。钱穆说：“钱生博览多通，并能论断。严生专精一两途，遇所疑必商之钱生，得其一言而定。然钱生终不自知其性向所好，屡变其学，无所止。”由此可见，钱穆对严耕望不耻下问、专精学习的精神十分赞赏，也抱有很大期待。他曾告诫严，你将来必然要成名，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你成名后，要自己把持得住，不要失去重心；如能埋头苦学，迟些成名最好！
严耕望后来的成功同样也离不开其他一些大师们的深刻教导，例如顾颉刚、王星拱、王世杰、傅斯年、胡适等。正因为王星拱向傅斯年的大力推荐，严耕望得以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展研究工作，为他日后扎实的学习功底，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在他看来史语所是“做学问的最理想环境”，也是“天堂乐土”。而胡适更为特殊，他与严耕望既是安徽老乡，又同在中研院工作，二人倾心相交，无话不谈，严也时常与胡适讨论问题直至天明，以至于胡适后来因过度劳累工作导致心脏病突发逝世时，严耕望悲痛欲绝陷入深深自责之中。
朴实恬淡 舍命报恩
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做不到既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他认为治史、修养与生活有六大原则，一则健体质健心智，二则珍惜光阴，三则淡泊名利，四则有毅力勿浮躁，五则开阔胸襟，六则慎戒执著。
在治学方面，严耕望曾出版了一本个人治史方法专著《治史三书》，书中以他自己多年的求学治史历程，总结出原则性方法、规律、选择、标准、引用和体式多种学习方法，朴实的话语，度人金针的恳切分享了毕生读史阅世的经验。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至今仍作为畅销书籍，当做高校历史系入门学习书籍之一。
严耕望曾论陈垣、陈寅恪、吕思勉、钱穆为“四大家”。余英时曾回忆他说：“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接武吕思勉。他在史学上终能达到通博与专精相反相成的境界决不是幸致的。”
严耕望不仅是一名真正的“朴学”人，更是懂得“投桃报李”的好学生。他为了报答对钱穆的知遇之恩，不惜放弃在台湾的“中研院”院士身份，屈身来到香港，协助恩师草创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并执教于此。在来港前，渡海赴台多年的他已经相继出版了《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和《唐仆尚丞郎表》等多部论文及著作。在严耕望的人生计划中，《唐代交通图考》是最大的梦想，但由于执教的原因，他不得暂时放弃对图考的撰写工作，然而他人生的这一次选择竟成终身遗憾。晚年的严耕望不顾高血压、脑血管阻塞等多种疾病的危险，不仅重新拾起辍笔多年的图考，同时他为了撰写恩师傅斯年百年纪念文稿，连续两个多月工作直至凌晨，终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于1996年10月9日在台北病逝，享年81岁。
“半生心血知何在，唐代交通断稿中”，这副挽联是由他生前好友、经济学家邢慕寰所作，这或许是对严老终生遗憾的唏嘘与悲叹。我们不禁要反思，在当下又能有几个像严老这样真正的“朴学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