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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佩贞是中国女权运动史上最具争议的一名女性，同时，她就像一面镜子。透过她的遭遇，既可揭示出中国女权运动与女权人士的历史局限，更可以折射出中国男权人士的阴暗心理，以及整个男权社会摧残、消费女性权利的根深蒂固的专制。
痛打宋教仁
沈佩贞，又写作沈珮贞，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被极端妖魔化的一位人士，她的完整履历已经无从查考。只能从见诸报端的资料中，梳理出她大致的人生脉络。
1912年1月11日 ，上海《申报》曾以《女界之伟人》为标题高调报道说，沈佩贞曾要求满政府速开国会，不允，遂奔走两粤，提倡革命。武昌起义时，沈佩贞正好在天津谋集同志起事，出卖被抓。直隶总督陈夔龙害怕处死沈佩贞激起舆论，将其暗地释放。沈佩贞母亲当时已年逾70，一定要让女儿离津。沈不得已，遂到上海，又创办了女子尚武会。
3月11日 ，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第二章第五条回避了男女性别问题，仅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这严重激怒了女权人士，她们随后发起了一场极具轰动效应的争取女子参政权的请愿活动。但这场活动，在男权人士的笔下，却完全走了样。1946年，已经70岁的老革命党人刘成禺，在《英雌大闹参议院的一幕》中，以极其轻薄的笔触回忆说：“一日开会，议长林森遥见女会员20余人成群而至，即宣告停会。湖北议员张伯烈、时功玖及予同住院中。功玖曰，诸君退避，我三人有法处之。”这3名湖北籍参议员对付女权人士的办法，竟然是把她们诱骗到自己的房间，然后锁起门请她们就着咸肫肝、咸花生、咸鸭片、大头菜喝龙井茶。直到她们被尿憋得一再求饶，才放她们到院外竹林里去露天解决。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对女子参政运动采取了既压制又安抚的双重态度。沈佩贞等人准备随参议院北上请愿时，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尽管如此，袁世凯对女权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采取了高调安抚的态度。吕碧城、唐群英、沈佩贞等人，都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的女性顾问。
1912年3月，同盟会由地下秘密组织转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因向联合改组的其他党派妥协，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引起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8月25日 ，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唐群英等人严词诘问何以将该条删除，沈佩贞当场打了宋教仁，据当时的媒体描述，那场景是“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虽然沈佩贞等强烈要求在国民党政纲中重新加入男女平权一条，结果付诸大会表决，赞成者少数，未被通过。
闹酒惹官司
袁世凯妄图称帝后，吕碧城、唐群英等人急流勇退，先后转去办实业、办女报、兴女学。坚持留在北京的沈佩贞，却打着“大总统门生”的旗号，上演了一出被告上法庭的闹剧。沈佩贞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而袁世凯是该学堂的创办人，称袁世凯为老师也不为过。她印制了一张名片，中间一行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据说袁世凯也收到过这张名片，居然就点头默认了。
关于那场官司，更是轰动一时。1915年6月1、2日，上海《神州日报》连续刊登《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以小说笔调介绍了沈佩贞等人在醒春居宴席上的闹酒丑态。其中最令沈佩贞感到难堪的细节，是其闺中密友蒋良三威逼她遵行酒令，同意男宾客杨光甫嗅她的裸足。沈佩贞当场翻脸，掀席大骂而去。
此事见报后，沈佩贞恼羞成怒，要求报社老板汪彭年登报澄清并赔礼认罪。汪彭年不仅不接受，反而继续在报纸上揭露其隐私，内容涉及步军统领江朝宗、段芝贵等人——说她认江朝宗为“义父”，又认段芝贵为“叔父”。于是沈佩贞率领娘子军二三十人，会同江朝宗的10多名士兵，浩浩荡荡直奔南横街汪彭年家中。汪彭年带领家人及时逃走，寄住在他家里的国会议员郭同出来和沈佩贞理论，被痛打一顿，腰带都被扯断。同为国会议员的刘成禺正好路过，在为双方调解过程中，江朝宗的少将领队黄祯祥走过来说：“今夜汪彭年不露面，绝不离开此地。”刘成禺说：“你穿军服领队打人，成何体统？大总统知道，江朝宗要受处分。”
第二天，各方所托要人出面调解，未果。郭同在刘成禺等人怂恿下具状控诉沈佩贞纠众殴人，汪彭年与刘成禺均被列为证人。在这桩轰动一时的案子中，汪彭年、刘成禺等人所充当的，是专门煽动集体狂欢情绪的女权杀手角色，追求女权的沈佩贞反而充当了男权玩偶。
关于这一点，刊登在北京《顺天时报》的《打神州报案观审记》一文，就是最为确凿的文字证据：“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传证人刘（成禺）。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
据当时的多家报刊介绍，沈佩贞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若辈串通，有意陷害，致我身败名裂。你们有意看些笑话，毫无天良。”观众席中虽然有人略表同情，但立即遭到围攻批评：“若不如此，我们何处看此热闹。”最后的判决是，沈佩贞被判处监禁3个月，并赔偿40元。 爱情一场空
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沈佩贞极力支持，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帝制失败后，她的风光便大不如昔。
1917年，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沈佩贞随后到广州投奔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此期间，她又结识了一位国会议员魏肇文。
魏肇文是清朝末年一品重臣魏光焘的三儿子，年轻有为，被聘为大元帅府参议员。他与沈佩贞自由结婚，几个月后又离弃沈佩贞。沈诉诸法律控告他“赖婚”。这一案件一度成为沸沸扬扬的新闻热点，但是，公共舆论却将同情集中在魏肇文方面：“闻魏为前清某总督之子，翩翩美少，且又（是）国会议员，无怪沈佩贞不甘罢休。”
1918年11月，广州地方厅公开审理此案。沈佩贞身穿玄缎裙裤，戴着眼镜，俨然知识女性的装束，昂然立于庭中。她当庭出示魏肇文赠给她的一副楹联，说这是求婚证据。律师黄某为沈佩贞辩护说，对联句中有“绕梁”等字样，含梁孟举案齐眉之意。魏肇文的代理律师黎某却指出对联上款魏称沈为“先生”，这是对上海妓女的称呼，并无丈夫对妻子称先生的。沈佩贞抗议对方侮辱人格，黎姓律师却劝告她说：“肉体关系与婚姻绝然两事，男女有肉体关系而非夫妻者不知凡几，况肉体关系之有无谁能为之证明？”沈佩贞当庭大骂黎姓律师，并且表白自己本是处女，受魏肇文侮辱不能再嫁他人。如不成婚姻，就抬棺材到法庭上以死自白，接下来便开始放声大哭，法官只好在一片哄闹声中宣布退庭。
几经周折，法官做出判决：双方是姘居性质，和正式夫妻的关系完全不同，本案撤销，不予受理。沈佩贞听到判决后掩面痛哭走出法庭，连日到国会议员号房中等候魏肇文出入。魏肇文得同事相告，只好暂避。有一天，两人在路上碰到，沈佩贞扭住魏肇文理论，互相纠缠着到了警署。警长细问情由后训斥沈佩贞，限其3日内离开。沈不得不离开广州，此后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不知所终。
自辛亥革命时期便要为全国女界争取女权的一名高调女权斗士，最终却沦为弃妇。沈佩贞所追求的女权，归根到底依然是对于男权“主子”的人身依附权，而不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自由自主、契约平等的人权。反过来说，无论沈佩贞身上存在着多少缺点和盲区，她对女权的执着追求还是真诚的。她所遭遇的女权奇案，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耻辱，而是男权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
痛打宋教仁
沈佩贞，又写作沈珮贞，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被极端妖魔化的一位人士，她的完整履历已经无从查考。只能从见诸报端的资料中，梳理出她大致的人生脉络。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对女子参政运动采取了既压制又安抚的双重态度。沈佩贞等人准备随参议院北上请愿时，袁世凯致电国务总理唐绍仪，“准其举定代表一二人来京，不得令其全体北上，以免种种窒碍。”尽管如此，袁世凯对女权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采取了高调安抚的态度。吕碧城、唐群英、沈佩贞等人，都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的女性顾问。
1912年3月，同盟会由地下秘密组织转为公开政党，其政纲第五条明确标榜“主张男女平权”。同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因向联合改组的其他党派妥协，删除了“主张男女平权”，引起激进女会员的强烈抗议。
闹酒惹官司
袁世凯妄图称帝后，吕碧城、唐群英等人急流勇退，先后转去办实业、办女报、兴女学。坚持留在北京的沈佩贞，却打着“大总统门生”的旗号，上演了一出被告上法庭的闹剧。沈佩贞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而袁世凯是该学堂的创办人，称袁世凯为老师也不为过。她印制了一张名片，中间一行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据说袁世凯也收到过这张名片，居然就点头默认了。
关于那场官司，更是轰动一时。1915年6月1、2日，上海《神州日报》连续刊登《沈佩贞大闹醒春居记》，以小说笔调介绍了沈佩贞等人在醒春居宴席上的闹酒丑态。其中最令沈佩贞感到难堪的细节，是其闺中密友蒋良三威逼她遵行酒令，同意男宾客杨光甫嗅她的裸足。沈佩贞当场翻脸，掀席大骂而去。
此事见报后，沈佩贞恼羞成怒，要求报社老板汪彭年登报澄清并赔礼认罪。汪彭年不仅不接受，反而继续在报纸上揭露其隐私，内容涉及步军统领江朝宗、段芝贵等人——说她认江朝宗为“义父”，又认段芝贵为“叔父”。于是沈佩贞率领娘子军二三十人，会同江朝宗的10多名士兵，浩浩荡荡直奔南横街汪彭年家中。汪彭年带领家人及时逃走，寄住在他家里的国会议员郭同出来和沈佩贞理论，被痛打一顿，腰带都被扯断。同为国会议员的刘成禺正好路过，在为双方调解过程中，江朝宗的少将领队黄祯祥走过来说：“今夜汪彭年不露面，绝不离开此地。”刘成禺说：“你穿军服领队打人，成何体统？大总统知道，江朝宗要受处分。”
第二天，各方所托要人出面调解，未果。郭同在刘成禺等人怂恿下具状控诉沈佩贞纠众殴人，汪彭年与刘成禺均被列为证人。在这桩轰动一时的案子中，汪彭年、刘成禺等人所充当的，是专门煽动集体狂欢情绪的女权杀手角色，追求女权的沈佩贞反而充当了男权玩偶。
关于这一点，刊登在北京《顺天时报》的《打神州报案观审记》一文，就是最为确凿的文字证据：“刑庭大审，京师各部次长以下官，及社会闻人数千人，均坐骑楼。尹朝桢莅庭审判……传证人刘（成禺）。尹示刘曰：‘先宣誓，据实作证。’刘曰：‘据实直述，当日男女相骂，状态奇丑，不堪入耳，照话直说，犯法不犯法？’骑楼上人大嚷曰：‘不犯法，不犯法。’尹乃令宣誓，刘即据事直陈。尹以所述过于丑恶，似不欲闻。刘曰：‘庭长不愿听，不必再说下去，再说犯法。’骑楼上人又大嚷曰：‘说下去，不犯法’……”
据当时的多家报刊介绍，沈佩贞在法庭上痛哭流涕：“若辈串通，有意陷害，致我身败名裂。你们有意看些笑话，毫无天良。”观众席中虽然有人略表同情，但立即遭到围攻批评：“若不如此，我们何处看此热闹。”最后的判决是，沈佩贞被判处监禁3个月，并赔偿40元。 爱情一场空
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沈佩贞极力支持，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帝制失败后，她的风光便大不如昔。
1917年，孙中山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沈佩贞随后到广州投奔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在此期间，她又结识了一位国会议员魏肇文。
魏肇文是清朝末年一品重臣魏光焘的三儿子，年轻有为，被聘为大元帅府参议员。他与沈佩贞自由结婚，几个月后又离弃沈佩贞。沈诉诸法律控告他“赖婚”。这一案件一度成为沸沸扬扬的新闻热点，但是，公共舆论却将同情集中在魏肇文方面：“闻魏为前清某总督之子，翩翩美少，且又（是）国会议员，无怪沈佩贞不甘罢休。”
1918年11月，广州地方厅公开审理此案。沈佩贞身穿玄缎裙裤，戴着眼镜，俨然知识女性的装束，昂然立于庭中。她当庭出示魏肇文赠给她的一副楹联，说这是求婚证据。律师黄某为沈佩贞辩护说，对联句中有“绕梁”等字样，含梁孟举案齐眉之意。魏肇文的代理律师黎某却指出对联上款魏称沈为“先生”，这是对上海妓女的称呼，并无丈夫对妻子称先生的。沈佩贞抗议对方侮辱人格，黎姓律师却劝告她说：“肉体关系与婚姻绝然两事，男女有肉体关系而非夫妻者不知凡几，况肉体关系之有无谁能为之证明？”沈佩贞当庭大骂黎姓律师，并且表白自己本是处女，受魏肇文侮辱不能再嫁他人。如不成婚姻，就抬棺材到法庭上以死自白，接下来便开始放声大哭，法官只好在一片哄闹声中宣布退庭。
几经周折，法官做出判决：双方是姘居性质，和正式夫妻的关系完全不同，本案撤销，不予受理。沈佩贞听到判决后掩面痛哭走出法庭，连日到国会议员号房中等候魏肇文出入。魏肇文得同事相告，只好暂避。有一天，两人在路上碰到，沈佩贞扭住魏肇文理论，互相纠缠着到了警署。警长细问情由后训斥沈佩贞，限其3日内离开。沈不得不离开广州，此后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不知所终。
自辛亥革命时期便要为全国女界争取女权的一名高调女权斗士，最终却沦为弃妇。沈佩贞所追求的女权，归根到底依然是对于男权“主子”的人身依附权，而不是现代社会以人为本、自由自主、契约平等的人权。反过来说，无论沈佩贞身上存在着多少缺点和盲区，她对女权的执着追求还是真诚的。她所遭遇的女权奇案，并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耻辱，而是男权专制思想根深蒂固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
编辑：王晶晶 美编：王迪偲 图编：傅聪 编审：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