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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金改已满周岁，表面上看也轰轰烈烈，但国内外专家、媒体和温州本地企业界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成效却缺少认同感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时光荏苒，温州金改已满周岁。从温州市政府网站—“中国温州”上可以看到，网页上列出了长长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大事记。尽管如此，国内外专家、媒体和温州本地企业界却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成效没有认同感。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于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温州金改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与预期存在三个落差：工作进程与民众期望的落差、现有服务体系与小微企业需求的落差、民间借贷活跃与监管力量薄弱的落差。据温州本地媒体报道，温州银监局最新统计显示，截止2013年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4.01%，环比上升0.11个百分点，这是2011年6月至今温州不良率首次超过4%。这也说明温州尚未走出自2011年下半年爆发的局部经济金融风波。
回眸一年来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理性分析，从全国的视角、经济的转型、改革的统筹来总结一年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问题切入：温州金融风波根源探析
温州之所以获批建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因为温州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和标杆城市，所出现的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某种程度上反应了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
对于2011年下半年在温州所发生的局部经济和金融风波，官方的说法是“两多两难”，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融资难。经过一年多的观察，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两多两乱”，即：民间资金多，融资乱；小微企业多，投资乱。一是民间资金多。由于温州在中国率先发展民营经济，经过资本原始基本积累，民间蕴藏了巨额财富，其中仅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几乎与2012年末温州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相当。二是小微企业多。温州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百姓创业意识强，因此改革开发以来，萌生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温州现有个体工商户29万多家、各种类型企业14万多家。按户籍人口来计算，温州拥有的企业数是5.4家/百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三是融资乱。2010年底全市有担保机构、投资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旧物调剂行等融资性中介机构1800多家，由于现行体制对民间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专门的监管机构，上述中介机构长期“跨界”经营，从事民间筹资、融资活动，充当银行与企业贷款的“过桥”角色，运行无序且信息不透明，一旦银行抽贷、断贷，不但贷款企业走上“不归路”，而且这些中介机构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由此引发大面积、系统性的民间金融危机。四是投资乱。由于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粗放增长导致利润率节节走低，引发大批企业以实业资产作为融资平台，融资后投资房地产、矿产开发甚至以钱炒钱等“副业”，导致实体经济日渐失血而导致实体经济“体质虚弱”。
温州“两多两乱”现象，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我们宏观调控的节奏把握问题。开车的人都明白，上路行驶最忌急起急刹，而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节奏把握相信大家自有公论；二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拼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得到改变，这条路也已走到尽头。
金改目标：实体经济发展是试“金”石
尽管金改不是一蹴而就，但最终总需要有成效的衡量标准，笔者认为，具体标准有三：
一是融资成本是否回归到合理水平，即：融资成本是否回归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目前银行业利润畸高为社会所公认，据公开的上市公司数据显示，2010年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整体净利润的39.38%，2011年这一数据上升到44.9%，2012年已经公布的13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整体利润的53.35%。这说明以息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中国银行业，给实体企业提供的资金成本远远高于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按照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温州指数”数据，2012年12月-2013年2月末，典当行、担保公司等其他市场主体平均利率30%左右，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20%左右，社会直接借贷和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平均利率15%左右，这三部分机构的平均利率又大大高于银行的基准利率。而目前温州大量的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5%以下，这导致实业资本回报率与金融和准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成本严重不对称，导致大量实业资本逃离实体经济。
二是企业融资渠道是否顺畅。企业和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即：初创期、成长期、稳定发展期和衰落期，对于不同的阶段，应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产品。但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以标准化的服务产品和标准对待所有的企业，且在资金供给上，要么洪流滚滚，要么干涸断流。由此导致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在获得资金供应时也是要么营养过剩，要么温饱不足。因此，针对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的现实，必须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产品。初创期的企业，因资产少、收入低，应该以私募投资为主；成长期的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和产权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适度介入；稳定发展期的企业，银行应成为主要的资金供给者，部分优质企业可以上市直接融资。
三是实体经济是否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实体经济始终是一个区域、国家经济的脊梁，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是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的重要保障，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目前各地都有一种贪“大”心理，动辄要引进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殊不知大企业也是由小发展起来的，微软、百度、福特，不都是从车库、学生宿舍、小作坊开始起步的？没有今天的小树苗，哪里有未来的参天大树？从资本回报的角度来看，只有真正让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回归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之上，资本才有投资实体经济的动力。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企业主白手起家，当时主要的融资渠道就是民间私募。尽管当时民间融资利率高、投资风险大，但由于回报率高，很多企业主仍“奋不顾身”地跳入创业的滚滚洪流中，这才形成了今天温州以民营经济为主、以块状经济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但当前温州资本大量逃离实体经济，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的动力和运行机制出现了重大问题。 上述这三条标准，不管是在温州的区域层面，还是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不仅可以用来检验金改成功与否，同时也可用来检验经济转型升级成功与否。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国务院同意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要求：“开展温州试验，对温州经济、对温州产业转型升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金融改革和发展都有意义，有借鉴作用。”
金改路径：着眼温州精耕细作
实体经济发展是温州金改的出发点和总目标，那么其着力点是要引金融之水浇灌小微企业的实体经济之花。
吴敬琏先生曾在2013年2月底举行的中国改革（温州）论坛上说，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确实，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事关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但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温州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缩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既要从国家层面系统解决现行经济发展、金融运行存在的普遍问题，又要解决温州市场经济先发、小微企业众多、金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等特殊问题。
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金融运行等问题，自然由中央政府通过加快改革、调整结构等来解决。温州层面的特殊问题，需要通过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来解决，一旦改革有成效，即可推广之，成为“国家标准”。因此，系统性和特殊性并不矛盾，解决得好，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温州金改一周年来，按照国务院“12条”和浙江省实施细则，已经建立了一些体制机制，搭建了一些平台，构建了一些渠道，四大体系（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区域资本市场体系、地方监管金融体系）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陈金彪市长语）。但真正达到国务院要求的“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的目标，还是需要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温州金改涉及的很多内容事关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比如金融领域开放、税收管理、创新导向等。既然国务院同意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部分金融管理权限可以适度放宽或者下放给省、市政府或省、市有关监管部门，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项试点。
但温州金改的重点，不应就金改而改金融，而应放眼于温州整体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对金融需求方面进行精耕细作，否则金改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着力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吸引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经历此轮局部经济金融风波，部分温州企业家已经进行反思并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但目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并未根本复苏和回暖，企业家投资信心并没有得到确立。因此，必须通过鼓励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复苏。中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如果不追随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潮流，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将日落西山。笔者在2012年底对温州部分创新型企业的调研时总结，持续创新必将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也促进企业永续、健康的发展。回归实体经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开放问题。正是因为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开放度不够，才把民间资本“驱赶”到房地产及部分大宗原材料的炒作上而形成泡沫经济。通过创新，提高投入资本的回报率，才能使从事泡沫炒作的资本重新回归到实体经济，这也能系统解决房价、通胀等问题。创新驱动，除了开放领域外，需要积极搭建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还要在税收、资金、土地、下游产业政策及人才配套政策等方面出台精细化、可操作性的政策。
二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有一种普遍倾向，认为吸引民间资本，就应开放金融领域，成立民营银行、民营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从整个国家层面的产业开放来说，这种观点不乏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放到温州区域层面，这种观点并不具有现实必要性。因为温州已经有20多家银行（分支机构），国内跨区域银行基本设有分支机构，竞争激烈程度可谓是残酷，且温州银行及11家农村合作银行基本以民资参股为主。笔者认为，温州金改的重点不在于成立多少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而应把重点放在解决集聚民间资金、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上来。其中最应该学习借鉴的是台湾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硅谷模式。具体来讲，根据企业生命周期，配套相应的金融服务：集聚民间资本，培育和引进投资基金，服务初创期企业；设立中小企业联合辅导中心、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银行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等，服务成长期企业；加大力度培育地方资本市场，设立柜头和兴柜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打通以股权、产权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渠道，服务稳定发展期企业。其中地方资本市场是温州金改必须重点抓住、抓好的牛鼻子，也是温州金改深入推进的突破口。
三是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正门不开旁门大开，如果按上述要求打开了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的大门，那么必须通过加强监管，封闭地下金融运转的旁门左道。目前除了人民银行、银监、保监和证监等垂直监管部门外，在地方还有金融办、商务、经信等部门分别监管小贷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准金融市场主体。正是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体制，没有形成监管合力并留下监管空白，使得1800多家准金融市场主体引发了温州局部经济金融风波。随着金改的逐步推进，又新增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投资类机构、网络贷款服务机构等准金融市场主体，监管难度不断加大。要从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监管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信息和信用平台共建共享、监管力量整合、行政执法与司法无缝对接等方面，形成地方金融监管的合力，严格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的发生。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温州金改已开弓没有回头箭，时光是终裁法官，成功，是中国之幸；失败，是温州之悲。作为中国最具改革精神的地区，我们宁愿相信：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作者为资深经济评论员）
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第197次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时光荏苒，温州金改已满周岁。从温州市政府网站—“中国温州”上可以看到，网页上列出了长长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大事记。尽管如此，国内外专家、媒体和温州本地企业界却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成效没有认同感。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市市长陈金彪于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承，温州金改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与预期存在三个落差：工作进程与民众期望的落差、现有服务体系与小微企业需求的落差、民间借贷活跃与监管力量薄弱的落差。据温州本地媒体报道，温州银监局最新统计显示，截止2013年3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4.01%，环比上升0.11个百分点，这是2011年6月至今温州不良率首次超过4%。这也说明温州尚未走出自2011年下半年爆发的局部经济金融风波。
回眸一年来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理性分析，从全国的视角、经济的转型、改革的统筹来总结一年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问题切入：温州金融风波根源探析
温州之所以获批建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因为温州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和标杆城市，所出现的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和企业主出走现象，某种程度上反应了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
对于2011年下半年在温州所发生的局部经济和金融风波，官方的说法是“两多两难”，即：民间资金多，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融资难。经过一年多的观察，笔者认为，真正的原因在于：“两多两乱”，即：民间资金多，融资乱；小微企业多，投资乱。一是民间资金多。由于温州在中国率先发展民营经济，经过资本原始基本积累，民间蕴藏了巨额财富，其中仅民间资本总量超过6000亿元，几乎与2012年末温州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相当。二是小微企业多。温州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发地区，百姓创业意识强，因此改革开发以来，萌生了大量的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温州现有个体工商户29万多家、各种类型企业14万多家。按户籍人口来计算，温州拥有的企业数是5.4家/百人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三是融资乱。2010年底全市有担保机构、投资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旧物调剂行等融资性中介机构1800多家，由于现行体制对民间金融组织和民间金融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和专门的监管机构，上述中介机构长期“跨界”经营，从事民间筹资、融资活动，充当银行与企业贷款的“过桥”角色，运行无序且信息不透明，一旦银行抽贷、断贷，不但贷款企业走上“不归路”，而且这些中介机构自身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由此引发大面积、系统性的民间金融危机。四是投资乱。由于近年来我国实体经济创新不足，粗放增长导致利润率节节走低，引发大批企业以实业资产作为融资平台，融资后投资房地产、矿产开发甚至以钱炒钱等“副业”，导致实体经济日渐失血而导致实体经济“体质虚弱”。
温州“两多两乱”现象，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我们宏观调控的节奏把握问题。开车的人都明白，上路行驶最忌急起急刹，而近年来我国宏观调控的节奏把握相信大家自有公论；二是实体经济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拼劳动力、资源和环境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没有得到改变，这条路也已走到尽头。
金改目标：实体经济发展是试“金”石
尽管金改不是一蹴而就，但最终总需要有成效的衡量标准，笔者认为，具体标准有三：
一是融资成本是否回归到合理水平，即：融资成本是否回归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目前银行业利润畸高为社会所公认，据公开的上市公司数据显示，2010年16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占所有上市公司整体净利润的39.38%，2011年这一数据上升到44.9%，2012年已经公布的13家上市银行净利润占上市公司整体利润的53.35%。这说明以息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中国银行业，给实体企业提供的资金成本远远高于全社会平均利润率。按照温州市金融办公布的“温州指数”数据，2012年12月-2013年2月末，典当行、担保公司等其他市场主体平均利率30%左右，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利率20%左右，社会直接借贷和民间借贷服务中心的平均利率15%左右，这三部分机构的平均利率又大大高于银行的基准利率。而目前温州大量的制造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5%以下，这导致实业资本回报率与金融和准金融机构提供的融资成本严重不对称，导致大量实业资本逃离实体经济。
二是企业融资渠道是否顺畅。企业和产品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即：初创期、成长期、稳定发展期和衰落期，对于不同的阶段，应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产品。但现有的金融服务体系，以标准化的服务产品和标准对待所有的企业，且在资金供给上，要么洪流滚滚，要么干涸断流。由此导致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在获得资金供应时也是要么营养过剩，要么温饱不足。因此，针对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量大面广的现实，必须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产品。初创期的企业，因资产少、收入低，应该以私募投资为主；成长期的企业，可以通过股权和产权融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可以适度介入；稳定发展期的企业，银行应成为主要的资金供给者，部分优质企业可以上市直接融资。
三是实体经济是否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实体经济始终是一个区域、国家经济的脊梁，欧债危机中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是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的重要保障，这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动力源泉。目前各地都有一种贪“大”心理，动辄要引进大产业、大企业、大项目，殊不知大企业也是由小发展起来的，微软、百度、福特，不都是从车库、学生宿舍、小作坊开始起步的？没有今天的小树苗，哪里有未来的参天大树？从资本回报的角度来看，只有真正让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回归到社会平均利润率之上，资本才有投资实体经济的动力。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企业主白手起家，当时主要的融资渠道就是民间私募。尽管当时民间融资利率高、投资风险大，但由于回报率高，很多企业主仍“奋不顾身”地跳入创业的滚滚洪流中，这才形成了今天温州以民营经济为主、以块状经济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格局。但当前温州资本大量逃离实体经济，不能不说是中国经济的动力和运行机制出现了重大问题。 上述这三条标准，不管是在温州的区域层面，还是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不仅可以用来检验金改成功与否，同时也可用来检验经济转型升级成功与否。某种程度上，这也体现了国务院同意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要求：“开展温州试验，对温州经济、对温州产业转型升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金融改革和发展都有意义，有借鉴作用。”
金改路径：着眼温州精耕细作
实体经济发展是温州金改的出发点和总目标，那么其着力点是要引金融之水浇灌小微企业的实体经济之花。
吴敬琏先生曾在2013年2月底举行的中国改革（温州）论坛上说，金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确实，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事关经济系统的健康运行。但矛盾有普遍性和特殊性，温州现象本身就是中国经济运行的缩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既要从国家层面系统解决现行经济发展、金融运行存在的普遍问题，又要解决温州市场经济先发、小微企业众多、金融脱离服务实体经济等特殊问题。
国家层面的经济发展、金融运行等问题，自然由中央政府通过加快改革、调整结构等来解决。温州层面的特殊问题，需要通过金融综合改革的试点来解决，一旦改革有成效，即可推广之，成为“国家标准”。因此，系统性和特殊性并不矛盾，解决得好，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温州金改一周年来，按照国务院“12条”和浙江省实施细则，已经建立了一些体制机制，搭建了一些平台，构建了一些渠道，四大体系（地方金融组织体系、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区域资本市场体系、地方监管金融体系）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陈金彪市长语）。但真正达到国务院要求的“构建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多元化金融体系”的目标，还是需要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相结合。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来看，温州金改涉及的很多内容事关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比如金融领域开放、税收管理、创新导向等。既然国务院同意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部分金融管理权限可以适度放宽或者下放给省、市政府或省、市有关监管部门，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一项试点。
但温州金改的重点，不应就金改而改金融，而应放眼于温州整体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实体经济对金融需求方面进行精耕细作，否则金改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着力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吸引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经历此轮局部经济金融风波，部分温州企业家已经进行反思并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但目前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并未根本复苏和回暖，企业家投资信心并没有得到确立。因此，必须通过鼓励创新，驱动实体经济复苏。中国经济粗放型增长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如果不追随世界经济创新发展的潮流，所谓的“中国模式”也将日落西山。笔者在2012年底对温州部分创新型企业的调研时总结，持续创新必将带来持续、稳定的收益，也促进企业永续、健康的发展。回归实体经济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民间资本投资领域的开放问题。正是因为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开放度不够，才把民间资本“驱赶”到房地产及部分大宗原材料的炒作上而形成泡沫经济。通过创新，提高投入资本的回报率，才能使从事泡沫炒作的资本重新回归到实体经济，这也能系统解决房价、通胀等问题。创新驱动，除了开放领域外，需要积极搭建和完善区域创新体系，还要在税收、资金、土地、下游产业政策及人才配套政策等方面出台精细化、可操作性的政策。
二是基于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有一种普遍倾向，认为吸引民间资本，就应开放金融领域，成立民营银行、民营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从整个国家层面的产业开放来说，这种观点不乏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放到温州区域层面，这种观点并不具有现实必要性。因为温州已经有20多家银行（分支机构），国内跨区域银行基本设有分支机构，竞争激烈程度可谓是残酷，且温州银行及11家农村合作银行基本以民资参股为主。笔者认为，温州金改的重点不在于成立多少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而应把重点放在解决集聚民间资金、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上来。其中最应该学习借鉴的是台湾金融支持技术创新的硅谷模式。具体来讲，根据企业生命周期，配套相应的金融服务：集聚民间资本，培育和引进投资基金，服务初创期企业；设立中小企业联合辅导中心、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银行小企业信贷专营机构等，服务成长期企业；加大力度培育地方资本市场，设立柜头和兴柜市场、产权交易市场，打通以股权、产权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渠道，服务稳定发展期企业。其中地方资本市场是温州金改必须重点抓住、抓好的牛鼻子，也是温州金改深入推进的突破口。
三是加强地方金融监管。正门不开旁门大开，如果按上述要求打开了民间资本回归实体经济的大门，那么必须通过加强监管，封闭地下金融运转的旁门左道。目前除了人民银行、银监、保监和证监等垂直监管部门外，在地方还有金融办、商务、经信等部门分别监管小贷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等准金融市场主体。正是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监管体制，没有形成监管合力并留下监管空白，使得1800多家准金融市场主体引发了温州局部经济金融风波。随着金改的逐步推进，又新增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民间借贷服务中心、投资类机构、网络贷款服务机构等准金融市场主体，监管难度不断加大。要从地方金融监管立法、监管联席会议工作机制、信息和信用平台共建共享、监管力量整合、行政执法与司法无缝对接等方面，形成地方金融监管的合力，严格防范地方金融风险的发生。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温州金改已开弓没有回头箭，时光是终裁法官，成功，是中国之幸；失败，是温州之悲。作为中国最具改革精神的地区，我们宁愿相信：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作者为资深经济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