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说：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万事万物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先来讨论一个几千年来的政治命题，再据此探讨管理现象。这个命题就是“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的管理应用
　　
　　汉代之初，武帝行外儒内法之治，就是以儒家之外，行法家之实，以儒家思想的“忠君、敬上”作为道德标准，以法家思想的功赏过罚作为统治的手段，向群众宣扬和执行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而自己却并不很在意所谓的仁义道德，相反却笃信法家，也就是用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儒家思想主张“仁”“义”“礼”，孔子希望统治者能够为政以德，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利益和欲望，按照周礼行事才是仁，“仁者爱人”，能够真诚地为别人利益着想才是“仁”，仁的核心内涵包括克制自己和为他人着想两个方面。孔子希望最后实现一个“四方之民负襁褓而至”的大同美好世界，儒家所确立的是一些宏大的理想、大原则和大方向。儒家的社会功用的立足点，就是社会教化和建立一种思想上的认同体系。法家则认识到，“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人性是绝对自私的，“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匠，则欲人之夭死”其意思就是说，做车的人为了牟利，希望大家都有钱，好来买他的车。匠人(比如做棺椁的)为了自己的目的则希望别人死。法家对人性有着深刻认识。法家学说集中体现为：“法”、“术”、“势”。“法”、“术”是手段，核心是“势”，权势。法家理论是强权理论，权势高于一切，有权者治人，无权者治于人，以强制推行管理，至于道德是次要的。有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君主才能控制好下属，国家才能控制人民，军队才能统一天下。
　　外儒，给封建统治者披上一层仁德的外衣，内法，则为统治者的专制统治提供了坚强的后盾。中国古代铜钱，外圆内方，虽然是天圆地方认知的物化，但也可能隐含着外儒内法的寓意。中国人性格也倾向于认同这种做法，外表柔和而内心坚强，中国人的家庭也是如此，对外人和蔼可亲，对家里人往往却很挑剔，暴躁、缺乏应有耐心，伤害的往往是最爱自己的人而不自觉，相爱的人伤的最痛，大概此理。
　　我是研究管理的，并且通过教授别人管理来赚钱。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个大命题，又可以有另外的解读。我们注意到，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管理者，包括企业的和其他形式的组织，他们满嘴的“尊重”、“沟通”、“以人为本”，等等，可是他们做些什么呢，到处找一些励志性的书发给员工，什么《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啦，暗示员工甭废话，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你不过是会说话的机器而已；什么《赢在执行》《不要只干我交代的事儿》，等等，暗示员工除了完成任务，最好能象公鸡打鸣之外再下个蛋什么的。你会感觉他们说和做是不一致的，这实际上是非常符合“外儒内法”理论的。国内一家知名企业大力宣扬他的企业文化如何如何，领导人以人为本如何如何，员工自觉行动如何如何，内部却悄悄地把企业制度膨胀到近60万字，连员工每天要刷几次牙、每次刷牙不许短于几分钟都要“制度”一下，怎么样，厉害吧。
　　外儒内法形成并兴盛于封建王朝，其理论实质是对于统治者有利的部分即予以保留，不利的部分即予以剔除。现在呢，管理者表面上在谈以人为本，本质上还是想让大家像机器一样，这样做实际上根本不是人本，实质上还是物本。大家通过卓别林电影可以非常明白地看出人是机器的延伸，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管理学发展到后来说这样不行，不能简单地把人作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人是活的，人有能动性，有社会性，于是就出现了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之后又出现了人力资本，是说人和其它资本性要素一样，是有产出的，是可以增值的。折腾来捣鼓去，实质上这还是把人等同于物，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所以目前这种管理现象和外儒内法是一脉相承的。“外儒内法”本无罪，就如一件西装外套一样，穿在儒雅的人身上，会显得风度翩翩；但穿在暴戾的地痞流氓身上就会变得“伪善假仁”。
　　
　　言行脱节的恶果
　　
　　谈到“伪”字，就可以再谈一个舶来的概念——集体主义。按照荷兰学者霍夫斯塔德的研究，在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上，一个重要的维度叫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其含义和我们打小儿受的教育差不多。对于集体主义，我们是作为一种伟大的精神始终在倡导和颂扬的。可现实是，最让管理者头痛的是什么，不是个人主义横行，而是伪集体主义泛滥。所谓“伪集体主义”，就是表面上讲集体主义，骨子里行利己主义。集体主义是话语，提供合法性，起到遮羞布的作用。满嘴里是天下，集体、团队、以什么什么为家之类的大话，却都是给别人听的，自己可能从来不信，时刻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高层给低层讲集体主义，强调奉献、服从的义务，却往往忘了自己关心、照顾低层，倾听低层意见的义务。肖知兴教授说的登峰造极的例子是朱元璋。朱元璋当皇帝后读《孟子》，读到：“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言论时，大怒，说：这个老家伙如果活到今天，老子非宰了他不可。于是降旨把孟子逐出孔庙。后来终于被反对而收回成命，但仍让人把《孟子》中的“反动言论”删去85条。朱元璋如此赤膊上阵，无疑是流氓本性大暴露。
　　一边是千疮百孔的集体主义，一边是缺乏合法性的个体主义，中国人已经在这个岔路口上徘徊了几千年。其实，如果简化一下，问题并不复杂。面对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等等，许多国家和组织研究积淀了大量好的经验，堵不如疏。细节我就不在此探讨了，我重点说一句，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工资、奖金、股权能“买到”员工表面上的投入(疑似)，员工对企业的深度认同则需要价值观层面的统一，需要一个共享的精神资源。成功企业家的共性在于，他们不仅提供简单的物质激励，还能够领导企业全员深入到精神层面，展开精神上的对话和灵魂上的沟通，形成共享的价值观体系，也就是培育或塑造出优秀的企业文化。在这方面，我们也许还是离不开儒家。
　　现在我把“外儒内法”和“伪集体主义”放在一起，无非是想说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作为管理者，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那些东西，那么作为被管理者，就会出现满嘴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极端的自私主义，团队一盘散沙，形不成合力。所以外儒内法要有个度，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也要有个平衡，这就是中庸，它才是老祖宗的精华。这是目前我们在管理实践和管理研究方面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管理本身，上升到了文化层面。涉及到民族性，涉及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未来文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