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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伦多，朋友们，特别是土木工程专业圈里的朋友们，都叫他“柳哥”。是不是太“民间”了点儿?
所以叫他“柳哥”当然有原因，一是与那些年轻的新移民相比，他年龄长了几岁：二是他的为人处事。言谈举止，像个“哥”；三是外形上他实在不像个“知识分子”，叫“哥”更自然。
乍一见“柳哥”，倍觉熟悉和亲切，像极了乡下召集开会的庄户人家的“头儿”黝黑，精瘦，脸多皱，手粗糙，更惹眼的是那双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只有老头儿才穿的圆口青帮布鞋。“柳哥”的口才极佳，是那种脂粉尽脱缘于乡土狡黠诡谲可应付三教九流的口才。
果然，他真的是从村里走出来的。
“柳哥”叫柳中满，辽宁人，具体说是辽西人。生在乡间，长在乡间，初中毕业后，回到乡间当了两年的生产队长。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那年，他没敢报考大学，只报了中专，但却因分数出色被大学抢了去，成了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也是村里以及家里多个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大学生。小时候的好学生，大学也是，而且是学生会干部。毕业时，系主任对他说：你想上哪里工作?跟我说一声。但他没有说，因此也就没有进大城市。时至今日，他还在想：如果当初进了大城市，也不知道现在我是个啥样儿。
毕业后的“柳哥”一直在土木建筑工地进进出出，垒高楼、架桥梁、铺公路、盖厂房……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节节升，出国前，已经是正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正县级的领导干部，以多重身份、多种角色宏观策划，综合实施，现场指挥过多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技术、政策烂熟于心到了只用三分之一的脑子就会有圆满结果的程度。临出国前，他正在“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上任项目经理。
这都是“柳哥”过去的事情了。
都是同胞 互相帮帮
结识“柳哥”，是因为人们在说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有个土木工程分会，它吸引了很多“土木人”，帮助没工作的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提高水平，一些迫于无奈已经改行的重归土木工程这一行。
“柳哥”移民后一番周折找到了同专业的差事，但那差事学学徒就能胜任，不是他这等人应该干的。有了工作的“柳哥”身边聚了一群具有同样专业背景的朋友，他想号召有工作的来帮帮没工作的，“咱们都是同胞，互相帮帮。”“柳哥”常这样说。
同是土木专业人士的冯建德找到“柳哥”说，咱们是不是成立个组织，把学土木专业的人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帮助，要不你是学医的，他是算账的，这些人跑到一起能干什么?还是同专业的人士在一起能交流信息。
土木工程分会成立了，“柳哥”毛遂自荐当副会长，他说，会长要由注册的专业工程师来做，而我不是，我来当副手，扶植会长，他把关，我张罗。
专业人士组成的专业分会出手不凡，一“开张”就宾客满棚。在一个月举行一次的活动中，讲座，屡屡百多人参加；培训，走廊也站着人，所有的课题都是土木专业人士的关切所在。“柳哥”自己也去讲，讲“怎样找到第一份专业工作”，讲“怎样才能保住第一份工作”。所谓经历、经验、警示、告诫都出自他的生花妙口，大家捧腹也受益。他说：“每次讲座、培训结束后，大家不走哇，唠啊唠啊，那我们就提供个机会，让他们唠去呗。”为让大伙尽情地唠，他们组织了野外聚餐交流活动，一百多号人来了，拖家带口，男男女女，顶着大雨，在野外公园唠了半晌的嗑儿。
土木工程分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共同寻找工作机会，相互传递信息资源，他说：“土木工程方面的公司经常有人走，老板不可能都发广告，要是那样，‘咔嚓’来了100份简历，看得过来吗?小公司更没专人看这东西。哪家走人了，说句话，我们的人可以顶上去嘛。”
专业人进入专业领域的敲门砖就是那张“简历”，“生”与“死”都维系在那张纸上，很多人怀揣“绝技”却因那张纸写的不够“技巧”而不得其门而入。土木专业也是如此。“柳哥”说：“我们的会长不是注册工程师吗?他有资格推荐专业人士去建筑等公司工作，他签字推荐的人一报一个准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推荐你之前，一定要帮你把简历修改成用人公司需要的那样，本土化，专业化，让你的简历里的用词金山词霸里都找不到，在电脑上打出来下面都会画出红杠杠。这样的简历，人家当然满意。
“柳哥”专门组织了怎么写简历讲座，请会长主讲。“柳哥”对效果很满意，他说，会一散，哇，人们‘呼啦’一家伙全‘唿’上他了。以后很多人都找他看简历，改简历，都是在业余时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会长不爱支声儿，我们得想个办法。”“柳哥”开始替会长发“愁”了。
“有啥事儿。说。”
更多的人认识了柳哥，他经常接到求助、报喜、泄愤的电话，电话总是这样开头：“柳哥吗?我是xxx……”柳哥也总是回答：“啊，你是xxx哇……”嘴上说着，脑子转着：“xxx?我‘存’盘了吗?‘存’哪儿了?”在“搜索”的当口，他总习惯地跟上一句：“有啥事儿，说。”这一“说”，“说”出一圈儿朋友。
吕鹏是个刚刚30岁的小伙子，移民后，在一家工厂做橱柜台面的labour工。他不甘心专业就这么丢了，想进社区学院重新学一遍“加拿大的土木技术”。鬼知道，天下的土木技术有何根本的不同?!盖楼不都是先刨坑再打桩?!如果说不同，不是技术而是标准，标准是不用进学校学的。可小伙子这幢在“中国盖的楼”不拆了重盖，“卖”不上价儿呀!正当举棋不定之时，他去听了一次土木工程专业分会的讲座，认识了“柳哥”。
都是“土木人”，都是东北人，都是辽宁人，说啥都亲切，自相识以后，俩人经常凑到一起说说话。一天，“柳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对他说，他要离开他工作的公司了，让“柳哥”介绍一个人过去。“柳哥”说：“OK!没问题!”扭过头去，对坐在旁边一筹莫展的吕鹏说：“你去!”机会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大喜过望，那个时刻，就是，对他们俩来说，都是。
吕鹏去试工了，但不到一星期，老板对他说：工地反映你语言不行，我不能用你了。吕鹏对老板说，再做一星期，不行，我走人。那一周，小伙子拼了命了，把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不懂的就问“柳哥”：“柳哥，路基的夯实度怎么做才能达到精确的数值?”“柳哥”在电话里说：“夯实标准和咱国内不一样，是不?那你就……”“柳哥，现场混凝土检验有点问题。”“别着急，你先这样……后那样……”第三周，考试通过CSA证书，小伙子真争气，考了个前几名，一切问题就此解决了，公司给小伙子配备了手机。
吕鹏非常感谢“柳哥”，他说，是“柳哥”帮他找到了机会，是“柳哥”帮他解决技术难题，是“柳哥”的鼓励使他心里有了底。
有个叫刘博的“土木人”来加拿大半年了没认识一个本行的朋友，转来转去地找，通过这个认识那个，通过那个认识这个地结识了“柳哥”。他对“柳哥” 说：“我发了好多简历，都石沉大海，看来没什么希望了。”“柳哥”要帮帮这个有点儿垂头丧气的小老弟。他马上联系冯建德帮刘博修改了简历。一周内，信息回来了，一天3个面谈，最后聘用他的那家公司老板只问了两个问题：做过什么?还做过什么?
现在刘博的工作位置高了，工资长了，他也成了土木工程专业分会的积极分子，几乎参加所有的活动，还挂着个照相机，跑来跑去地照相，给“土木人”留个影，也站在台上“讲课”了——“如何找专业工作”。
“你就是语言不行啊……”老板很遗憾
“柳哥”说，很多人听了我们的讲座，经过我们的培训找到了工作，有的做到了更高级的位置，也有的进了政府部门。我们会员中很多是博士、硕士，又年轻，英语又好，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就如鱼得水，会“蹦”得很高。我是那个“蹦”不高的人。
“柳哥”一肚子的“专业技术”让那张嘴牢牢地封住了——他说，他英语不是很好：“其实，我天天都在学英语，只要开车就听磁带，没事就在家晃着脑瓜儿背单词，可这个门怎么就关上了，进不去了呢?”特别是刚到加拿大的那段时间。
回忆起当初找工的时候，他乐了，说，我准备得很充分了，可人家问的有的我还是没听懂，又不能总“pardonme”，我就“蒙”，当然“蒙”不过去了。我还接到过一个可能是约我面试的电话，人家问：“How are you doing?”当时我正在睡觉，我就说：“I amsleeping。”人家说：“谢谢，再见。”最后一次见工，他们把我放在一间小屋里等着。我从不信什么教，但那天我什么教都信了，在心里又是祈祷又是拜，只求两条，一是不要问我太难的问题，二是给我一张伶俐的嘴说好英语，哪怕就一会儿也好。老板进来了，第一句话就是“你说说你自己。”我张口就讲。老板说：“你英语不错啊。”我心里想，敢情，我都背了100遍了。那天还真行，还和老板聊了会儿天儿。老板说去过蒙古，他找来一张地图，我就在上面指指点点说，谈兴正浓，老板突然问：“你想要多少钱?”我说了一个小数儿。到家不一会儿。电话来了，让我第二天去上班。
第二天，他们把我扔在工地上，没有图纸，嘴不能说，字不认识，仪器咱也整不明白，老板下午3点还要来验我的工，那真是叫天叫地都不灵。我就戴着安全帽，穿着黄马甲，一身工装地躲在一角儿整那仪器。后来，我猛地省悟了，我不懂他们的那套，可我懂工程，懂工地呀，这块“yes”那块“no”不就得了?!我就以眼睛为仪器，巡视了一遍工地，老板来了，我汇报了，老板说：very good。
“柳哥”工作的是一家工程咨询公司，他是工程检测人员，每天“长”在工地上，检查混凝土的塌落度、含气量、温度，路基填筑压实质量等技术指标，自己的车就是自己的办公室，没事坐在车里，有事跑出去取样儿，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工地是多种多样的，公路、桥梁、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小区；工地是流动的，几年来围着多伦多东西南北跑了不知多少遍。
跑工地对人生地不熟的“柳哥”来说太难了。老板一个电话，开车就得走，老板路名说得快，也不说明方位，他又不好多问，即使问了也听不懂，所以只有先“OK”，再想办法查地图，有时还得提前一天去找。一次，他清晨六点多往他觉得是正确地址的工地赶，准时到了，但不对劲儿，那里是静悄悄的一片住宅，工地在哪儿?他就竖起耳朵听，工地是有声音的，那声音他熟悉的很。是过来的一辆truck把他引进了工地。进入工地还必须确认是不是你公司负责的工程，一上阵就开检，白给人家忙活了的事儿不是没有发生过。
几年过来了，现在的“柳哥”完全被老板接受了，“把我放在工地上，他就放心了。几年来，我从来没把老板整到工地上去，也就是说，从没给老板添过麻烦。”他的老板很满意，但也很遗憾，总说这么半句话“你就是语言不行啊……”“柳哥”自己何尝不晓得?
诚实，取信于人
跑工地，没有人监督，上下班，特别是下班时间全由个人掌握。“柳哥”几乎全部是干满点，工地没活儿了，看看表，还早，再跑一个工地，或者到实验室去做做实验。缘于此，老板很信任他，即使他偶尔不实事求是了，老板也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他经常告诫那些“脑筋灵活”的年轻人，在信誉这个问题上耍不得半点聪明，即便不讲做人，也要从保住工作考虑，否则早晚会吃亏的。
产生信誉，是一个过程，其中……“柳哥”曾受过一次工伤，扭伤了腰。保险公司来一个电话，问：伤在哪里?他说明了，支票就过来了。有人对他说，歇歇吧，反正有保险嘛。但他听了一位老中医的话：别动，躺着，请假一周，我能给你治好。一周后，他扎着护腰上班了。保险公司难以置信，老板和工头也很惊讶，都跑到工地去看他。真伤假伤就此歇下去吃保险的不是没有啊!
信誉是神圣的，也帮他承载后果。“柳哥”给公司损坏了一台仪器，老板曾反复强调，这台仪器不能离开你半步，因为它贵重，因为它放射伽马射线。那天，仪器被工地的卡车压坏了，“柳哥”也有责任，很不安，但老板对他说：“你没有错，如果有错，大家都有错误。”老板能和自己共同担待，“柳哥”很知足。
“柳哥”是公司分公司唯一的中国人，想学点儿什么，或不想孤独，或者说被那些小镇来的、口音很重、说话粗鲁的工人接受，就必须和他们一起谈冰球，一起聊女人，一起罢工，甚至一起骂街。“柳哥”经常端着杯咖啡凑到他们的堆儿里去，其实他不喜欢咖啡那玩意儿，他说：“喝完了，心里直扑通。”老板喜欢他，时不时地找上他一起上餐馆。第一次，“柳哥”说他请客，人家说：不用，公司出钱。第二次是中国餐，“柳哥”理所当然地想做东，但还是被拒绝了。第三次，他不带钱包了，可人家却说，大家分摊，他狼狈了。至今他也没搞懂这是啥规矩，但再也不敢不带钱了。
和“柳哥”聊天的几个小时，他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意思：我真的没有成功，写我什么呢?
但，还是写了。谁也没有规定必须写成功的，再说，谁也说不清何谓成功。
“柳哥”的结束语是“我会修房子，我会剃头，那时候一家伙一气儿剃十几个脑瓜儿，我还会做大酱，积酸菜，磨豆腐，啥时候请你吃我做的豆腐，比外面的好多了……”
所以叫他“柳哥”当然有原因，一是与那些年轻的新移民相比，他年龄长了几岁：二是他的为人处事。言谈举止，像个“哥”；三是外形上他实在不像个“知识分子”，叫“哥”更自然。
乍一见“柳哥”，倍觉熟悉和亲切，像极了乡下召集开会的庄户人家的“头儿”黝黑，精瘦，脸多皱，手粗糙，更惹眼的是那双上世纪50年代流行的只有老头儿才穿的圆口青帮布鞋。“柳哥”的口才极佳，是那种脂粉尽脱缘于乡土狡黠诡谲可应付三教九流的口才。
果然，他真的是从村里走出来的。
“柳哥”叫柳中满，辽宁人，具体说是辽西人。生在乡间，长在乡间，初中毕业后，回到乡间当了两年的生产队长。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那年，他没敢报考大学，只报了中专，但却因分数出色被大学抢了去，成了东北林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学生，也是村里以及家里多个兄弟姐妹中唯一的大学生。小时候的好学生，大学也是，而且是学生会干部。毕业时，系主任对他说：你想上哪里工作?跟我说一声。但他没有说，因此也就没有进大城市。时至今日，他还在想：如果当初进了大城市，也不知道现在我是个啥样儿。
毕业后的“柳哥”一直在土木建筑工地进进出出，垒高楼、架桥梁、铺公路、盖厂房……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技术和经验，技术职称和行政职务节节升，出国前，已经是正教授级的高级工程师，正县级的领导干部，以多重身份、多种角色宏观策划，综合实施，现场指挥过多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技术、政策烂熟于心到了只用三分之一的脑子就会有圆满结果的程度。临出国前，他正在“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上任项目经理。
这都是“柳哥”过去的事情了。
都是同胞 互相帮帮
结识“柳哥”，是因为人们在说加拿大中国专业人士协会有个土木工程分会，它吸引了很多“土木人”，帮助没工作的找到工作，有了工作的提高水平，一些迫于无奈已经改行的重归土木工程这一行。
“柳哥”移民后一番周折找到了同专业的差事，但那差事学学徒就能胜任，不是他这等人应该干的。有了工作的“柳哥”身边聚了一群具有同样专业背景的朋友，他想号召有工作的来帮帮没工作的，“咱们都是同胞，互相帮帮。”“柳哥”常这样说。
同是土木专业人士的冯建德找到“柳哥”说，咱们是不是成立个组织，把学土木专业的人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帮助，要不你是学医的，他是算账的，这些人跑到一起能干什么?还是同专业的人士在一起能交流信息。
土木工程分会成立了，“柳哥”毛遂自荐当副会长，他说，会长要由注册的专业工程师来做，而我不是，我来当副手，扶植会长，他把关，我张罗。
专业人士组成的专业分会出手不凡，一“开张”就宾客满棚。在一个月举行一次的活动中，讲座，屡屡百多人参加；培训，走廊也站着人，所有的课题都是土木专业人士的关切所在。“柳哥”自己也去讲，讲“怎样找到第一份专业工作”，讲“怎样才能保住第一份工作”。所谓经历、经验、警示、告诫都出自他的生花妙口，大家捧腹也受益。他说：“每次讲座、培训结束后，大家不走哇，唠啊唠啊，那我们就提供个机会，让他们唠去呗。”为让大伙尽情地唠，他们组织了野外聚餐交流活动，一百多号人来了，拖家带口，男男女女，顶着大雨，在野外公园唠了半晌的嗑儿。
土木工程分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共同寻找工作机会，相互传递信息资源，他说：“土木工程方面的公司经常有人走，老板不可能都发广告，要是那样，‘咔嚓’来了100份简历，看得过来吗?小公司更没专人看这东西。哪家走人了，说句话，我们的人可以顶上去嘛。”
专业人进入专业领域的敲门砖就是那张“简历”，“生”与“死”都维系在那张纸上，很多人怀揣“绝技”却因那张纸写的不够“技巧”而不得其门而入。土木专业也是如此。“柳哥”说：“我们的会长不是注册工程师吗?他有资格推荐专业人士去建筑等公司工作，他签字推荐的人一报一个准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推荐你之前，一定要帮你把简历修改成用人公司需要的那样，本土化，专业化，让你的简历里的用词金山词霸里都找不到，在电脑上打出来下面都会画出红杠杠。这样的简历，人家当然满意。
“柳哥”专门组织了怎么写简历讲座，请会长主讲。“柳哥”对效果很满意，他说，会一散，哇，人们‘呼啦’一家伙全‘唿’上他了。以后很多人都找他看简历，改简历，都是在业余时间，这也不是个事儿啊，会长不爱支声儿，我们得想个办法。”“柳哥”开始替会长发“愁”了。
“有啥事儿。说。”
更多的人认识了柳哥，他经常接到求助、报喜、泄愤的电话，电话总是这样开头：“柳哥吗?我是xxx……”柳哥也总是回答：“啊，你是xxx哇……”嘴上说着，脑子转着：“xxx?我‘存’盘了吗?‘存’哪儿了?”在“搜索”的当口，他总习惯地跟上一句：“有啥事儿，说。”这一“说”，“说”出一圈儿朋友。
吕鹏是个刚刚30岁的小伙子，移民后，在一家工厂做橱柜台面的labour工。他不甘心专业就这么丢了，想进社区学院重新学一遍“加拿大的土木技术”。鬼知道，天下的土木技术有何根本的不同?!盖楼不都是先刨坑再打桩?!如果说不同，不是技术而是标准，标准是不用进学校学的。可小伙子这幢在“中国盖的楼”不拆了重盖，“卖”不上价儿呀!正当举棋不定之时，他去听了一次土木工程专业分会的讲座，认识了“柳哥”。
都是“土木人”，都是东北人，都是辽宁人，说啥都亲切，自相识以后，俩人经常凑到一起说说话。一天，“柳哥”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对他说，他要离开他工作的公司了，让“柳哥”介绍一个人过去。“柳哥”说：“OK!没问题!”扭过头去，对坐在旁边一筹莫展的吕鹏说：“你去!”机会就这么来了!什么叫大喜过望，那个时刻，就是，对他们俩来说，都是。
吕鹏去试工了，但不到一星期，老板对他说：工地反映你语言不行，我不能用你了。吕鹏对老板说，再做一星期，不行，我走人。那一周，小伙子拼了命了，把工作完成得漂漂亮亮，不懂的就问“柳哥”：“柳哥，路基的夯实度怎么做才能达到精确的数值?”“柳哥”在电话里说：“夯实标准和咱国内不一样，是不?那你就……”“柳哥，现场混凝土检验有点问题。”“别着急，你先这样……后那样……”第三周，考试通过CSA证书，小伙子真争气，考了个前几名，一切问题就此解决了，公司给小伙子配备了手机。
吕鹏非常感谢“柳哥”，他说，是“柳哥”帮他找到了机会，是“柳哥”帮他解决技术难题，是“柳哥”的鼓励使他心里有了底。
有个叫刘博的“土木人”来加拿大半年了没认识一个本行的朋友，转来转去地找，通过这个认识那个，通过那个认识这个地结识了“柳哥”。他对“柳哥” 说：“我发了好多简历，都石沉大海，看来没什么希望了。”“柳哥”要帮帮这个有点儿垂头丧气的小老弟。他马上联系冯建德帮刘博修改了简历。一周内，信息回来了，一天3个面谈，最后聘用他的那家公司老板只问了两个问题：做过什么?还做过什么?
现在刘博的工作位置高了，工资长了，他也成了土木工程专业分会的积极分子，几乎参加所有的活动，还挂着个照相机，跑来跑去地照相，给“土木人”留个影，也站在台上“讲课”了——“如何找专业工作”。
“你就是语言不行啊……”老板很遗憾
“柳哥”说，很多人听了我们的讲座，经过我们的培训找到了工作，有的做到了更高级的位置，也有的进了政府部门。我们会员中很多是博士、硕士，又年轻，英语又好，只要给他们机会，他们就如鱼得水，会“蹦”得很高。我是那个“蹦”不高的人。
“柳哥”一肚子的“专业技术”让那张嘴牢牢地封住了——他说，他英语不是很好：“其实，我天天都在学英语，只要开车就听磁带，没事就在家晃着脑瓜儿背单词，可这个门怎么就关上了，进不去了呢?”特别是刚到加拿大的那段时间。
回忆起当初找工的时候，他乐了，说，我准备得很充分了，可人家问的有的我还是没听懂，又不能总“pardonme”，我就“蒙”，当然“蒙”不过去了。我还接到过一个可能是约我面试的电话，人家问：“How are you doing?”当时我正在睡觉，我就说：“I amsleeping。”人家说：“谢谢，再见。”最后一次见工，他们把我放在一间小屋里等着。我从不信什么教，但那天我什么教都信了，在心里又是祈祷又是拜，只求两条，一是不要问我太难的问题，二是给我一张伶俐的嘴说好英语，哪怕就一会儿也好。老板进来了，第一句话就是“你说说你自己。”我张口就讲。老板说：“你英语不错啊。”我心里想，敢情，我都背了100遍了。那天还真行，还和老板聊了会儿天儿。老板说去过蒙古，他找来一张地图，我就在上面指指点点说，谈兴正浓，老板突然问：“你想要多少钱?”我说了一个小数儿。到家不一会儿。电话来了，让我第二天去上班。
第二天，他们把我扔在工地上，没有图纸，嘴不能说，字不认识，仪器咱也整不明白，老板下午3点还要来验我的工，那真是叫天叫地都不灵。我就戴着安全帽，穿着黄马甲，一身工装地躲在一角儿整那仪器。后来，我猛地省悟了，我不懂他们的那套，可我懂工程，懂工地呀，这块“yes”那块“no”不就得了?!我就以眼睛为仪器，巡视了一遍工地，老板来了，我汇报了，老板说：very good。
“柳哥”工作的是一家工程咨询公司，他是工程检测人员，每天“长”在工地上，检查混凝土的塌落度、含气量、温度，路基填筑压实质量等技术指标，自己的车就是自己的办公室，没事坐在车里，有事跑出去取样儿，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工地是多种多样的，公路、桥梁、商业区、工业区、住宅小区；工地是流动的，几年来围着多伦多东西南北跑了不知多少遍。
跑工地对人生地不熟的“柳哥”来说太难了。老板一个电话，开车就得走，老板路名说得快，也不说明方位，他又不好多问，即使问了也听不懂，所以只有先“OK”，再想办法查地图，有时还得提前一天去找。一次，他清晨六点多往他觉得是正确地址的工地赶，准时到了，但不对劲儿，那里是静悄悄的一片住宅，工地在哪儿?他就竖起耳朵听，工地是有声音的，那声音他熟悉的很。是过来的一辆truck把他引进了工地。进入工地还必须确认是不是你公司负责的工程，一上阵就开检，白给人家忙活了的事儿不是没有发生过。
几年过来了，现在的“柳哥”完全被老板接受了，“把我放在工地上，他就放心了。几年来，我从来没把老板整到工地上去，也就是说，从没给老板添过麻烦。”他的老板很满意，但也很遗憾，总说这么半句话“你就是语言不行啊……”“柳哥”自己何尝不晓得?
诚实，取信于人
跑工地，没有人监督，上下班，特别是下班时间全由个人掌握。“柳哥”几乎全部是干满点，工地没活儿了，看看表，还早，再跑一个工地，或者到实验室去做做实验。缘于此，老板很信任他，即使他偶尔不实事求是了，老板也相信他是实事求是的。他经常告诫那些“脑筋灵活”的年轻人，在信誉这个问题上耍不得半点聪明，即便不讲做人，也要从保住工作考虑，否则早晚会吃亏的。
产生信誉，是一个过程，其中……“柳哥”曾受过一次工伤，扭伤了腰。保险公司来一个电话，问：伤在哪里?他说明了，支票就过来了。有人对他说，歇歇吧，反正有保险嘛。但他听了一位老中医的话：别动，躺着，请假一周，我能给你治好。一周后，他扎着护腰上班了。保险公司难以置信，老板和工头也很惊讶，都跑到工地去看他。真伤假伤就此歇下去吃保险的不是没有啊!
信誉是神圣的，也帮他承载后果。“柳哥”给公司损坏了一台仪器，老板曾反复强调，这台仪器不能离开你半步，因为它贵重，因为它放射伽马射线。那天，仪器被工地的卡车压坏了，“柳哥”也有责任，很不安，但老板对他说：“你没有错，如果有错，大家都有错误。”老板能和自己共同担待，“柳哥”很知足。
“柳哥”是公司分公司唯一的中国人，想学点儿什么，或不想孤独，或者说被那些小镇来的、口音很重、说话粗鲁的工人接受，就必须和他们一起谈冰球，一起聊女人，一起罢工，甚至一起骂街。“柳哥”经常端着杯咖啡凑到他们的堆儿里去，其实他不喜欢咖啡那玩意儿，他说：“喝完了，心里直扑通。”老板喜欢他，时不时地找上他一起上餐馆。第一次，“柳哥”说他请客，人家说：不用，公司出钱。第二次是中国餐，“柳哥”理所当然地想做东，但还是被拒绝了。第三次，他不带钱包了，可人家却说，大家分摊，他狼狈了。至今他也没搞懂这是啥规矩，但再也不敢不带钱了。
和“柳哥”聊天的几个小时，他不断地重复着一个意思：我真的没有成功，写我什么呢?
但，还是写了。谁也没有规定必须写成功的，再说，谁也说不清何谓成功。
“柳哥”的结束语是“我会修房子，我会剃头，那时候一家伙一气儿剃十几个脑瓜儿，我还会做大酱，积酸菜，磨豆腐，啥时候请你吃我做的豆腐，比外面的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