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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基于Bergenholtz与Gouws的词典学模型，参照其他理论框架，并结合现阶段词典学的发展特征，对亚洲辞书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的所有议题进行了梳理归整。在此基础上，文章还对照第八届年会的论题分布与欧洲辞书学会近期的研究热点，归纳了国际词典学理论与实践的最新动态，并反思国内词典学的研究水准。
关键词词典学理论实践研究动态
亚洲辞书学会第九届国际词典大会于2015年6月25—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以“词、词典、语料库： 辞书科学的创新”为主题，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词典学家、词典编纂者、语言学家、翻译学家、语言教育者及出版界同人集聚一堂。大会安排了4场主题发言和60余个平行展示。通过研读、整理大会论文集，并对照上届年会议题分布（秦晓惠2015），本文試图窥探国际词典学研究的最新走向。
如何阐明所有论题的内在逻辑，定位其学理基础，是本文的第一要务。众所周知，词典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远远滞后于自身的实践发展。词典编纂活动已有数千年历史，然而有意识地构建理论、进行学科建制，则迟至20世纪中叶。各国词典编纂者或研究者纷纷尝试建立词典学的框架体系（Casares 1969；Zgusta 1971；Wiegand 1992；Hartmann & James 1998； Landau 2001；Atkins & Rundell 2008；Bergenholtz et al. 2009；Svensén 2009；Béjoint 2010；Granger & Paquot 2012；Tarp 2012；Hanks 2013；黄建华1987；文军2006；章宜华，雍和明2007）。由于视角、立场不同，他们对词典学的概念范畴、研究范式各陈己见，甚至对词典学有没有理论，是不是一门独立学科等基本问题也所见不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著作能够真正地反映词典学的全貌，为词典学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吴哲2003： 64）2012年，资深词典学家Bergenholtz与Gouws试图理清词典学的脉络，在评析通用词典、专业词典、学术研究对词典学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面、一贯和清晰的词典学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模型，参照其他理论框架，并结合词典学现阶段的发展特征，本文制定了本次会议议题归类的基本原则：
1. 词典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的对象、原则、方法，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观察、描述、证明、立论体系；同任何一门学科一样，词典学的发展需要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信息科学）联姻，从中汲取养分，获得动力。
2. 词典学涵盖词典编纂的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两大领域，后者亦包含两大部分，即对新词典的设计与对现有词典的观察、描述、批评、思索，具体项目涉及词典历史、类型、结构、文本、功能、批评、用户、使用等。
3. 学界倾向于依照多重标准将词典学划出不同分支，如侧重数据来源的语料库词典学、侧重编纂辅助技术的计算词典学（或电子词典学、网络词典学）、侧重跨学科性的认知词典学、侧重词典类型的双语词典学等。当代辞书界，现代技术的应用已成常规范式，相关学科的渗透更是难以分解。因此，本文的分析将基于宏观的词典学框架，不再逐一细分。
根据以上原则，本次大会55篇论文可归为4类。
一、 词典编纂实践
本类目下的论文作者均为编辑团队或开发团队成员之一。张小衡等（中国香港）编写了《一二三汉英大词典》，并介绍了其定位、词目来源、词条结构、简体版、繁体版及排检法；陈善伟（中国香港）独撰了《顺逆序汉英大词典》，并列举了其编排、检索、语义呈现上的创新；Tomoaki Kouno等（日本）基于在建共时语料库，为电子词典UniDic的词条添加历史时期信息，并创建两部断代子词典；李汉宏（中国香港）创建了基于年龄群体的英语词频词典，探索了年龄因素对词汇使用的影响；Darlan Keen Domingo（菲律宾）基于菲英双语词典和SentiWordNet，创建了菲律宾语主观性词典；Taehoon Lee等（韩国）介绍了韩国大型多语言网络词典NAVER的子词典项目LINE APP的框架内容与友好特征；王珊等（中国香港）介绍了在建汉语习语学习词典App的结构和特征；Geoff Toister（以色列）介绍了将词典编纂与英语词汇教学相结合的两个革新实践——《考试词汇》与多词表达数据库。
上述词典产品类型既涵盖单语词典、双语词典、多语词典，又涉及历史词典、学习词典，还有习语词典、短语词典、词频词典、情感词典。词典项目的原始数据部分或全部取自语料库，再次印证了语料库辅助词典编纂（Corpus Aided Dictionary Compilation）的主流地位，且都使用了计算机编纂工具。除《顺逆序汉英大词典》以纸本发行外，其他均兼有或只有电子版（DB、XML、PDF、CSV等），以电子媒介（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载体。各类新编词典在语料提取、排目检索、词条结构、词目信息、呈现形式、用户友好、编纂方法等方面推进了词典编纂工艺的进步。同时，我们看到，词典是一个古典与创新俱荣的行业——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电子化趋势不断深入，传统约翰生式的慢工细作亦不乏市场。
二、 词典编纂研究
词典编纂研究是当代词典学的主要内容，主要议题既包括对未来词典的设想，也包括对已有词典的研究。
（一） 新词典设想
Saravanan Raja（印度）提议基于方言调查编纂一部泰米尔语建筑词汇词典，并设计了它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Masanori Oya（日本）探讨了创建一部基于依存关系的日英构式词典的可能性；Baktygul Kulamshaeva（土耳其）梳理了现代突厥语系词典编纂的问题，强调了双语、多语词典编纂的理论需求与实践需求。 （二） 已有词典研究
1. 批评、描述、思考
对已有词典的批评、描述、思考主要集中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层面。依据多数学者所持观点，前者包含选词立目与词目编排，后者专指词条内部信息，既含注音、释义、翻译、配例、用法、标注等结构成分，也有语法、语义、语用等语文知识。以下研究有的聚焦单个元素，有的兼及多个方面。
（1） 原始数据收集
V.M.Mojela（南非）对只基于语料库编纂土著语词典的片面标准化做法进行了批评；Martin Benjamin（瑞士）介绍了基于众源方式采集、评估多语言词典数据的Kamusi项目模式。
（2） 微观结构研究
Emi Kishimoto（日本）对比了两部耶稣会士所编日语辞书《落叶集》（1598）与《日葡辞典》（1603—1604）的注音异同；Dora Amalia（印尼）分析了《综合印英词典》中谚语的释义方式；Yasutake Ishii（日本）对比了五大EFL学习词典例句与EFL教材文本的语法项目特征；Yoshiyuki Notohara（日本）探索了如何以《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水平级别评估《剑桥高阶英语词典》第四版的例句难度；Masaaki Ogura（日本）从《韦氏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的用法标注再探描写主义与规定主义之争；NAM Kilim等（韩国）批评了法韩、韩法双语词典中称呼语释义模糊、用法标注混乱、文化信息欠缺等问题。
2. 转换研究
（1） 转换于词典编纂
冯海霞等（中国）基于动词的非自足性特征构建了“walk”一词的原型释义模型；MatsPeter Sundstrm（瑞典）探讨了将百科全书信息引入双语词典释义的好处和必要；Ali Aycan Kolukisa（土耳其）介绍了基于“多义法”的新式双语词典编纂法，可以显示双语对应词意义的叠合和非叠合部分；王均松等（中国）探索了EFL学习词典中语义韵的处理方式；Susanna Bae等（韩国）评估了五大学习词典中俚语标签的使用，并尝试提出一套俚语认定标准；王安民（澳大利亚）重新审视了词典学语境下的“语用信息”，探索了“词典语用意义”（lexicopragmatic meaning）在学习词典中的呈现标准；何姗（中国）以《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姓名信息为例，探讨了文化信息在学习词典中的呈现；Jirapa Vitayapirak（泰国）研究了专科语料库中的词汇频率和共现信息对专科词典编纂方式、词目收录、词条结构的启示；亢世勇等（中国）分析了汉语词典编纂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
（2） 转换于语言研究
Priscilla Ishida（日本）对比了语料库与短语词典对日语习语变体的处理；Keith Barrs（日本）对比了日语中英语借词的词典学描述与语料库呈现；SangKyu Seo阐释了《韩语基本词汇使用频率词典》的编纂（方法、步骤、问题、结构、特征）对语料库数据处理和应用、詞汇信息分析的启示；Rosario B. Dizon等（菲律宾）基于土著语Cuyonon与Tausug的文化词典，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调查了两种语言间的互相理解度。
3. 词典用户与使用研究
1960年，美国布卢明顿（Bloomington）词典大会将用户需求纳入词典学研讨范围（Béjoint 2010），用户视角的考察遂成为词典学日益重要的研究课题。
Hilary Nesi（英国）回顾了过去三十年学习词典用户研究的成果、共识与问题，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Ari Kernerman（以色列）追问了辞书研发与用户需求的巨大反差： 为什么简化双语词典比权威单语词典和半双语词典更有吸引力？Shigeru Yamada（日本）介绍了自编Oxford Wordpower Dictionary使用指南（日语）的缘起、内容和理论依据；Lidia Sala Caja（日本）调查了日本西班牙语学习者使用便携式电子词典的动机、频率、习惯等概况；李修平等（中国）调查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使用词典的偏好、目的、方式及辅助词汇习得的效果；刘黎明（中国香港）引导学生如何有效地运用词典和语料库工具解决学术写作中常见的搭配不当问题；Yoshiho Satake（日本）对比了使用词典与语料库学习英语短语的不同效果。
上述研究体现了词典学日趋宽泛、多元、灵活的研究视野、思路和手段，这要归功于其显著的跨学科性。首先便是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编纂与理论研究[1]。就宏观结构而言，除基于语料库的选词立目外，众源方式的数据收集模式也被专门提出。微观结构上，由于语料库可以通过文本索引重现语境，因此词语组合（如习语、谚语、俚语）的识别、结构、意义和使用倍受关注。不仅如此，学者还试图在词典研编的各个环节都引入语料库的利用，如对比数据客观性、对比词汇语义特征、对比用户使用效果等。其次，与词典学频繁互动的学科还有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哲学、翻译学、语言教学、词源学等。这些学科的核心理论和研究范式也源源不断地为词典学输送着新的概念，开拓着新的领域。
4.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研究
这是本文新创的类别，意在呼应日臻成熟的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研究（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简称ELF）。英语担任lingua franca的历史可谓悠久，但有意识的语言学考察则是近三十年的事。两位德国学者Hüllen（1982）与Knapp（1987）首开先河，20世纪末10多年间有零星个案讨论。21世纪伊始，Jenkins（2000）与Seidlhofer（2001）[2]的转折性研究，引发了本世纪头10余年的理论争鸣。如今，ELF研究已颇具规模，其领域的独立性通过一系列学术论著、博士论文、语料库建设（VOICE， ELFA， ACE）、学术会议[3]、专业期刊等学术成果与区域和国际性的研究组织的设立而得到加强。 本次大会上，Vincent B Y Ooi（新加坡）对比了《香港英语词典》与GloWbe语料库中的词条信息，论证了多元数据互证模式（Triangulation）的实践意义；秦晓惠（中国）介绍了基于众源方式的《中国英语词典》的编纂与使用；James Lambert（新加坡）探索了词典编纂实践应用于世界英语教学的价值；徐海等（中国）审视了《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八版中的英美中心主义，并提出改进建议；刘美岩等（中国）以《纽约时报》为例，追溯了中国特色表达翻译策略的演变趋势（2007—2013）。
由此可见，将语言变体理论反映到词典中来，从多层面对语言现象做全面客观的分析，不仅为词典学提供了充实的研究内容，也为其注入了经久的活跃度和生命力。
三、 语料库语言学
鉴于语料库与词典的亲密关系，语料库研究已成为词典学大会上的常客，本次年会自不例外。
Charmaine S.Ponay（菲律宾）介绍了ASEAN语言翻译系统的分支——英菲旅游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评估与应用；Saghar Sharifi（伊朗）生成了波斯语拼写语料库，分析了拼写变异形式类型及影响因子；Masayaki Hirata等（中国香港）基于日英平行语料库分析了日语的名词形容词连续体及其英语对应翻译；Manolito Octaviano Jr.等（菲律宾）对比了西班牙殖民时期塔加拉语与现代塔加拉语拼写系统的演变；Rita Giovana M.Ferraro（澳大利亚）基于口、笔语语料库对比了安达卢西亚方言与其他地区方言的短语用法差异；Zhong Xian（中国）比较了中英商业新闻和一般新闻中战争隐喻的使用频率；Locky Law（中国香港）以COCA和COCA Spoken为参照语料库，分析了医疗美剧《豪斯》的对话语言与当代美国英语的一致与分歧；Nathaniel Oco（菲律宾）尝试基于平行和在线语料库为Swardspeak（同性恋暗语）建模；李蓝（中国香港）调研了PhD学生使用语料库辅助学术写作的态度、动机、行为和问题。
四、 其他研究
袁兮茗（中国）调查了听力任务类型对附带词汇习得效果的影响（外语教学）；Chitresh Soni等（印度）介绍了在建的梵语英语机器翻译系统（计算语言学）。
总而言之，本次大会55篇论文含词典编纂实践8篇，词典编纂研究36篇，语料库研究9篇，其他研究2篇；上届年会共计47篇论文，含词典编纂实践8篇，词典编纂研究35篇，语料库研究4篇。两届大会的议题格局保持一致。本届年会得以承续与强化的趋势有： 基于现代科技的词典数字化，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研编，词典学的跨学科性，用户视角研究，词语频率、共现、搭配意义研究。本届大会的新景观有： 微观结构的释义研究退居次位，从注音到标注各个层级吸引了相对均匀的关注度；对词典的教学功能或认知习得属性的关注有所减弱，批评词典学的研究减少；与此同时，基于ELF视角的研究与转换性维度的研究有所增加。
2012年，时逢欧洲辭书学会会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IJL）创刊25周年，De Schryver以IJL语料库（1988年至2012年IJL文本数据集合）与LEX语料库（1962年至2012年主要词典学期刊、手册、百科全书、专著、会议论文集数据总汇）为驱动，梳理了全球词典学界25年的发展动态，并重点解读了三个关键词——语料库、语义网络（基于Wordnet、Framenet的研究）、元词典学。从前文分析可见，亚洲词典学界与世界辞书学界的总体走势基本重合。
从元词典学的角度看，本届会议的另一个整体印象是实用的局部探索偏多，宏观的理论建构少见。上届会议亦是如此。原因分析可参见拙文（秦晓惠2015： 91—92）。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国内词典学的理论滞后现象尤为突出，2010年之后的宏观成果已经屈指可数了。与其他活跃的同龄或年轻语言学科相比，国内的词典学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冷清。在新型传载媒介的浪潮中，在不同学科交汇融合的背景下，面对形形色色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工具、新技术，亟待建立一套与词典学当下发展相匹配的原则、方法与程序。此项重任，待由国内外词典学界同人共同担当。
附注
[1]语料库语言学有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两种范式，但“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的区分对词典的研究和编纂意义不大”（李德俊2015： 19）。
[2]Seidlhofer的新著Understand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2010）是ELF领域又一力作。关于此书，我国学者李文中曾撰文评述，详见《〈理解国际通用英语〉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
[3]第八届英语作为通用语国际研讨会（ELF8）于2015年8月25—27日在北京举行。
参考文献
1. 黄建华.词典论.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2. 李德俊.语料库词典学： 理论与方法探索.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5.
3. 秦晓惠.信息时代的词典编纂与研究.辞书研究，2015（1）： 89—92.
4. 文军.英语词典学概论.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 吴哲.一个带有新意的词典学理论构架.辞书研究，2003（1）.
6. 章宜华，雍和明.当代词典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7. Atkins B T S， Rundell M. The Oxford Guide to Practical Lexic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8. Béjoint H. The Lexicography of Englis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9. Bergenholtz H， Nielsen S， Tarp S. （eds.）. Lexicography at a Crossroads： Dictionaries and
Encyclopedias Today，Lexicographical Tools Tomorrow. Bern， New York： Peter Lang，2009.
10. Bergenholtz H， Gouws R H. What is Lexicography. Lexikos， 2012（22）： 31—42.
11. Casares J. Introduction a la Lexicografia Moderna.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1969.
12. De Schryver GM. Trends in Twentyfive Years of Academic Lexicograph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2012（4）： 464—506.
13. Granger S， Paquot M. （eds.） Electronic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4. Hanks P. Lexical Analysis： Norms and Exploitations. Cambridge， London： The MIT Press，2013.
15. Hartmann R R K， James G. Dictionary of Lexicograph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1998.
16. Hüllen W. Teaching a Foreign Language as ‘Lingua Franca’. Grazer Linguistische Studien，1982（16）： 83—88.
17. Jenkins J. The Phonology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8. Knapp K.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ingua Franca and the Teaching of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Lrsche W， Schulze R. （eds.） Perspectives on Language in Performance. Tübingen： Narr， 1987： 1022—1039.
19. Landau S I. Dictionaries： 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 Seidlhofer B. Closing a Conceptual Gap： The Case for a Description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11（11）： 133—158.
21. Svensén B. A Handbook of Lexicograph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ctionaryMa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2. Tarp S. Do We Need a （New） Theory of Lexicography？ Lexikos，2012（22）： 321—332.
23. Wiegand H E. Elements of a Theory towards a Socalled Lexicographic Definition. Lexicographica，1992（8）： 175—289.
24. Zgusta L. Manual of Lexicography. Prague： Academia，1971.
（北京科技大學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
（责任编辑李潇潇）
关键词词典学理论实践研究动态
亚洲辞书学会第九届国际词典大会于2015年6月25—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本届大会以“词、词典、语料库： 辞书科学的创新”为主题，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大洋洲、非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词典学家、词典编纂者、语言学家、翻译学家、语言教育者及出版界同人集聚一堂。大会安排了4场主题发言和60余个平行展示。通过研读、整理大会论文集，并对照上届年会议题分布（秦晓惠2015），本文試图窥探国际词典学研究的最新走向。
如何阐明所有论题的内在逻辑，定位其学理基础，是本文的第一要务。众所周知，词典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远远滞后于自身的实践发展。词典编纂活动已有数千年历史，然而有意识地构建理论、进行学科建制，则迟至20世纪中叶。各国词典编纂者或研究者纷纷尝试建立词典学的框架体系（Casares 1969；Zgusta 1971；Wiegand 1992；Hartmann & James 1998； Landau 2001；Atkins & Rundell 2008；Bergenholtz et al. 2009；Svensén 2009；Béjoint 2010；Granger & Paquot 2012；Tarp 2012；Hanks 2013；黄建华1987；文军2006；章宜华，雍和明2007）。由于视角、立场不同，他们对词典学的概念范畴、研究范式各陈己见，甚至对词典学有没有理论，是不是一门独立学科等基本问题也所见不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著作能够真正地反映词典学的全貌，为词典学拿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框架。”（吴哲2003： 64）2012年，资深词典学家Bergenholtz与Gouws试图理清词典学的脉络，在评析通用词典、专业词典、学术研究对词典学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面、一贯和清晰的词典学模型，具体如图1所示。
基于上述模型，参照其他理论框架，并结合词典学现阶段的发展特征，本文制定了本次会议议题归类的基本原则：
1. 词典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的对象、原则、方法，有一套相对完备的观察、描述、证明、立论体系；同任何一门学科一样，词典学的发展需要与其他学科（如语言学、信息科学）联姻，从中汲取养分，获得动力。
2. 词典学涵盖词典编纂的实践活动与理论研究两大领域，后者亦包含两大部分，即对新词典的设计与对现有词典的观察、描述、批评、思索，具体项目涉及词典历史、类型、结构、文本、功能、批评、用户、使用等。
3. 学界倾向于依照多重标准将词典学划出不同分支，如侧重数据来源的语料库词典学、侧重编纂辅助技术的计算词典学（或电子词典学、网络词典学）、侧重跨学科性的认知词典学、侧重词典类型的双语词典学等。当代辞书界，现代技术的应用已成常规范式，相关学科的渗透更是难以分解。因此，本文的分析将基于宏观的词典学框架，不再逐一细分。
根据以上原则，本次大会55篇论文可归为4类。
一、 词典编纂实践
本类目下的论文作者均为编辑团队或开发团队成员之一。张小衡等（中国香港）编写了《一二三汉英大词典》，并介绍了其定位、词目来源、词条结构、简体版、繁体版及排检法；陈善伟（中国香港）独撰了《顺逆序汉英大词典》，并列举了其编排、检索、语义呈现上的创新；Tomoaki Kouno等（日本）基于在建共时语料库，为电子词典UniDic的词条添加历史时期信息，并创建两部断代子词典；李汉宏（中国香港）创建了基于年龄群体的英语词频词典，探索了年龄因素对词汇使用的影响；Darlan Keen Domingo（菲律宾）基于菲英双语词典和SentiWordNet，创建了菲律宾语主观性词典；Taehoon Lee等（韩国）介绍了韩国大型多语言网络词典NAVER的子词典项目LINE APP的框架内容与友好特征；王珊等（中国香港）介绍了在建汉语习语学习词典App的结构和特征；Geoff Toister（以色列）介绍了将词典编纂与英语词汇教学相结合的两个革新实践——《考试词汇》与多词表达数据库。
上述词典产品类型既涵盖单语词典、双语词典、多语词典，又涉及历史词典、学习词典，还有习语词典、短语词典、词频词典、情感词典。词典项目的原始数据部分或全部取自语料库，再次印证了语料库辅助词典编纂（Corpus Aided Dictionary Compilation）的主流地位，且都使用了计算机编纂工具。除《顺逆序汉英大词典》以纸本发行外，其他均兼有或只有电子版（DB、XML、PDF、CSV等），以电子媒介（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为载体。各类新编词典在语料提取、排目检索、词条结构、词目信息、呈现形式、用户友好、编纂方法等方面推进了词典编纂工艺的进步。同时，我们看到，词典是一个古典与创新俱荣的行业——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电子化趋势不断深入，传统约翰生式的慢工细作亦不乏市场。
二、 词典编纂研究
词典编纂研究是当代词典学的主要内容，主要议题既包括对未来词典的设想，也包括对已有词典的研究。
（一） 新词典设想
Saravanan Raja（印度）提议基于方言调查编纂一部泰米尔语建筑词汇词典，并设计了它的宏观结构与微观结构；Masanori Oya（日本）探讨了创建一部基于依存关系的日英构式词典的可能性；Baktygul Kulamshaeva（土耳其）梳理了现代突厥语系词典编纂的问题，强调了双语、多语词典编纂的理论需求与实践需求。 （二） 已有词典研究
1. 批评、描述、思考
对已有词典的批评、描述、思考主要集中于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两个层面。依据多数学者所持观点，前者包含选词立目与词目编排，后者专指词条内部信息，既含注音、释义、翻译、配例、用法、标注等结构成分，也有语法、语义、语用等语文知识。以下研究有的聚焦单个元素，有的兼及多个方面。
（1） 原始数据收集
V.M.Mojela（南非）对只基于语料库编纂土著语词典的片面标准化做法进行了批评；Martin Benjamin（瑞士）介绍了基于众源方式采集、评估多语言词典数据的Kamusi项目模式。
（2） 微观结构研究
Emi Kishimoto（日本）对比了两部耶稣会士所编日语辞书《落叶集》（1598）与《日葡辞典》（1603—1604）的注音异同；Dora Amalia（印尼）分析了《综合印英词典》中谚语的释义方式；Yasutake Ishii（日本）对比了五大EFL学习词典例句与EFL教材文本的语法项目特征；Yoshiyuki Notohara（日本）探索了如何以《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框架》水平级别评估《剑桥高阶英语词典》第四版的例句难度；Masaaki Ogura（日本）从《韦氏国际英语词典》第三版的用法标注再探描写主义与规定主义之争；NAM Kilim等（韩国）批评了法韩、韩法双语词典中称呼语释义模糊、用法标注混乱、文化信息欠缺等问题。
2. 转换研究
（1） 转换于词典编纂
冯海霞等（中国）基于动词的非自足性特征构建了“walk”一词的原型释义模型；MatsPeter Sundstrm（瑞典）探讨了将百科全书信息引入双语词典释义的好处和必要；Ali Aycan Kolukisa（土耳其）介绍了基于“多义法”的新式双语词典编纂法，可以显示双语对应词意义的叠合和非叠合部分；王均松等（中国）探索了EFL学习词典中语义韵的处理方式；Susanna Bae等（韩国）评估了五大学习词典中俚语标签的使用，并尝试提出一套俚语认定标准；王安民（澳大利亚）重新审视了词典学语境下的“语用信息”，探索了“词典语用意义”（lexicopragmatic meaning）在学习词典中的呈现标准；何姗（中国）以《现代汉语学习词典》的姓名信息为例，探讨了文化信息在学习词典中的呈现；Jirapa Vitayapirak（泰国）研究了专科语料库中的词汇频率和共现信息对专科词典编纂方式、词目收录、词条结构的启示；亢世勇等（中国）分析了汉语词典编纂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
（2） 转换于语言研究
Priscilla Ishida（日本）对比了语料库与短语词典对日语习语变体的处理；Keith Barrs（日本）对比了日语中英语借词的词典学描述与语料库呈现；SangKyu Seo阐释了《韩语基本词汇使用频率词典》的编纂（方法、步骤、问题、结构、特征）对语料库数据处理和应用、詞汇信息分析的启示；Rosario B. Dizon等（菲律宾）基于土著语Cuyonon与Tausug的文化词典，运用词源统计分析法，调查了两种语言间的互相理解度。
3. 词典用户与使用研究
1960年，美国布卢明顿（Bloomington）词典大会将用户需求纳入词典学研讨范围（Béjoint 2010），用户视角的考察遂成为词典学日益重要的研究课题。
Hilary Nesi（英国）回顾了过去三十年学习词典用户研究的成果、共识与问题，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Ari Kernerman（以色列）追问了辞书研发与用户需求的巨大反差： 为什么简化双语词典比权威单语词典和半双语词典更有吸引力？Shigeru Yamada（日本）介绍了自编Oxford Wordpower Dictionary使用指南（日语）的缘起、内容和理论依据；Lidia Sala Caja（日本）调查了日本西班牙语学习者使用便携式电子词典的动机、频率、习惯等概况；李修平等（中国）调查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使用词典的偏好、目的、方式及辅助词汇习得的效果；刘黎明（中国香港）引导学生如何有效地运用词典和语料库工具解决学术写作中常见的搭配不当问题；Yoshiho Satake（日本）对比了使用词典与语料库学习英语短语的不同效果。
上述研究体现了词典学日趋宽泛、多元、灵活的研究视野、思路和手段，这要归功于其显著的跨学科性。首先便是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编纂与理论研究[1]。就宏观结构而言，除基于语料库的选词立目外，众源方式的数据收集模式也被专门提出。微观结构上，由于语料库可以通过文本索引重现语境，因此词语组合（如习语、谚语、俚语）的识别、结构、意义和使用倍受关注。不仅如此，学者还试图在词典研编的各个环节都引入语料库的利用，如对比数据客观性、对比词汇语义特征、对比用户使用效果等。其次，与词典学频繁互动的学科还有语义学、语用学、词汇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哲学、翻译学、语言教学、词源学等。这些学科的核心理论和研究范式也源源不断地为词典学输送着新的概念，开拓着新的领域。
4.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研究
这是本文新创的类别，意在呼应日臻成熟的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研究（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简称ELF）。英语担任lingua franca的历史可谓悠久，但有意识的语言学考察则是近三十年的事。两位德国学者Hüllen（1982）与Knapp（1987）首开先河，20世纪末10多年间有零星个案讨论。21世纪伊始，Jenkins（2000）与Seidlhofer（2001）[2]的转折性研究，引发了本世纪头10余年的理论争鸣。如今，ELF研究已颇具规模，其领域的独立性通过一系列学术论著、博士论文、语料库建设（VOICE， ELFA， ACE）、学术会议[3]、专业期刊等学术成果与区域和国际性的研究组织的设立而得到加强。 本次大会上，Vincent B Y Ooi（新加坡）对比了《香港英语词典》与GloWbe语料库中的词条信息，论证了多元数据互证模式（Triangulation）的实践意义；秦晓惠（中国）介绍了基于众源方式的《中国英语词典》的编纂与使用；James Lambert（新加坡）探索了词典编纂实践应用于世界英语教学的价值；徐海等（中国）审视了《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八版中的英美中心主义，并提出改进建议；刘美岩等（中国）以《纽约时报》为例，追溯了中国特色表达翻译策略的演变趋势（2007—2013）。
由此可见，将语言变体理论反映到词典中来，从多层面对语言现象做全面客观的分析，不仅为词典学提供了充实的研究内容，也为其注入了经久的活跃度和生命力。
三、 语料库语言学
鉴于语料库与词典的亲密关系，语料库研究已成为词典学大会上的常客，本次年会自不例外。
Charmaine S.Ponay（菲律宾）介绍了ASEAN语言翻译系统的分支——英菲旅游平行语料库的创建、评估与应用；Saghar Sharifi（伊朗）生成了波斯语拼写语料库，分析了拼写变异形式类型及影响因子；Masayaki Hirata等（中国香港）基于日英平行语料库分析了日语的名词形容词连续体及其英语对应翻译；Manolito Octaviano Jr.等（菲律宾）对比了西班牙殖民时期塔加拉语与现代塔加拉语拼写系统的演变；Rita Giovana M.Ferraro（澳大利亚）基于口、笔语语料库对比了安达卢西亚方言与其他地区方言的短语用法差异；Zhong Xian（中国）比较了中英商业新闻和一般新闻中战争隐喻的使用频率；Locky Law（中国香港）以COCA和COCA Spoken为参照语料库，分析了医疗美剧《豪斯》的对话语言与当代美国英语的一致与分歧；Nathaniel Oco（菲律宾）尝试基于平行和在线语料库为Swardspeak（同性恋暗语）建模；李蓝（中国香港）调研了PhD学生使用语料库辅助学术写作的态度、动机、行为和问题。
四、 其他研究
袁兮茗（中国）调查了听力任务类型对附带词汇习得效果的影响（外语教学）；Chitresh Soni等（印度）介绍了在建的梵语英语机器翻译系统（计算语言学）。
总而言之，本次大会55篇论文含词典编纂实践8篇，词典编纂研究36篇，语料库研究9篇，其他研究2篇；上届年会共计47篇论文，含词典编纂实践8篇，词典编纂研究35篇，语料库研究4篇。两届大会的议题格局保持一致。本届年会得以承续与强化的趋势有： 基于现代科技的词典数字化，基于语料库的词典研编，词典学的跨学科性，用户视角研究，词语频率、共现、搭配意义研究。本届大会的新景观有： 微观结构的释义研究退居次位，从注音到标注各个层级吸引了相对均匀的关注度；对词典的教学功能或认知习得属性的关注有所减弱，批评词典学的研究减少；与此同时，基于ELF视角的研究与转换性维度的研究有所增加。
2012年，时逢欧洲辭书学会会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phy（IJL）创刊25周年，De Schryver以IJL语料库（1988年至2012年IJL文本数据集合）与LEX语料库（1962年至2012年主要词典学期刊、手册、百科全书、专著、会议论文集数据总汇）为驱动，梳理了全球词典学界25年的发展动态，并重点解读了三个关键词——语料库、语义网络（基于Wordnet、Framenet的研究）、元词典学。从前文分析可见，亚洲词典学界与世界辞书学界的总体走势基本重合。
从元词典学的角度看，本届会议的另一个整体印象是实用的局部探索偏多，宏观的理论建构少见。上届会议亦是如此。原因分析可参见拙文（秦晓惠2015： 91—92）。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国内词典学的理论滞后现象尤为突出，2010年之后的宏观成果已经屈指可数了。与其他活跃的同龄或年轻语言学科相比，国内的词典学界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冷清。在新型传载媒介的浪潮中，在不同学科交汇融合的背景下，面对形形色色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工具、新技术，亟待建立一套与词典学当下发展相匹配的原则、方法与程序。此项重任，待由国内外词典学界同人共同担当。
附注
[1]语料库语言学有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两种范式，但“基于语料库和语料库驱动的区分对词典的研究和编纂意义不大”（李德俊2015： 19）。
[2]Seidlhofer的新著Understand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2010）是ELF领域又一力作。关于此书，我国学者李文中曾撰文评述，详见《〈理解国际通用英语〉述评》，《外语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6期。
[3]第八届英语作为通用语国际研讨会（ELF8）于2015年8月25—27日在北京举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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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科技大學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
（责任编辑李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