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选拔校长的时候，希望他们都公开承诺全心全意去做校长”，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表态，并點明了中国高校校长的发展方向，即教育家办学、校长职业化：“既然当校长，就要放弃自身业务的研究和有关荣誉的获得”。此前，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新任校长相继公开任期内不申报专业课题、不招研究生等承诺。
　　高校校长定位由“学者兼职”向“专职校长”转变引起关注，分析认为，此举显示了我国高校的改革目标，即行政权力从学术中抽离，保持学术的独立性。
　　校长学术行政“双肩挑”引争议
　　20世纪80年代，中央制定了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标准，“知识化”和“专业化”包含其中。而我国的大学校长采用任命制，其遴选标准依据选拔党政干部的标准。“大学本身是一个学术机构，专业化的要求，当然会对校长要求很高的学历，也追求学术造诣”，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解释。
　　于是，按约定俗成的选拔标准，校长至少是一个学术带头人或者一个研究型的学者，上任后仍不中断学术研究。这造就了时至今日的“双肩挑”大学校长：一方面要负责一个数万人大学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还要承担具体的教学科研任务。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高校校长行政职务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高校校长与教师“抢”课题、“争”名誉事件频发。
　　“N不”校长承诺任期内放弃学术
　　学术与行政“双肩挑”，也让不少中国校长有些不堪重负。现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1998年起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最初几年还兼顾学术，带研究生，“后来意识到这样不行，一旦做了校长，你就成为掌握了学校全部资源的人，如继续学术，就很难保证学术公平，”朱清时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而对于学生，“没有时间带他们，是对他们不负责任”。于是这位中科院院士决定放弃学术研究，做“专职”校长。
　　也有越来越多的校长与朱清时有同感，并决定暂时放弃学术。去年底，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宣布在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带新的研究生”；今年7月9日，北京师范大学新校长董奇公开表示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一个月后，北京外国语大学换帅，新任校长韩震向全校师生公开承诺：担任校长期间，不再做自己的专业（外国哲学）学术研究，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不再谋求与教学有关的个人荣誉。
　　朱清时将他的转型解释为“时间和精力不足”。同样的，这也是韩震、董奇和童世骏给出的答案。正如董奇所言，“大学校长是一个管理岗位，是一个服务职位，目前中国大学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大学校长必须心无旁骛、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学校管理工作中去。”
　　或许正因如此，去年开始，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校长也悄然退出高校学术委员会。
　　大学校长定位悄然转型
　　校长们的心声，诠释了这个职业的悄然转型。早在2010年，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就表示：校长总要有一个身份，不是官员，而是专门的职业性校长。今后校长要专业化、职业化、去行政化。2012年2月，清华大学陈吉宁接任顾秉林担任校长，将大学校长到底应不应该是“学术权威”的讨论推向高潮。中组部给予陈吉宁的评价，已呈现出我国大学校长选材风向标的改变——“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治校办学理念清晰，创新意识较强，有国际化办学视野”。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大学校长，正在逐渐淡出学术群体，向“职业化”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