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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资源严重浪费现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首先明确提出“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中央对“全国一盘棋”方针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力提倡和动员。受中央态度的鼓舞，上海全市掀起了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的热潮。
“全国一盘棋”方针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而且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历史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全国一盘棋”方针从提出到贯彻落实的具体过程，一直没有专论对其进行详细而明确的梳理，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理论认识上的模糊点。
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全国一盘棋”方针的提出进行历史的梳理，并以上海为例分析其贯彻落实情况。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拨冗指正。
一、显而易见，柯庆施“全国一盘棋”观点的提出和论述，其出发点是从上海发展的现实困难而生发的，但其立论依据的现实性和论点阐述的逻辑性，很好地阐明了经济发展布局中需要有全局观念的同时，也着实切中了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各地盲目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问题的要害
“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是针对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全国经济发展布局，尤其是工业发展布局“一哄而上”、毫无重点而造成巨大浪费局面提出的经济发展理念。
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非常重视从全局着眼，安排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经过建国头几年的摸索之后，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在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和中央关系以及全国平衡问题做出过专门的强调。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两年，当“大跃进”开始之后，全国各地在“大跃进式发展”的思路下，纷纷以本地区为单位，安排工业发展布局，不管条件具备与否，一律向中央争取建设项目和资金，从而使得很多建设项目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合理安排以及地区平衡的前提下盲目上马。
其后果一是导致“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浪费情况，二是各地都出现了资源紧张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使得生产物资需要外来供应的上海根本保证不了正常的生产发展需求。尽管1958年，中央将原先隶属江苏省的10个县划归上海管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的物资供应严重紧缺的情况，但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计划指令划拨体系，需要依赖各地自身需求计划之外的剩余量而定，这就使得上海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困境。
为了解决1958年“大跃进”发展过程中，各地一哄而上，不顾全国平衡，造成严重资金和资源浪费的情况，也为了解决上海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过程中无法从全国获得足够资源支持而受得严重限制的现状，1959年2月16号，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论“全国一盘棋”》的署名文章，系统而明确地论述了以强调“全国平衡”为方针的一盘棋式的经济发展理念。
柯庆施在《论“全国一盘棋”》中，首先从党中央强调“全局观念”的历史传统出发，指出，“不管是进行阶级斗争或者是生产斗争，不管是做哪种工作，做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都要从6亿人口出发，都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关系”。接着，他话锋一转，谈到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党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一整套方针，正确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他们是互相联系的全国一盘棋，而不是一盘散沙……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和比例，需要随时具体调整和安排。这就必须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不同，依照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妥善处理。其中，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原材料和两个部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物资的分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全国来统一安排”。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度，柯庆施紧接着从当时全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阐明了各地区实行“全国一盘棋”方针的现实必要性。他认为，“在经济工作中，也只有统筹全局，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计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过关，才可以解决能不能更大跃进的问题。重点建设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全局的胜负，并且也影响到各个局部的命运。大局搞不好，小局也不可能搞好；大局胜利了，小局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底子很薄，要求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首先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于事关全局的方面，决不能分散力量。凡是应该先行的必须先行，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让路的而又可能让路的则必须让路，可缓办的一律缓办。我们应该注意到，根据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精神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正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如果平均使用力量，主从、先后、轻重、缓急不分或者倒置，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会使整个经济工作迷失方向，出现经济失调的危险。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种失调的现象发生。”
在强调了“全国一盘棋”方针，各地要有全局观念的同时，柯庆施还在报告中对“全国一盘棋”观点与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做了辨析：“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全国自全国，地方自地方，两者互不相干。然而，我们知道，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即‘全国一盘棋’的计划，是把中央同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机动性统一起来的全局性的东西……我们国家今年的‘大跃进’规模如此宏大，非常迫切地需要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充分发挥积极性，各显神通；正如有了高明的导演、精彩的剧本，还需要优秀的演员，有了高明的指挥、精彩的乐章，还需要优秀的乐手一样。但是，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一盘棋原则的积极性，从整体出发，把国家统一计划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更加鼓足干劲，努力创造有利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赋予的经济任务。一种是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违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所谓积极性，实即盲动性。前一种积极性越大越好，后一种盲动性，则应该避免和克服……是不是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除了执行国家计划以外，就没有可能发挥潜力的余地呢？不是的。我们的国家计划本来就是根据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制定的；因此，各个地方不仅在国家计划之内，有很多事情，需要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地办理，就是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外，只要无损于全局，而自己又有余力兴办的事业，也还可以兴办。重点项目如树干，一般项目是树枝，我们反对强枝弱干的做法，但是，只要不碍于树干的成长，枝叶茂盛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另一个问题是：提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是不是地方的和各部门的机动就没有了？统一和机动，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依赖的。同时，经济生活很复杂，我们的经验又不够，任何一个经济计划只能反映出客观经济生活的主要的诸方面，不可能规定得十分周到、考虑得完备无缺。何况客观的经济生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会出现在制订计划时所料想不到的新问题。这就必须有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发挥地方和各部门的主动性，来处理国家统一计划中所未考虑到的问题，补充国家统一计划之不足。所以，机动必须是为统一服务的，必须服从于统一。” 显而易见，柯庆施“全国一盘棋”观点的提出和论述，其出发点是从上海发展的现实困难而生发的，但其立论依据的现实性和论点阐述的逻辑性，很好地阐明了经济发展布局中需要有全局观念的同时，也着实切中了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各地盲目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问题的要害。
二、中央对“全国一盘棋”方针的充分肯定
柯庆施的《论“全国一盘棋”》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相关领导人到上海视察工作过程中，也对上海方面首先提出的“全国一盘棋”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959年2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时，对上海首倡的“全国一盘棋”理念进行了评价，并对上海的工作做出了指示：
实现计划的关键，就是要搞好“全国一盘棋”。我们一定要从“全国一盘棋”来实现这个计划。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开后门。要在“一盘棋”中努力，发挥积极性。当然，“一盘棋”内也有些机动。尽管地区、行业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但是都还有一些机动性。但是机动的那一部分也应该放到国家的计划和地区的计划之内。上海市委提出，上海不要开后门，各行各业、各个企业都不要开后门。开后门是要被动的，也应付不了的。全国各地现在有3万多采购人员在上海，要求你们开后门。如果开了后门，就不是3万人，而会来30万人。怕得罪这3万人，就会得罪30万人。对全局关系最大的，无非是上海、辽宁、黑龙江、天津等地方。而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市委提出上海今年生产总值要增长35%到65%，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几到五十，这关系全国很大，这个任务是很重的。但是上海潜力很大，本领不小，有老基础，不要小看了。上海应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同一天，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也在参加上海市委工业会议时做了重要讲话，对上海市提出的“全国一盘棋”观点进行了充分肯定和积极回应。他说：
要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要在全国统一计划内贯彻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块块与条条结合，使各个企业各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工负责、分级管理，发挥大家最大的积极性、主动性，首先为全国计划的完成来奋斗，首先为全局的胜利而奋斗。同时，我们要善于分别轻重缓急来安排生产和基建，要安排得好，要抓住关键，首先突破关键，再更好地带动一般。第一季度（包括第二季度）首先要保证钢铁、煤炭、电力、化工的生产和运输工具的生产。首先要保证这些生产的重型设备的制造。基本建设方面首先要使得今年有生产任务的能够先上马。分别轻重缓急排队，对完成今年计划有很大意义。原材料不够，就要分别轻重缓急。我们不能够平均使用力量。生产方面、基本建设方面都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排队，这样才能真正地更好地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才能够抓住关键带动一般。在贯彻“一盘棋”的方针问题上，上海要为“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上海是千丝万缕地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上海贯彻“一盘棋”，就可以带动和引导全国纳入“一盘棋”的轨道。
除了相关国家领导人在参加上海方面工作会议时，对上海方面首倡的“全国一盘棋”方针进行充分肯定和具体指示外，党中央还在全国的范围内大力提倡“全国一盘棋”的发展理念。如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目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力倡全国范围的“一盘棋”理念。
三、在正面引导宣传和对反面作法进行批评的双重教育努力下，到1959年底，上海全市已经基本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贯彻落实了
“全国一盘棋”虽然最早由上海提出，但是否能够得到全国的认可，毕竟还是不能预料的事情。然而，最终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再次强调，使得上海方面对于“全国一盘棋”方针充满信心。紧接着，上海全市也以市委为中心，掀起了贯彻“一盘棋”方针的热潮。
为了使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上海市“党的工作”专门组织了“如何确立‘全国一盘棋’思想”问题的大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同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揭发了一些违反‘全国一盘棋’方针的思想和行为，批判了一些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本位主义”，最后大讨论取得了巨大收获，“不仅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了许多同志的认识，理解了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的重大意义”，“而且在贯彻市委不开后门的方针方面，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好的现象”。
同时，曹荻秋还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群众做了《坚决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的报告，详细阐明了上海市委的明确态度：“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全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全国一盘棋’的关系，因而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实行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的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不这样，就不可能最有效地、最合理地运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不可能保证我国的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进行，全面地跃进。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只要是纳入了国家计划，由国家统一调拨的物资和产品，都应该服从计划管理，统一由国家调拨。任何企业，任何地区都不应该逾越国家所规定的范围去自由处理。超出了这个范围去自由处理，那就叫开后门。我们所说的堵死后门，就是指要堵死一切妨碍国家计划管理贯彻执行的方便之门。就我们上海来说，这个问题有它特别的重要意义。上海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许多产品都是供应全国，是国家社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都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产品。如果我们把后门一开，对国家统管的产品都可以自由处理，显然就妨碍国家计划的完成，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也就会破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在阐明了上海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的必要性基础上，曹荻秋的报告还对上海市内个别违反“一盘棋”原则的行为和作法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最后又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号召：“‘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树立的牢固不牢固，对于一个党员来讲，是考验其党性强弱的标志之一。这不但由于‘全国一盘棋’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是一项党的重大决定，党员有义务保证贯彻执行；而且由于这个方针充分体现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党和阶级利益的具体代表者，因此，更应该自觉地遵守这个方针原则，根据这个方针原则办事。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觉悟愈高，阶级立场愈坚定，就愈能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相反，就会变成鼠目寸光，堕入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泥坑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在全市范围内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刘建洲也积极回应上海市委的态度，认为“全国是一盘棋，上海是全国计划下的一个局部。全局的利益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国家计划是上海人民的最大利益”，“服从全局，照顾大体，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美德，一切只顾局部，妨碍全体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必须受到严格批判”，“全体同志，在处理本市和全国，本市和华东各省，本部门、本区，本县与全市的关系上，都应当严格遵守这个原则”。
在全市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和认识的基础上，上海市在“全国一盘棋”整体发展规划上的自我定位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1）对各地来要求协作任务的，包括各企业在内，在下面四个条件下进行协作，违反这四个条件，至少上半年我们不干。一，全国计划之内的协作任务；二，根据中央决定，季度计划完成以后，原材料超额完成的分成部分，各省、市要协作、要加工的，上海可以干；三，确实是每个省的地方计划之外的机动数，比方他用自己的外汇买了一点材料，或者自己剩下的土钢土铁，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机动数，这个机动数是合法的，是走前门而不是走后门的，可以干；四，一省只认一个头，不要各省从公社、各县、各专署都跑到上海来。有这四条，上海才能协作；这就会保住上海的后门，引导全国向‘一盘棋’前进，引导全国的积极性首先来保证全国计划的完成。（2）上海对全国的协作任务。在‘全国一盘棋’、上海支援全国建设的前提下，上海对全国协作的任务有三条：一，争取超额完成全国计划规定给上海的指标；二，真正贯彻生产的配套、成套；三，能够供应满足市场需要的配件、零件、日用品，特别是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还要努力。”
上海全市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的自我定位明确之后，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宣传和教育。
首先从工业部门开始，除了采取“干部带头”和“群众跟进”的宣传策略外，为了使广大工人群众深刻领会“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内涵，积极参与到贯彻落实“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活动中去，上海市委宣传处还在工业系统中进行了“‘全国一盘棋’的学习竞赛”。
上海市对全市各行各业进行“全国一盘棋”教育和宣传的过程中，除了注意从正面引导和推动外，还注意结合对违反“全国一盘棋”作法的批判和查处。1959年3月到12月间，上海市对上海市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及其下属工厂进行了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方针”的调查活动，对其违反“全国一盘棋”方针的作法进行了批评通报。1959年下半年，上海市又对纺织工业局上海针织工业公司第二机械厂违反“全国一盘棋”方针的不良行为进行了通报，甚至还对上海市建工局五公司个别人的严重违规行为向法院提起了申诉。
在正面引导宣传和对反面作法进行批评的双重教育努力下，到1959年底，上海全市已经基本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贯彻落实了。
“全国一盘棋”方针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而且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一度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历史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全国一盘棋”方针从提出到贯彻落实的具体过程，一直没有专论对其进行详细而明确的梳理，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理论认识上的模糊点。
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全国一盘棋”方针的提出进行历史的梳理，并以上海为例分析其贯彻落实情况。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拨冗指正。
一、显而易见，柯庆施“全国一盘棋”观点的提出和论述，其出发点是从上海发展的现实困难而生发的，但其立论依据的现实性和论点阐述的逻辑性，很好地阐明了经济发展布局中需要有全局观念的同时，也着实切中了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各地盲目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问题的要害
“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是针对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全国经济发展布局，尤其是工业发展布局“一哄而上”、毫无重点而造成巨大浪费局面提出的经济发展理念。
在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非常重视从全局着眼，安排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经过建国头几年的摸索之后，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在4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和中央关系以及全国平衡问题做出过专门的强调。然而时间仅仅过了两年，当“大跃进”开始之后，全国各地在“大跃进式发展”的思路下，纷纷以本地区为单位，安排工业发展布局，不管条件具备与否，一律向中央争取建设项目和资金，从而使得很多建设项目在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和合理安排以及地区平衡的前提下盲目上马。
其后果一是导致“大跃进”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浪费情况，二是各地都出现了资源紧张的局面。这样一来就使得生产物资需要外来供应的上海根本保证不了正常的生产发展需求。尽管1958年，中央将原先隶属江苏省的10个县划归上海管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上海的物资供应严重紧缺的情况，但计划经济环境下的计划指令划拨体系，需要依赖各地自身需求计划之外的剩余量而定，这就使得上海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了困境。
为了解决1958年“大跃进”发展过程中，各地一哄而上，不顾全国平衡，造成严重资金和资源浪费的情况，也为了解决上海经济尤其是工业发展过程中无法从全国获得足够资源支持而受得严重限制的现状，1959年2月16号，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同志，在《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论“全国一盘棋”》的署名文章，系统而明确地论述了以强调“全国平衡”为方针的一盘棋式的经济发展理念。
柯庆施在《论“全国一盘棋”》中，首先从党中央强调“全局观念”的历史传统出发，指出，“不管是进行阶级斗争或者是生产斗争，不管是做哪种工作，做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有全局观点，都要从6亿人口出发，都要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的关系”。接着，他话锋一转，谈到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党依据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规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这一整套方针，正确地体现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全局和局部之间的关系，说明了他们是互相联系的全国一盘棋，而不是一盘散沙……随着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各个地区、各个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和比例，需要随时具体调整和安排。这就必须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不同，依照全国一盘棋的方针妥善处理。其中，全国基本建设的规模、主要产品的产量以及原材料和两个部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物资的分配，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由全国来统一安排”。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观点的说服力度，柯庆施紧接着从当时全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阐明了各地区实行“全国一盘棋”方针的现实必要性。他认为，“在经济工作中，也只有统筹全局，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计划，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保证重点建设过关，才可以解决能不能更大跃进的问题。重点建设的成败，不仅关系到全局的胜负，并且也影响到各个局部的命运。大局搞不好，小局也不可能搞好；大局胜利了，小局的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底子很薄，要求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首先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于事关全局的方面，决不能分散力量。凡是应该先行的必须先行，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让路的而又可能让路的则必须让路，可缓办的一律缓办。我们应该注意到，根据分别主从、先后、轻重、缓急的精神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正是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所必需的。如果平均使用力量，主从、先后、轻重、缓急不分或者倒置，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甚至会使整个经济工作迷失方向，出现经济失调的危险。我们绝对不能允许这种失调的现象发生。”
在强调了“全国一盘棋”方针，各地要有全局观念的同时，柯庆施还在报告中对“全国一盘棋”观点与地方积极性的关系做了辨析：“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全国自全国，地方自地方，两者互不相干。然而，我们知道，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全国的统一经济计划，即‘全国一盘棋’的计划，是把中央同地方和各部门的积极性、机动性统一起来的全局性的东西……我们国家今年的‘大跃进’规模如此宏大，非常迫切地需要各个地方和各个部门充分发挥积极性，各显神通；正如有了高明的导演、精彩的剧本，还需要优秀的演员，有了高明的指挥、精彩的乐章，还需要优秀的乐手一样。但是，积极性有两种：一种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全国一盘棋原则的积极性，从整体出发，把国家统一计划和当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更加鼓足干劲，努力创造有利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力争超额完成国家赋予的经济任务。一种是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违背全国一盘棋的原则、只顾小局不顾大局的所谓积极性，实即盲动性。前一种积极性越大越好，后一种盲动性，则应该避免和克服……是不是地方和部门的积极性，除了执行国家计划以外，就没有可能发挥潜力的余地呢？不是的。我们的国家计划本来就是根据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制定的；因此，各个地方不仅在国家计划之内，有很多事情，需要因地制宜、积极主动地办理，就是在国家计划范围之外，只要无损于全局，而自己又有余力兴办的事业，也还可以兴办。重点项目如树干，一般项目是树枝，我们反对强枝弱干的做法，但是，只要不碍于树干的成长，枝叶茂盛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好……另一个问题是：提倡‘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是不是地方的和各部门的机动就没有了？统一和机动，不是互不相干的，而是互相依赖的。同时，经济生活很复杂，我们的经验又不够，任何一个经济计划只能反映出客观经济生活的主要的诸方面，不可能规定得十分周到、考虑得完备无缺。何况客观的经济生活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必然会出现在制订计划时所料想不到的新问题。这就必须有地方和各部门的机动，发挥地方和各部门的主动性，来处理国家统一计划中所未考虑到的问题，补充国家统一计划之不足。所以，机动必须是为统一服务的，必须服从于统一。” 显而易见，柯庆施“全国一盘棋”观点的提出和论述，其出发点是从上海发展的现实困难而生发的，但其立论依据的现实性和论点阐述的逻辑性，很好地阐明了经济发展布局中需要有全局观念的同时，也着实切中了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各地盲目一哄而上造成资源浪费问题的要害。
二、中央对“全国一盘棋”方针的充分肯定
柯庆施的《论“全国一盘棋”》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一经发表，就立刻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中央相关领导人到上海视察工作过程中，也对上海方面首先提出的“全国一盘棋”理论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1959年2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市委工业会议上讲话时，对上海首倡的“全国一盘棋”理念进行了评价，并对上海的工作做出了指示：
实现计划的关键，就是要搞好“全国一盘棋”。我们一定要从“全国一盘棋”来实现这个计划。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要开后门。要在“一盘棋”中努力，发挥积极性。当然，“一盘棋”内也有些机动。尽管地区、行业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但是都还有一些机动性。但是机动的那一部分也应该放到国家的计划和地区的计划之内。上海市委提出，上海不要开后门，各行各业、各个企业都不要开后门。开后门是要被动的，也应付不了的。全国各地现在有3万多采购人员在上海，要求你们开后门。如果开了后门，就不是3万人，而会来30万人。怕得罪这3万人，就会得罪30万人。对全局关系最大的，无非是上海、辽宁、黑龙江、天津等地方。而关系全局、牵动全国最大的首先是上海。上海不贯彻“全国一盘棋”，上海的每一个厂、每一个部门考虑问题不是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都要影响全局，而且自己也应付不了。市委提出上海今年生产总值要增长35%到65%，劳动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四十几到五十，这关系全国很大，这个任务是很重的。但是上海潜力很大，本领不小，有老基础，不要小看了。上海应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把任务完成得更好。
同一天，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同志也在参加上海市委工业会议时做了重要讲话，对上海市提出的“全国一盘棋”观点进行了充分肯定和积极回应。他说：
要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要在全国统一计划内贯彻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使块块与条条结合，使各个企业各个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分工负责、分级管理，发挥大家最大的积极性、主动性，首先为全国计划的完成来奋斗，首先为全局的胜利而奋斗。同时，我们要善于分别轻重缓急来安排生产和基建，要安排得好，要抓住关键，首先突破关键，再更好地带动一般。第一季度（包括第二季度）首先要保证钢铁、煤炭、电力、化工的生产和运输工具的生产。首先要保证这些生产的重型设备的制造。基本建设方面首先要使得今年有生产任务的能够先上马。分别轻重缓急排队，对完成今年计划有很大意义。原材料不够，就要分别轻重缓急。我们不能够平均使用力量。生产方面、基本建设方面都要分别轻重缓急来排队，这样才能真正地更好地贯彻“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才能够抓住关键带动一般。在贯彻“一盘棋”的方针问题上，上海要为“全国一盘棋”进行大协作。上海是千丝万缕地与全国各地联系起来的。上海贯彻“一盘棋”，就可以带动和引导全国纳入“一盘棋”的轨道。
除了相关国家领导人在参加上海方面工作会议时，对上海方面首倡的“全国一盘棋”方针进行充分肯定和具体指示外，党中央还在全国的范围内大力提倡“全国一盘棋”的发展理念。如1959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题目为《全国一盘棋》的社论，力倡全国范围的“一盘棋”理念。
三、在正面引导宣传和对反面作法进行批评的双重教育努力下，到1959年底，上海全市已经基本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贯彻落实了
“全国一盘棋”虽然最早由上海提出，但是否能够得到全国的认可，毕竟还是不能预料的事情。然而，最终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再次强调，使得上海方面对于“全国一盘棋”方针充满信心。紧接着，上海全市也以市委为中心，掀起了贯彻“一盘棋”方针的热潮。
为了使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上海市“党的工作”专门组织了“如何确立‘全国一盘棋’思想”问题的大讨论，“在讨论过程中，许多同志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揭发了一些违反‘全国一盘棋’方针的思想和行为，批判了一些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本位主义”，最后大讨论取得了巨大收获，“不仅从政治思想上提高了许多同志的认识，理解了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的重大意义”，“而且在贯彻市委不开后门的方针方面，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好的现象”。
同时，曹荻秋还代表上海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群众做了《坚决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的报告，详细阐明了上海市委的明确态度：“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全体和局部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全国一盘棋’的关系，因而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实行集中领导和统一安排，即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计划，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安排全国的基本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全国主要产品的生产，统一分配全国的原材料，统一调拨和收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大部类的主要物资。不这样，就不可能最有效地、最合理地运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就不可能保证我国的建设事业多快好省地进行，全面地跃进。从这一根本问题出发，只要是纳入了国家计划，由国家统一调拨的物资和产品，都应该服从计划管理，统一由国家调拨。任何企业，任何地区都不应该逾越国家所规定的范围去自由处理。超出了这个范围去自由处理，那就叫开后门。我们所说的堵死后门，就是指要堵死一切妨碍国家计划管理贯彻执行的方便之门。就我们上海来说，这个问题有它特别的重要意义。上海是全国重工业基地之一，许多产品都是供应全国，是国家社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都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产品。如果我们把后门一开，对国家统管的产品都可以自由处理，显然就妨碍国家计划的完成，造成国民经济的混乱，也就会破坏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 在阐明了上海必须贯彻“全国一盘棋”方针的必要性基础上，曹荻秋的报告还对上海市内个别违反“一盘棋”原则的行为和作法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最后又向全体党员干部发出号召：“‘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树立的牢固不牢固，对于一个党员来讲，是考验其党性强弱的标志之一。这不但由于‘全国一盘棋’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是一项党的重大决定，党员有义务保证贯彻执行；而且由于这个方针充分体现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的共产党员，应该是党和阶级利益的具体代表者，因此，更应该自觉地遵守这个方针原则，根据这个方针原则办事。一个共产党员的阶级觉悟愈高，阶级立场愈坚定，就愈能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察、分析和处理问题，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相反，就会变成鼠目寸光，堕入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泥坑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在全市范围内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方针”。
刘建洲也积极回应上海市委的态度，认为“全国是一盘棋，上海是全国计划下的一个局部。全局的利益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国家计划是上海人民的最大利益”，“服从全局，照顾大体，是共产主义的最高美德，一切只顾局部，妨碍全体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必须受到严格批判”，“全体同志，在处理本市和全国，本市和华东各省，本部门、本区，本县与全市的关系上，都应当严格遵守这个原则”。
在全市党员干部统一思想和认识的基础上，上海市在“全国一盘棋”整体发展规划上的自我定位主要围绕以下方面展开：“（1）对各地来要求协作任务的，包括各企业在内，在下面四个条件下进行协作，违反这四个条件，至少上半年我们不干。一，全国计划之内的协作任务；二，根据中央决定，季度计划完成以后，原材料超额完成的分成部分，各省、市要协作、要加工的，上海可以干；三，确实是每个省的地方计划之外的机动数，比方他用自己的外汇买了一点材料，或者自己剩下的土钢土铁，或者是国家计划之外的机动数，这个机动数是合法的，是走前门而不是走后门的，可以干；四，一省只认一个头，不要各省从公社、各县、各专署都跑到上海来。有这四条，上海才能协作；这就会保住上海的后门，引导全国向‘一盘棋’前进，引导全国的积极性首先来保证全国计划的完成。（2）上海对全国的协作任务。在‘全国一盘棋’、上海支援全国建设的前提下，上海对全国协作的任务有三条：一，争取超额完成全国计划规定给上海的指标；二，真正贯彻生产的配套、成套；三，能够供应满足市场需要的配件、零件、日用品，特别是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还要努力。”
上海全市在“全国一盘棋”方针下的自我定位明确之后，开始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宣传和教育。
首先从工业部门开始，除了采取“干部带头”和“群众跟进”的宣传策略外，为了使广大工人群众深刻领会“全国一盘棋”的精神内涵，积极参与到贯彻落实“全国一盘棋”的方针活动中去，上海市委宣传处还在工业系统中进行了“‘全国一盘棋’的学习竞赛”。
上海市对全市各行各业进行“全国一盘棋”教育和宣传的过程中，除了注意从正面引导和推动外，还注意结合对违反“全国一盘棋”作法的批判和查处。1959年3月到12月间，上海市对上海市有色金属工业公司及其下属工厂进行了关于“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方针”的调查活动，对其违反“全国一盘棋”方针的作法进行了批评通报。1959年下半年，上海市又对纺织工业局上海针织工业公司第二机械厂违反“全国一盘棋”方针的不良行为进行了通报，甚至还对上海市建工局五公司个别人的严重违规行为向法院提起了申诉。
在正面引导宣传和对反面作法进行批评的双重教育努力下，到1959年底，上海全市已经基本将“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贯彻落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