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莱州作家王韵，还有另一个身份——下岗女工。一个女孩子，在结婚后不知情的状况下怀孕，孩子生下来仅五斤，一个两厘米的子宫肌瘤，贫困，无钱医治。又坚持打工，营养不良，结果让子宫布满肌瘤。要同丈夫去上海做手术，却买不起去上海的车票。住医院十天掉了十斤，形销骨立。给市政干工程，欠她六万元钱，要了十一年只给了四万块。这是一个女人真实的故事。我们说这个女人够凄惨的了。女人把这些真实的事情写了下来，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如果从中国最广大的贫困地区看，这些故事还不算最凄惨的，但为什么打动了我们呢？
　　首先在于她客观、真实地实录生活，几乎接近于非虚构写作。一个女孩子十五岁爱上了文学写作并发表作品。结婚生孩子，产假期间被下岗，于是开始各种打工。把婴儿绑在自行车上，开始跑卖保险，第一份保险合同竟是自己父亲的。借钱给市政工程做预制件，送货的老吴从拖斗摔下来死了。一个巨额赔偿，倾家荡产。婚后三口之家租房，居然搬了十四次家，能够在十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下，抵抗着寒冷和雨雪。漏雨的夜晚，用雨伞遮住孩子，母亲因此坐到天明。为了凑一张去上海的慢车票，去冷库打工，做各种各样的冷冻物品，例假来了，在腿和衣服之间结成了冰块。一个女人和她的孩子处于非人的生存状态……虽然它的客观、真实能感动我们，难道它仅局限于现实，局限于客观？那么我们说一个亿万富翁炒股，输掉了豪车、豪宅，倾家荡产，最后跳楼死了，我们会同样感慨吗？不会。为什么呢？可见不单单是客观事件的真实性，不单单是我们记录了这个时代倾家荡产的故事。而是在于与这个事实相关联的语境，一种语境因客观和真实性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作者在语境中构成的那种真实感，这种真实感是通过客观事件真实化而得到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客观事件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相互连贯构成的时间链条。在这个时间链条上，人的行为方式及其详尽的细节，提供了语境的真实性，人物在行为与时间序列上的过程便是真时代的过程。因此，威廉·詹姆斯说：“真实发生在观念之中，观念蜕变为真实的，是通过事件被真实化的，观念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观念的真实化，观念的有效性就在于其真实化的过程。”在这种真实化过程中，作者善于罗织一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例如跑保险时把女儿锁在家里睡觉，她谈完保险后匆匆忙忙往家赶，她的单车和轿车撞上，责任在轿车，她却忍着伤给司机道歉，回家后见孩子在屋里哇哇大哭，她赶紧安抚孩子，邻屋大娘发现她嘴角和眼眶边的血迹，她自己竟浑然不觉。还有她的特殊经验的体会，孩子在自行车后，鞋掉了，她不敢贸然停车，一定保持滑行，让车慢下来，扶着车慢慢地往回推，捡起鞋再穿上，宁可小孩冻一会儿脚。因为紧急刹车，小孩儿会从车上栽下来摔着。这些真实的个体经验保证了她叙事描写的有效性，同时也保证了文本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增加了故事的感染力。
　　其次，让我们的写作与生命靠近，而不是与事实靠近。这句话对王韵来说，具有双重意义。对于读者来说，王韵表述的生活事实是从婚姻生活开始，从生孩子开始，她的苦难也就开始了，这很残酷，很容易让人想到，婚姻不过就是一个女人的坟墓，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就是自己生命的蒙难，她拼命为生活挣扎，这有意义吗？仿佛一切生命的活动仅在于保命，保自己之命，保孩子之命。如果仅是展示这样一种生命的苦难过程，这种写作有意义吗？为什么要把这种苦难文字以视觉形式强加给她的读者呢？仅仅只是为了掬一捧同情的眼泪？作为个体生命的真实化，写作变为个人悲剧的宣泄，对个体和他者都不见得有很大意义。因为这种展示全世界有千千万万，甚至有更多的悲苦剧。这表明了我们不需要一种事实上的展示，无论它多么有客观性与真实感。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一种生命体验的真实感。这种生命的真实感是在生命的连续运动中完成的。西美尔说：“在生命过程生气勃勃的范围内，它就像一条河流里的波浪一样相互联系着；往往有那么一种生命，它制造这些片段，就像制造它那些与自己无法分割的，因而也是相互间不能完全分离的脉搏一样。”王韵在所表述的事实中，主客观性上她加了强烈的情感倾向，这些事实表面上看上去是单个的，但其中纠结着一种逻辑联系。结婚自然会有孩子，有孩子就必须为生存奋斗，卖保险，办工厂，在冷冻厂打工，都是事件连续性的继起，这其中蕴含着狄尔泰所说的“他对于人的事情的理解，是依赖于他在自己生活经历中所能达到的东西”。这是狄尔泰在总结歌德创作时所说的，歌德在塑造人物时，总是会向他的环境、他的时代靠拢，总是要展示自己的心灵，或者自己个人的情感。那么王韵也离不开自己生活经验的材料，但如果把这些材料事实归于心灵，归于个人的天性，归于环境中个性发展，归于王韵生命体验的外在形式。这些事实在连续的关联中就有生命的意义了。王韵用自身对疾病的感受体验，生命与疼痛，切入生命的感受，她近乎病例记录式地表达了子宫肌瘤的增长、子宫险些被切除。生命在痛苦和欢乐中得到它的质量，而且她穿越代际关系，上至父亲，下至女儿，手术过程便是生命挣扎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她把一切肉体痛苦转化成一种精神的食粮，即文学的写作。可见她的文学写作的内核，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内驱力。生病是肉身的事，可也牵扯上了情感的心灵。肉身的疼痛是一时的，而情感却在疼痛时注入肉身包裹的内心甚至灵魂。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场疾病，而健康就是救赎。这个生命至深的感受，她归结为人生的形式，总结为“人生=疾病”，这是一种宿命，或宗教式苦修感悟。我并不是说这种感受不行，刚好相反，生命体验允许多种形式和方法。当然要达到一种深度，仅表述为一种生命直接状态还不够。“如果我们从生命自身出发，而不是从这些生命之外，延伸到自身完整性的层面出发来观察生命，那么观察问题的角度就会不同。这样一来，生命的内容从属于单独的，可以说独立存在的世界的特性，就失去了它天然的意义。”王韵表述她的一个个生命状态，基本上是按时序来展示她个人的具体情况。按西美尔的意见，这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必须要对生命状态的局部进行“事实切除”和“想象移植”，使它合乎于某种表达意图。王韵在生命整合而合乎主体性的意图方面似乎还不够，这个不够并非指题材不够，也许她过强地展示了主题，而主题的新颖和独特性还不够。也就是生命的反思启迪仅具有自身净化情感的作用，但对他者的认识功能是不够的。
　　最后，我们谈谈情感。王韵表达的个人情感体验是强烈的，也是深厚的，这源于她个人的对事实的切身体验。所以她的散文遍布了这种强烈的个人情感。这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整体考察她的文本，就会发现她的文本情感类型是重复的，存在反复渲染的情况；另一方面，这种情感虽是直接处理，但它还有一种烘染的煽情的方式，把所有读者都拉入了矫情的范畴里。我们说她已经部分地成功了，但这种情感是流逝的，虽然充沛但也是扩散的。这过度的情感诠释，在当下，一方面走向膚浅，另一方面滥用同情。你会说这有什么不好吗？简单说这是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东西，当下不是一个情感主义的古典时代，而是一个情感的反思时代，我们要提出问题，寻找社会人性的弊病。我们不仅要反思社会，也要反思自我，所有一切都要立足于解决问题。而情感主义是一种对问题的放浪，它只会使情感更加成为问题，而个体问题仍得不到丝毫解决。我们宁可成为叛逆者、反抗者，我们不要同情者，早在二百年前我们就知道：同情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