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是企业补偿环境负外部性的重要手段,其就业效应与生产性投资拉动就业截然不同。通过调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和模式,中国能否实现地区环境改善和就业增长的双重红利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变量的地区劳动力供求模型,分析得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地区劳动力需求效应取决于其企业竞争力正效应与企业生产规模负效应的高低,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地区劳动力供给效应取决于劳动者效用的提高程度。采用污染物无量纲化后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强度变量,基于1997—201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运用联立方程回归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发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强度能实现地区就业增长。与工业污染事后治理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模式相比,工业污染事前治理的"三同时"投资模式对企业竞争力和劳动者效用提升的作用更明显。前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对当期地区就业也有正效应,但弱于当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工业污染较严重的东部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就业效应高于全国水平。因此,中国各地区特别是东部地区应稳步增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鼓励引导企业采用"三同时"投资模式,并科学制定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中长期规划,以缓解地区就业与环境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