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我只能选用一些最简单而又最有实用价值的语句来学。毫无疑问，没有比“你好”更合适的了。我用汉语读音标上“见多不累”，这就是波兰语“你好”了。练上几遍，便烂熟于心，还能说得与波兰人一样拿腔捏调。
有了“见多不累”这句话，我的胆气壮了许多。从铁组委员会的主席到门卫，见人就是“见多不累”，常常说得人家满脸灿烂。主席办公室的女秘书表扬我平易近人，热情有礼，非常绅士。当然，这只是夸张式的客套。人家也知道我只有这一招，但他们也很知足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波兰，与波兰人民一道工作，还能用波兰话向他们反复不断地问好，这是什么精神？多少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吧。这就像外国人在中国，说两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中国人也会觉得是尊重、善意的表示。
有一次，我与铁组委员会波兰女翻译汉卡交谈，谈到波兰语，她说，波兰一直处在大国和强国的夹缝当中，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和险恶。波兰历史上曾被外来势力三次瓜分，长达123年，欧洲的版图上都没有波兰的记载。波兰人到处漂泊，四海为家。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文化渗透，俄语和德语在波兰都很流行。但是不管他们在怎样的情况下，也不管他们身处何方，都决不放弃自己母语的使用，也本能地拒绝外来语言。母语是他们黑暗中的光亮，是他们涣散后重新凝聚的力量。靠着它，这个民族最终绝地逢生，文明没有泯灭，祖国重新独立。于是，我对波兰语有了新的一层认识。是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符号和文明象征。波兰同样如此，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更看成是民族的尊严。难怪平时一旦脫离铁组这个特定的环境，如果你用俄语与波兰人交流，一般不会被搭理。
于是，我就更加自觉地“见多不累”了。不仅在铁组委员会这个圈子里“见多不累”，出了这个圈子仍“见多不累”。大到外交场合，小到街道问候，统统“见多不累”，倚仗这句话打开了一块快乐陶陶的天地。在铁组大楼，我的“见多不累”与波兰同事用汉语说的“你好”响成一片。有一次，我在住地附近的森林里散步，遇到同样在散步的几位波兰少男少女，我对他们用“见多不累”打招呼。他们高兴得对我连连回复“见多不累”，以后每次散步，他们一见到我，就像一群小鸟般地啁啾，围着我喊“见多不累”，其纯真的笑容和清脆的声音实在让人感动。一句“见多不累”就能消除两个不同国籍的陌生人之间的隔膜，迅速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可见这句语言隐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
2
每年5月，是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个靠近波罗的海的城市有近一半的时间处在风雪交加的寒冷气候中，而这个时候便可以在明媚的阳光下惬意地躺在奈丽斯河岸边，享受着大自然生机勃勃的赐予。我正好赶在这个季节参加在维尔纽斯召开的完善铁组（铁路合作组织）基本文件临时工作组第34次会议。更幸运的是，开会的酒店位于城市森林公园之中。酒店四周树木葱茏，香气弥漫，各种野花绽蕊吐芳，竞相开放;各类山鸟啼啭鸣唱，此起彼伏。我想到了中国语境对这种自然景观的表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实际上，我们这个由十多个亚、欧国家组成的临时工作组在讨论完善铁组基本文件时又何尝不是如此。整个会议期间，争论十分激烈，气氛格外活跃。
谓之第34次会议，顾名思义，完善铁组基本文件这类会议已经开了34次之多了。还要开多少次呢？不得而知。这类会议每次都要紧张地开上四五天，每次会议都会排满四五个议程。要把各方意见拢在一起，并且用法规框定下来是多么不容易。所以，这完全成了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会议。我已被中铁授权参加了第33次和第34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我根本无法矜持，更装不了深沉，天天在会上与这帮老外们吵得昏天黑地，口枯舌燥，面红筋爆。每次会议后，脾气见长，与人讲话总像是在吵架，肝火十分旺盛。
白天忙于开会，晚上则有足够的时间在林中漫步。不管情愿不情愿，白天会议上争吵的情景总会在这时无法抗拒地一一浮现。傍晚的树林格外幽静和沁凉，一阵阵混合着花卉和青草芳香的晚风吹来，心情也就随之复归于平静和安宁，白天会上争吵的根由也就慢慢地理出一些头绪来。
是的，在会上我确实认为这些洋朋友考虑问题太固执，名副其实的“一根筋”。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公约草案时，某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国家的代表提出，他们这些组织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代表这个组织中的所有国家进行投票表决。也就是说，铁组成员国共有25个国家，其中有8个国家加入了这一组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一次投下8票。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对此，中铁和其他一些不是这个组织中国家的代表都投下了反对票。我在发言中坚决认为，这完全违背了铁组一国一票的表决原则，试图在铁组内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可是，他们那些国家的代表却辩解，他们是一个共同的经济体，在关系到他们共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只能是一个声音。所以，在铁组任何形式的投票表决中，他们任何一国都是理所当然地享有代表其他国家的立场和观点的权利。他们觉得别人不支持是不可理喻的。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在围绕会议第5项议程——关于修改铁组委员会职务替换原则的问题上，争论同样激烈。原本，铁组从20世纪50年代成立起就确定了每个成员国各派一名代表常驻铁组委员会领导机关，并在其中担负相关职务。五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一些国家代表认为，这种代表制已经过时，铁组委员会的任何职位都应放在所有成员国当中竞争。他们觉得谁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应该担当相关的职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我在辩论中指出，竞争制是一种很好的用人制度，但这种竞争应该放在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前，在国内进行竞争。而不应把本属于每个成员国应有的派出代表的权利拿出来进行国际竞争。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竞争中有的成员国无人在铁组任职的状况，也就完全丧失了铁组员工的另一种功能，即他们作为铁组员工，在要履行好自己在铁组内的工作职责基础上，还必须授权代表本国发出声音和提出诉求，处理和协调本国与他国及铁组的各种关系。这个问题，反复争论，无法妥协，只能将双方意见写入会议议定书中，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当然，在我们很难理解欧洲一些国家代表思维方式的同时，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比如，在讨论“动物运送条件”时，中铁的观点与欧洲诸国的观点再次发生冲突。欧洲国家普遍认为，旅客有权使用专门的容器随身携带诸如狗之类的家养动物，没有专门容器但带有嘴套和狗襻的狗，则可以购买单独包房运送（导盲犬除外，可不用嘴套，也无需购买包房）。而中铁的提案是，禁止旅客随身携带动物。虽然狗之类家养动物可以运送，但规定必须占用单独包房，旅客按单独包房内的铺位数支付客票票价和卧铺费，如果没有单独包房则不许运送。而且，不论大小胖瘦，每个包房不得超过两只宠物。欧洲诸国代表对此表示惊讶，并要求我作出解释。我在欧洲工作生活一年半时间了，看惯了列车上旅客携带家犬等宠物出行，也深知宠物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情感。我为中铁这一提案作了一个艰难的解释。我说，我能够理解很多欧洲朋友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而且欧洲国家运输能力也十分充裕。可是在中国，铁路运输能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春运期间，更是人满为患，一票难求。中国铁路只能尽可能满足人的出行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旅客心目中，人与狗是不能在公共场所共处的。这当然除了考虑狗的气味飘散、毛发脱落、粪便排泄和威胁旅客人身安全的因素外，还有更深的文化心理，就是人们无法接受把狗与人处于平等的位置。我的解释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但是，所有参加临时工作组的各国代表没有一人对中铁的提案表示支持。盡管我对这个“零支持”的结果故作轻松状，但内心却是极为尴尬，如芒在背。
我在林中的小径上漫游着、思索着、感受着，悟出了一个道理：争论的原因不能排除各自在利益上、政治上和专业上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但最根本的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记得第33次完善铁组基本文件会议在白俄罗斯召开，东道主在最后一天的晚宴上邀请各国代表参与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时，我清唱了一首中国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当时很多欧洲同仁都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优美，但他们认为歌词的内容很费解：当经过那位美丽姑娘的毡房时，为什么不主动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只是做毫无意义的回头张望？我回答他们，在对待“爱”的问题上，欧洲朋友可能都很直率，但是中国人却比较含蓄。虽然不同民族都向往着爱情，但对爱情的表达方式却不一样。就像我们在铁组这个国际组织里，各自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念，但都在努力地鼎扛着铁组事业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应当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中找到事业合作的共同点。当时，在场的铁组委员会主席塔捷乌什先生频频点头，表示对我观点的认可。而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却仍旧瞪着迷惘的蓝眼睛嘀咕：那可爱的姑娘不就让别的小伙子抢去了吗？
我在山林里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的启迪：假如这林子里的花草只有一种颜色，我们将会感到多么枯燥;假如这林子的鸟儿只有一种声音，我们又将会感到多么单调。正是这林子里有不同颜色的组合，有不同声音的交织，才促使这个林子成为一个丰富多彩、协调和谐并极具魅力的美妙世界。事实上，没有“齐放”哪有“齐心”？没有“争鸣”哪有“共鸣”？在铁组的各种活动中，欧洲各国不断地聆听并接受了中国的声音;而中国也从这个窗口里获得欧洲各国的信息和文化，并在冲突中逐步走向融合和趋同。也许到了一定时期，中国的宠物也可以随着他们的主人不加限制地、自由自在地乘坐火车出行了。
（摘编自中国书籍出版社《维斯瓦河畔》一书）
我只能选用一些最简单而又最有实用价值的语句来学。毫无疑问，没有比“你好”更合适的了。我用汉语读音标上“见多不累”，这就是波兰语“你好”了。练上几遍，便烂熟于心，还能说得与波兰人一样拿腔捏调。
有了“见多不累”这句话，我的胆气壮了许多。从铁组委员会的主席到门卫，见人就是“见多不累”，常常说得人家满脸灿烂。主席办公室的女秘书表扬我平易近人，热情有礼，非常绅士。当然，这只是夸张式的客套。人家也知道我只有这一招，但他们也很知足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波兰，与波兰人民一道工作，还能用波兰话向他们反复不断地问好，这是什么精神？多少也有点国际主义精神吧。这就像外国人在中国，说两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中国人也会觉得是尊重、善意的表示。
有一次，我与铁组委员会波兰女翻译汉卡交谈，谈到波兰语，她说，波兰一直处在大国和强国的夹缝当中，生存环境十分艰难和险恶。波兰历史上曾被外来势力三次瓜分，长达123年，欧洲的版图上都没有波兰的记载。波兰人到处漂泊，四海为家。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文化渗透，俄语和德语在波兰都很流行。但是不管他们在怎样的情况下，也不管他们身处何方，都决不放弃自己母语的使用，也本能地拒绝外来语言。母语是他们黑暗中的光亮，是他们涣散后重新凝聚的力量。靠着它，这个民族最终绝地逢生，文明没有泯灭，祖国重新独立。于是，我对波兰语有了新的一层认识。是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是这个国家的文化符号和文明象征。波兰同样如此，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更看成是民族的尊严。难怪平时一旦脫离铁组这个特定的环境，如果你用俄语与波兰人交流，一般不会被搭理。
于是，我就更加自觉地“见多不累”了。不仅在铁组委员会这个圈子里“见多不累”，出了这个圈子仍“见多不累”。大到外交场合，小到街道问候，统统“见多不累”，倚仗这句话打开了一块快乐陶陶的天地。在铁组大楼，我的“见多不累”与波兰同事用汉语说的“你好”响成一片。有一次，我在住地附近的森林里散步，遇到同样在散步的几位波兰少男少女，我对他们用“见多不累”打招呼。他们高兴得对我连连回复“见多不累”，以后每次散步，他们一见到我，就像一群小鸟般地啁啾，围着我喊“见多不累”，其纯真的笑容和清脆的声音实在让人感动。一句“见多不累”就能消除两个不同国籍的陌生人之间的隔膜，迅速拉近彼此间的心理距离。可见这句语言隐含着多么巨大的力量。
2
每年5月，是立陶宛共和国首都维尔纽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这个靠近波罗的海的城市有近一半的时间处在风雪交加的寒冷气候中，而这个时候便可以在明媚的阳光下惬意地躺在奈丽斯河岸边，享受着大自然生机勃勃的赐予。我正好赶在这个季节参加在维尔纽斯召开的完善铁组（铁路合作组织）基本文件临时工作组第34次会议。更幸运的是，开会的酒店位于城市森林公园之中。酒店四周树木葱茏，香气弥漫，各种野花绽蕊吐芳，竞相开放;各类山鸟啼啭鸣唱，此起彼伏。我想到了中国语境对这种自然景观的表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实际上，我们这个由十多个亚、欧国家组成的临时工作组在讨论完善铁组基本文件时又何尝不是如此。整个会议期间，争论十分激烈，气氛格外活跃。
谓之第34次会议，顾名思义，完善铁组基本文件这类会议已经开了34次之多了。还要开多少次呢？不得而知。这类会议每次都要紧张地开上四五天，每次会议都会排满四五个议程。要把各方意见拢在一起，并且用法规框定下来是多么不容易。所以，这完全成了一个漫长的马拉松会议。我已被中铁授权参加了第33次和第34次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上，我根本无法矜持，更装不了深沉，天天在会上与这帮老外们吵得昏天黑地，口枯舌燥，面红筋爆。每次会议后，脾气见长，与人讲话总像是在吵架，肝火十分旺盛。
白天忙于开会，晚上则有足够的时间在林中漫步。不管情愿不情愿，白天会议上争吵的情景总会在这时无法抗拒地一一浮现。傍晚的树林格外幽静和沁凉，一阵阵混合着花卉和青草芳香的晚风吹来，心情也就随之复归于平静和安宁，白天会上争吵的根由也就慢慢地理出一些头绪来。
是的，在会上我确实认为这些洋朋友考虑问题太固执，名副其实的“一根筋”。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这次会议上讨论公约草案时，某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国家的代表提出，他们这些组织内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代表这个组织中的所有国家进行投票表决。也就是说，铁组成员国共有25个国家，其中有8个国家加入了这一组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一次投下8票。这简直太岂有此理了。对此，中铁和其他一些不是这个组织中国家的代表都投下了反对票。我在发言中坚决认为，这完全违背了铁组一国一票的表决原则，试图在铁组内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很不公平、很不合理的。可是，他们那些国家的代表却辩解，他们是一个共同的经济体，在关系到他们共同经济利益的问题上，他们只能是一个声音。所以，在铁组任何形式的投票表决中，他们任何一国都是理所当然地享有代表其他国家的立场和观点的权利。他们觉得别人不支持是不可理喻的。
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在围绕会议第5项议程——关于修改铁组委员会职务替换原则的问题上，争论同样激烈。原本，铁组从20世纪50年代成立起就确定了每个成员国各派一名代表常驻铁组委员会领导机关，并在其中担负相关职务。五十多年过去了，欧洲一些国家代表认为，这种代表制已经过时，铁组委员会的任何职位都应放在所有成员国当中竞争。他们觉得谁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应该担当相关的职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我在辩论中指出，竞争制是一种很好的用人制度，但这种竞争应该放在各成员国派出代表前，在国内进行竞争。而不应把本属于每个成员国应有的派出代表的权利拿出来进行国际竞争。否则，就有可能出现竞争中有的成员国无人在铁组任职的状况，也就完全丧失了铁组员工的另一种功能，即他们作为铁组员工，在要履行好自己在铁组内的工作职责基础上，还必须授权代表本国发出声音和提出诉求，处理和协调本国与他国及铁组的各种关系。这个问题，反复争论，无法妥协，只能将双方意见写入会议议定书中，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当然，在我们很难理解欧洲一些国家代表思维方式的同时，他们也无法理解我们在一些问题上的观点。比如，在讨论“动物运送条件”时，中铁的观点与欧洲诸国的观点再次发生冲突。欧洲国家普遍认为，旅客有权使用专门的容器随身携带诸如狗之类的家养动物，没有专门容器但带有嘴套和狗襻的狗，则可以购买单独包房运送（导盲犬除外，可不用嘴套，也无需购买包房）。而中铁的提案是，禁止旅客随身携带动物。虽然狗之类家养动物可以运送，但规定必须占用单独包房，旅客按单独包房内的铺位数支付客票票价和卧铺费，如果没有单独包房则不许运送。而且，不论大小胖瘦，每个包房不得超过两只宠物。欧洲诸国代表对此表示惊讶，并要求我作出解释。我在欧洲工作生活一年半时间了，看惯了列车上旅客携带家犬等宠物出行，也深知宠物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情感。我为中铁这一提案作了一个艰难的解释。我说，我能够理解很多欧洲朋友把宠物当成家庭成员一样对待，而且欧洲国家运输能力也十分充裕。可是在中国，铁路运输能力非常紧张，特别是在春运期间，更是人满为患，一票难求。中国铁路只能尽可能满足人的出行需求。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旅客心目中，人与狗是不能在公共场所共处的。这当然除了考虑狗的气味飘散、毛发脱落、粪便排泄和威胁旅客人身安全的因素外，还有更深的文化心理，就是人们无法接受把狗与人处于平等的位置。我的解释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但是，所有参加临时工作组的各国代表没有一人对中铁的提案表示支持。盡管我对这个“零支持”的结果故作轻松状，但内心却是极为尴尬，如芒在背。
我在林中的小径上漫游着、思索着、感受着，悟出了一个道理：争论的原因不能排除各自在利益上、政治上和专业上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但最根本的却是东、西方文化的冲突。记得第33次完善铁组基本文件会议在白俄罗斯召开，东道主在最后一天的晚宴上邀请各国代表参与自娱自乐的文艺活动时，我清唱了一首中国西部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当时很多欧洲同仁都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优美，但他们认为歌词的内容很费解：当经过那位美丽姑娘的毡房时，为什么不主动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只是做毫无意义的回头张望？我回答他们，在对待“爱”的问题上，欧洲朋友可能都很直率，但是中国人却比较含蓄。虽然不同民族都向往着爱情，但对爱情的表达方式却不一样。就像我们在铁组这个国际组织里，各自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念，但都在努力地鼎扛着铁组事业向前发展。所以，我们应当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包容中找到事业合作的共同点。当时，在场的铁组委员会主席塔捷乌什先生频频点头，表示对我观点的认可。而波罗的海国家的代表却仍旧瞪着迷惘的蓝眼睛嘀咕：那可爱的姑娘不就让别的小伙子抢去了吗？
我在山林里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的启迪：假如这林子里的花草只有一种颜色，我们将会感到多么枯燥;假如这林子的鸟儿只有一种声音，我们又将会感到多么单调。正是这林子里有不同颜色的组合，有不同声音的交织，才促使这个林子成为一个丰富多彩、协调和谐并极具魅力的美妙世界。事实上，没有“齐放”哪有“齐心”？没有“争鸣”哪有“共鸣”？在铁组的各种活动中，欧洲各国不断地聆听并接受了中国的声音;而中国也从这个窗口里获得欧洲各国的信息和文化，并在冲突中逐步走向融合和趋同。也许到了一定时期，中国的宠物也可以随着他们的主人不加限制地、自由自在地乘坐火车出行了。
（摘编自中国书籍出版社《维斯瓦河畔》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