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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琐忆》的真实性问题。曾有过一场争议。重温这场争议，我以为还是很有意义的。
争议的起端
在中国近现代名人中，拥有回忆文的数量最多者，恐怕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回忆鲁迅的文字，是研究鲁迅的极重要的史料。王世家选编，李文儒、杨良志、孙郁、黄乔生参与策划的皇皇六大册的《鲁迅回忆录》，由北京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它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套巨编出版之前，陈漱渝先生为它写了一篇长序，并先在《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上发表。这篇长序中的一段话发生了争议。这段话全文如下：
使读者对回忆录真实性产生怀疑的还跟作者的中介性联想有关。有的作者撰写鲁迅回忆录时，常常借助鲁迅的书信、日记和著作唤起回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不能使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也不应使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比如唐弢《琐忆》一文写道：“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跟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然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仰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段文字对鲁迅的描绘可谓形神兼备，初读令人忍俊不止。但掩卷深思，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关于阔佬骂小瘪三的那段话，出自《且介亭杂文》中的《说“面子”》，很难令读者相信是鲁迅跟唐先生等少数人的私下交谈，至于“男女大防”的那段精彩议论，则见诸《花边文学》中的《奇怪》一文。读者也很难相信唐先生二十七年之后的回忆能够跟原文如此之贴近。
陈漱渝的长序发表后，很快就有了不同意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发表伍隼先生《为<琐忆>一辩》，和天心先生的《也谈<琐忆>》。同刊1998年第4期又刊出唐驶夫人沈絮云女士的两封信，和《本刊说明》。规模不大的这场争议，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争议的胜负
陈漱渝的长序中，对《琐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是：文中所记“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回忆文中鲁迅所说的话与鲁迅作品中的话十分一致，怎么就能断定这回忆文一定不真实呢?如果唐先生听鲁迅所说的话，发现与他作品中的话十分相似，就干脆采用作品中的话，免得自己在复述时走样，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陈漱渝的质疑还有一个小理由：“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这点更无法断定《琐忆》会有什么不真实。1931年发生的事，1934年后仍在谈论，因为这是国土沦丧的大事，是国人几年间议论的热点，正常得很。何以质疑?陈漱渝质疑《琐忆》真实性的两条理由，力度不够，甚或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
伍隼的《为《琐忆》一辩》中就认为：“(唐弢)明明知道鲁迅先生写过《说“面子”》和《奇怪》这两篇文章，也明明知道自己写《琐忆》，与鲁迅先生上述两篇文章在内容上会有共通之处，但他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鲁迅先生后来写成文章而在此之前曾经与他谈起过的话语记下来，并且将这一情况明白告诉读者，这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这段话说得有道理，对陈漱渝的批驳有力。伍隼又说：“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这八个字，时间段比较长，涵盖面比较广，它简直容得下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是决不应该在1931年秋天划上句号的——抗日成为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共同话题，唐弢同志说自己曾从鲁迅先生这里听到有关日本占领东北的谈话，《回忆鲁迅先生》(倪按：书名后改为《鲁迅回忆录》)的序文却认为这一点‘很难令读者相信’，这样的判断，不是有点令人惊诧么!”伍先生这段话合乎当时史实。伍隼还说：“我认为，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轻易下什么唐弢‘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之类的结论，至少是不够慎重的。”这位伍隼，从其文中可知他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复钦瀚先生。
天心的《也谈(琐忆)》，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史实：鲁迅1936年3月17日致唐弢信中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1936年8月20日致唐弢信中，又提醒唐先生，给他写信由内山书店转时，“可用周豫才”。而后一封信的书写日期，离鲁迅逝世只有两个月了，鲁迅又是在重病之中。这说明唐弢在鲁迅生前没有到过鲁迅的家，而且鲁、唐间的交往其实并不密切。但这个史实无法直接证明《琐忆》失实，唐弢并没在《琐忆》中明确说到过鲁迅的家。因此，天心的短文，实际上对陈漱渝的观点帮不上多少忙。
沈女士的两封信，也是说理的，并非作为家属只是简单地提出抗议。例如，回忆文中引用鲁迅的文字，唐弢曾有过说明。“会见他所崇敬的前辈，对某些谈话，某些动作终生难忘，恐怕不能说不在情理之中吧!至于文字跟鲁迅的原文贴近，他在《鲁迅的故事·写完以后的话》中有过解释，对于鲁迅发表过的文字，‘如果重新改写，难道能够比鲁迅先生自己写得更好吗’。”至于1931年东北沦亡1934年还在谈论，更是普通常识，沈先生也列举了当年的史实。沈先生在信中提出两点要求：“1、在《月刊》上说明“序言”中那一段已经删去，并请简单说明理由。2、请把《琐忆》收进回忆录。”
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期上，刊出《本刊说明》，其中说：“陈漱渝同志表示，他的‘序言’仅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面出于善意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他均表示欢迎。陈漱渝同志表示唐弢先生是他十分尊重的师长，他在《重展遗简忆恩师》一文中已经充分表达了对唐先生的真实情感，此文先在本刊发表，后收入《唐弢纪念集》。对唐先生个别文章写法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无损于唐先生在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建树，更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他同意在《回
争议的起端
在中国近现代名人中，拥有回忆文的数量最多者，恐怕没有人能超过鲁迅。回忆鲁迅的文字，是研究鲁迅的极重要的史料。王世家选编，李文儒、杨良志、孙郁、黄乔生参与策划的皇皇六大册的《鲁迅回忆录》，由北京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它以空前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为广大读者所欢迎，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套巨编出版之前，陈漱渝先生为它写了一篇长序，并先在《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7期上发表。这篇长序中的一段话发生了争议。这段话全文如下：
使读者对回忆录真实性产生怀疑的还跟作者的中介性联想有关。有的作者撰写鲁迅回忆录时，常常借助鲁迅的书信、日记和著作唤起回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不能使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也不应使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比如唐弢《琐忆》一文写道：“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他说：‘我们乡下有个阔佬，许多人都想攀附他，甚至以跟他谈过话为荣。一天，一个要饭的奔走告人，说是阔佬和他讲话了。许多人围住他，追问究竟。他说：‘我站在门口，阔佬出来啦，他对我说：滚出去!’听讲故事的莫不大笑起来。还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个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学，男女同泳，闹得满城风雨。鲁迅先生幽默地说：‘同学同泳，皮肉偶然相碰，有碍男女大防。不过禁止以后，男女还是一同生活在天地中间，一同呼吸着天地中间的空气。空气从这个男人的鼻孔呼出来，被那个女人的鼻孔吸进去。又从那个女人的鼻孔呼出来，被另一个男人的鼻孔吸进去，淆乱乾坤，实在比皮肉相碰还要坏。要彻底划清界限。不如再下一道命令，规定男女老幼，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气流通，又防抛头露面。这样，每个人都是……喏!喏!’我们已经笑不可仰了，鲁迅先生却又站起身来，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这段文字对鲁迅的描绘可谓形神兼备，初读令人忍俊不止。但掩卷深思，就会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关于阔佬骂小瘪三的那段话，出自《且介亭杂文》中的《说“面子”》，很难令读者相信是鲁迅跟唐先生等少数人的私下交谈，至于“男女大防”的那段精彩议论，则见诸《花边文学》中的《奇怪》一文。读者也很难相信唐先生二十七年之后的回忆能够跟原文如此之贴近。
陈漱渝的长序发表后，很快就有了不同意见。《鲁迅研究月刊》1997年第12期发表伍隼先生《为<琐忆>一辩》，和天心先生的《也谈<琐忆>》。同刊1998年第4期又刊出唐驶夫人沈絮云女士的两封信，和《本刊说明》。规模不大的这场争议，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争议的胜负
陈漱渝的长序中，对《琐忆》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主要理由是：文中所记“鲁迅的日常口语跟书面语言过于贴近”。回忆文中鲁迅所说的话与鲁迅作品中的话十分一致，怎么就能断定这回忆文一定不真实呢?如果唐先生听鲁迅所说的话，发现与他作品中的话十分相似，就干脆采用作品中的话，免得自己在复述时走样，这有什么不可以呢?陈漱渝的质疑还有一个小理由：“日本占领东三省是在1931年秋天，而唐弢认识鲁迅是在1934年初。”这点更无法断定《琐忆》会有什么不真实。1931年发生的事，1934年后仍在谈论，因为这是国土沦丧的大事，是国人几年间议论的热点，正常得很。何以质疑?陈漱渝质疑《琐忆》真实性的两条理由，力度不够，甚或可以说是站不住脚的。
伍隼的《为《琐忆》一辩》中就认为：“(唐弢)明明知道鲁迅先生写过《说“面子”》和《奇怪》这两篇文章，也明明知道自己写《琐忆》，与鲁迅先生上述两篇文章在内容上会有共通之处，但他没有回避这一点，而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将鲁迅先生后来写成文章而在此之前曾经与他谈起过的话语记下来，并且将这一情况明白告诉读者，这态度，是光明磊落的。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訾议的地方。”这段话说得有道理，对陈漱渝的批驳有力。伍隼又说：“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这八个字，时间段比较长，涵盖面比较广，它简直容得下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是决不应该在1931年秋天划上句号的——抗日成为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共同话题，唐弢同志说自己曾从鲁迅先生这里听到有关日本占领东北的谈话，《回忆鲁迅先生》(倪按：书名后改为《鲁迅回忆录》)的序文却认为这一点‘很难令读者相信’，这样的判断，不是有点令人惊诧么!”伍先生这段话合乎当时史实。伍隼还说：“我认为，如果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轻易下什么唐弢‘回忆内容超越跟鲁迅交往的实际程度’之类的结论，至少是不够慎重的。”这位伍隼，从其文中可知他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复钦瀚先生。
天心的《也谈(琐忆)》，提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史实：鲁迅1936年3月17日致唐弢信中说，“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1936年8月20日致唐弢信中，又提醒唐先生，给他写信由内山书店转时，“可用周豫才”。而后一封信的书写日期，离鲁迅逝世只有两个月了，鲁迅又是在重病之中。这说明唐弢在鲁迅生前没有到过鲁迅的家，而且鲁、唐间的交往其实并不密切。但这个史实无法直接证明《琐忆》失实，唐弢并没在《琐忆》中明确说到过鲁迅的家。因此，天心的短文，实际上对陈漱渝的观点帮不上多少忙。
沈女士的两封信，也是说理的，并非作为家属只是简单地提出抗议。例如，回忆文中引用鲁迅的文字，唐弢曾有过说明。“会见他所崇敬的前辈，对某些谈话，某些动作终生难忘，恐怕不能说不在情理之中吧!至于文字跟鲁迅的原文贴近，他在《鲁迅的故事·写完以后的话》中有过解释，对于鲁迅发表过的文字，‘如果重新改写，难道能够比鲁迅先生自己写得更好吗’。”至于1931年东北沦亡1934年还在谈论，更是普通常识，沈先生也列举了当年的史实。沈先生在信中提出两点要求：“1、在《月刊》上说明“序言”中那一段已经删去，并请简单说明理由。2、请把《琐忆》收进回忆录。”
在《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期上，刊出《本刊说明》，其中说：“陈漱渝同志表示，他的‘序言’仅代表他个人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面出于善意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他均表示欢迎。陈漱渝同志表示唐弢先生是他十分尊重的师长，他在《重展遗简忆恩师》一文中已经充分表达了对唐先生的真实情感，此文先在本刊发表，后收入《唐弢纪念集》。对唐先生个别文章写法的不同意见，他认为这无损于唐先生在学术领域的多方面建树，更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他同意在《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