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老师早期毕业于老隆师范学校，是一名很早就从事小学教育的公办教师。文革时期，同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丈夫被打成右派并被清除出教师队伍，下放到农村管制，每当人民公社召开“万人大会”的时候还要揪出来批斗，俞老师成了当时远近有名的右派婆。那时候，工作组轮番做俞老师的思想工作，希望她能跟丈夫划清界线，这样还可以保住饭碗。俞老师却坚持原则、忠于婚姻。后来因为丈夫的牵连，俞老师以“阶级斗争立场不够坚定”为由被下放回农村。大队干部们见她可怜，而且俞老师又是当时村里非常难得的知识分子，于是就安排她到村里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就这样，俞老师有幸留在了教师队伍中。由于她是柏埔公社少有的正牌师专毕业生，教学水平很快在村里、公社中出类拔萃。她所教的班级年年在当地名列前茅，成为当地群众欢迎爱戴、教办支持重视的好老师。在教办的关心和乡亲们的接济下，俞老师始终专心教学并且在那经济非常困难时期仍跟丈夫和五个儿女生活在一起。俞老师对爱情坚贞不屈的精神在当地传为佳话，成为爱情婚姻的标杆和榜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丈夫的冤情得以平反，俞老师夫妇被一同安排在柏埔东升小学任教。在夫妇俩的带领下，东升小学成立了柏埔公社第一个少先队组织部。由于那个时期没有专项教育经费，夫妇俩就发动高年级的学生们到山上砍大麻竹，锯成一段一段跟腰鼓般长短的竹筒当腰鼓打。为了添制舞台设备，夫妇俩还在学校的农场里种植过黄瓜、椰子包、菜心等农作物，还有那时候人们觉得最奇怪的无籽西瓜……然后将卖来的钱用来买腰鼓等教学设备，还从苏州买回了丝绣，那丝绣便是用来做“采茶舞”舞衣的料子呢。
　　柏埔中心小学文艺活动最为鼎盛的时期也算是在那个时候吧！那时候俞老师利用晚上、星期天和假日的空余时间教学生们学习打腰鼓，跳采茶舞、十字舞等等。还成立了学校的仪仗队。“柏子岭头洒满了金色的阳光，少先队员们打起了腰鼓跳起了舞……” 就是对当时中心小学热闹情景的真实写照。
　　俞老师退休后并没有闲在家中，她仍然想着要为教育事业做点事。退休前，她看到当时镇里头学前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一间幼儿园，由于大人们忙于农务疏于管教，孩子们几乎都在玩泥巴过家家，既不安全又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俞老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出于对下一代的关爱和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于是她向镇政府提出了开办幼儿园的建议，镇里的领导非常重视，同意她在镇里兴建第一所民办幼儿园。俞老师节衣缩食，同时要求在外打工的子女给予支持。由于是自筹资金，办园经费严重不足，俞老师一家只能省吃俭用，从幼儿园选址到落成整整花了十年时间！虽然是历经十年，但是还是很鼓舞人心，开学前夕，专管教育的张副县长还非常兴奋地为幼儿园提了字：“符合农村办园条件！……”
　　在俞老师的眼中，从来就不会觉得辛苦。在小学工作的时候是这样，在幼儿园里也一样，每天她必须给小朋友们讲课，跟孩子们做游戏，在她的眼中，每一个小朋友都像是自己的孩子。小朋友们的书包、衣服破了自己亲手补回去；病了她协助家长去采草药，每天必须打理小朋友们的生活起居和仪表。下班回到家里还要种菜，把生产出来的蔬菜拿到幼儿园食堂，帮孩子们节省伙食开支。幼儿园没有车辆接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家长，不管多远，她都会无偿地将孩子们送回家。在我们眼中看起来一些不该做的事，在俞老师那里只是一句话：“方便家长，方便家长嘛。”总之俞老师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如今年近八旬的她仍然每天到幼儿园忙些杂务。许多人禁不住要问，俞老师，你不觉得累吗？俞老师总是非常高兴地回答：“跟小朋友们在一起才开心呢！”
　　如今，俞老师教过的小学学生已经成了爷爷辈，仍然要将自己的孙子送到俞老师的幼儿园才觉得放心；如今，她教过的小学学生在各行各业成为顶梁柱，还会常常打电话问候或者回来看望她。在俞老师的身上，他们感受到了那种浓浓的关爱……
　　一声声“俞老师”的称呼，仿佛是成长中温馨快乐的音符——那是爱的力量，爱的回响。
　　（本文选自广东省教育厅第四届师德征文活动获奖文章）
　　本栏责任编辑 黄日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