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广西陶瓷产业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灵渠、相思埭运河与潭蓬运河三大运河沿岸至今遗留着数百座被封存的瓷窑遗址和陶瓷文物,但随着这三大运河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些陶瓷遗存也逐渐被人们遗忘,笔者研究陶瓷产业多年,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两广地区日用陶瓷的发展与创新研究(1949—2019)》,对广西三大运河及沿岸陶瓷遗存现状以及三大运河带动下的广西陶瓷发展变迁历程有较深的认识,特撰此文,以飨读者。
广西两条唐代开辟的古运河
相思埭运河增强水运能力。秦朝之后、唐朝以前,漓水(漓江)支流自桂林向南偏东方向,流经阳朔、平乐、昭平,经梧州出广西入西江,所经过的区域大多是桂东山区,而当时灵渠的航运效能比较有限。发源于龙胜县的洛清江自临桂一路向南流去,过永福、鹿寨,在柳州与柳江汇合,再经象州、武宣,于桂平与郁江汇合后构成浔江,再向东经平南,流向藤县,在藤县与北流河汇合后流向梧州,与桂江汇合后出广西入西江。《新唐书·地理志》:“临桂有相思埭,长寿元年(692年)筑,分相思水使东西流。”人们在临桂县相思江(洛清江的一级支流)与良丰江之间,东起桂林市郊良丰镇,西至临桂县大湾圩,修筑全长约16千米的人工运河,史称相思埭运河。通过相思埭运河的关联作用,并借助洛清江,灵渠的水运作用得到极大提升。相思埭运河的航运功能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后因广西公办公路、湘桂铁路及黔桂铁路相继开通而退出历史舞台。
潭蓬运河开启海上陶瓷之路。广西北流市境内分布有北流河和南流江。北流河发源于双孖峰东麓,往北流入浔江,再流向梧州后出广西入西江,流向广州;也可溯桂江,入漓江,或溯柳江,入洛清江,经相思埭运河入漓江,再过灵渠,入湘江,入洞庭湖,进入长江水系。南流江发源于大容山南侧,经玉林,过博白,进入桂南沿海诸河。唐咸通年间,在防城港江山半岛的横嵩至潭蓬之间又开通了广西第三条人工运河,史称潭蓬运河。该运河在半岛腰部将防城港(西湾)与珍珠港连接起来,是沿海却不经外海的安全海上通道,不但可避开防城港外海风浪和海盗,还可以缩短一半以上航程,是古代广西与安南(今越南)间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条捷径。潭蓬运河催生了广西经由越南的海上丝绸(陶瓷)之路。该运河后因安南独立,与宋朝交恶,逐渐被废弃。
运河促进广西陶瓷产业发展
南岭山脉阻碍陶瓷发展。据考证,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是中国陶器最早发源地之一,先民大约在1万多年前就开始在此烧造陶器。多处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当地先民以粗泥掺杂蚌壳粉末的方法制坯烧制直口、深腹、圜底的釜、罐等夹砂陶器。这些陶器外形简单、制作粗糙、厚薄不均,但是有些饰以印纹,器形浑厚古朴,说明此时广西地区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制陶工艺技术。稍后期出土的三乳足陶罐和直口圜底陶釜却是器形规整、厚薄均匀、胎泥精细并饰细密的绳纹,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风格,说明当时广西制陶已经采用轮制技术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出土商周时期的平南县石脚山遗址的磨光印纹红陶、钟山县塔山遗址的夹砂印纹陶、武鸣县马头墓葬的夹砂陶器等,除饰有绳纹,个别还饰有云雷纹,说明此时代表中原文化符号的西周青铜器云雷纹,已经在广西陶器中出现。到战国时期,广西地区开始出现早期硬质釉陶,说明当地制陶已经从无釉陶向敷釉陶跨越。这表明在灵渠开凿之前,中原文化和制陶技术已有传播到广西,但是因受到南岭山脉天然屏障的阻隔,这种影响还相当有限。
灵渠增加与中原人文交流。自从开通灵渠之后,秦帝国实行“以谪徙民戍五岭”的政策,汉王朝也组织大批中原人迁徙岭南,大量汉族先进文化和技术到广西,促进当地农业和手工业快速发展,当地原有的几乎是自我封闭的陶瓷生产模式和技法被迅速打破。据考证,西汉时期,广西梧州市富民坊窑、象州县运江窑、苍梧县大坡乡窑及干脚窑、藤县古龙窑等已开始生产汉式陶瓦和日用陶器,其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动物、楼屋模型及生活用具,部分还饰有几何纹、水波纹、绹纹、羽纹等纹饰,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又极具浓厚的广西地方色彩,广西制陶业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陶器的种类、质量和生产技法得到极大提升。广西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青瓷生产,如藤县古龙窑和桂林柘木镇上窑村窑,但是出土的此时期本地青瓷绝大多数是墓葬用品,与南方各地窑址出土的青瓷同属南方青瓷系统,说明当时广西本地生产的瓷器还是相当有限且生产时期比中原偏后,如桂林柘木镇上窑村窑创烧于南朝晚期,盛于隋唐,衰于北宋。
三大运河促进陶瓷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但之后纷争、割据、战乱持续不断。直到唐代,这种混乱局面终于扭转,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陶瓷产业飞速发展,许多产品大量输出海外,广州是唐宋时期中国海上贸易最重要的口岸城市。灵渠原有设施和通航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为此,唐宋时期,人们多次修缮灵渠,开挖相思埭运河,提高灵渠的通航能力,提升广西水网的整体效能,开挖潭蓬运河,将水运能力扩及东南亚各国。
隋唐开始,广西陶瓷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前期,一方面,考古发现在漓江、柳江及洛清江沿岸各地出土了许多具有岭北长沙窑、岳阳窑、越窑等窑址特征的唐代瓷器,表明这些瓷器溯湘江,经兴安灵渠进漓江、然后沿运河入西江水系运抵广西各地,或经广州出口海外。另一方面,广西涌现出许多唐代窑场,如桂林的桂州窑、北流的雅窑、桂平社步的禾塘岭窑以及合浦山口的英罗岭窑等,大量生产各种陶瓷,行销海内外。对桂林瓦窑现存多处隋唐时期青瓷窑址的考察,发现该窑为斜坡式龙窑,采用匣钵装烧工艺,是广西境内最早使用匣钵的青瓷窑场。从桂林窑产品特征大多与湘阴窑相仿这个现象,可推测早在南朝时期,湖南制陶技术已经影响桂北地区的制陶业。后期,通过灵渠,沿着湘桂走廊进入广西的陶瓷工匠及技术不断增多。特别是到了宋朝,以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水运网络为脉络,包括全州、兴安、灵川、桂林、永福、柳城、柳江等县(市)在内的以青瓷为主的宋代广西青瓷窑群逐渐形成。分析广西永福窑田岭窑青瓷风格和装烧技法,可以判断广西宋代青瓷窑口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关系。这些青瓷的风格和技法源自陕西耀州窑,但又有别于耀州窑,主要受到湖南地区青瓷窑口的影响。据查,广西柳江县里雍立冲窑虽然是宋末瓷窑遗址,但是其许多品种和烧造技法却与北宋早期的湖南衡阳蒋家窑、岳阳杨庙湖窑、广西全州永岁窑、永福牛坪子窑、桂林瓦窑小窑等的一些品种和烧造技法类似,该窑场甚至还发现具有唐代特征的實心饼足碗和灯盏。这说明广西柳江县里雍立冲窑虽然是宋末窑场,但是支撑窑场的窑工和技术却是来自北方宋代早期,甚至更早的隋唐时代,表明来自北方的先进陶瓷技术,随着人口的迁移或战乱的威逼,不断沿着桂北水运网络向南迁移。
广西两条唐代开辟的古运河
相思埭运河增强水运能力。秦朝之后、唐朝以前,漓水(漓江)支流自桂林向南偏东方向,流经阳朔、平乐、昭平,经梧州出广西入西江,所经过的区域大多是桂东山区,而当时灵渠的航运效能比较有限。发源于龙胜县的洛清江自临桂一路向南流去,过永福、鹿寨,在柳州与柳江汇合,再经象州、武宣,于桂平与郁江汇合后构成浔江,再向东经平南,流向藤县,在藤县与北流河汇合后流向梧州,与桂江汇合后出广西入西江。《新唐书·地理志》:“临桂有相思埭,长寿元年(692年)筑,分相思水使东西流。”人们在临桂县相思江(洛清江的一级支流)与良丰江之间,东起桂林市郊良丰镇,西至临桂县大湾圩,修筑全长约16千米的人工运河,史称相思埭运河。通过相思埭运河的关联作用,并借助洛清江,灵渠的水运作用得到极大提升。相思埭运河的航运功能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后因广西公办公路、湘桂铁路及黔桂铁路相继开通而退出历史舞台。
潭蓬运河开启海上陶瓷之路。广西北流市境内分布有北流河和南流江。北流河发源于双孖峰东麓,往北流入浔江,再流向梧州后出广西入西江,流向广州;也可溯桂江,入漓江,或溯柳江,入洛清江,经相思埭运河入漓江,再过灵渠,入湘江,入洞庭湖,进入长江水系。南流江发源于大容山南侧,经玉林,过博白,进入桂南沿海诸河。唐咸通年间,在防城港江山半岛的横嵩至潭蓬之间又开通了广西第三条人工运河,史称潭蓬运河。该运河在半岛腰部将防城港(西湾)与珍珠港连接起来,是沿海却不经外海的安全海上通道,不但可避开防城港外海风浪和海盗,还可以缩短一半以上航程,是古代广西与安南(今越南)间商品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一条捷径。潭蓬运河催生了广西经由越南的海上丝绸(陶瓷)之路。该运河后因安南独立,与宋朝交恶,逐渐被废弃。
运河促进广西陶瓷产业发展
南岭山脉阻碍陶瓷发展。据考证,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是中国陶器最早发源地之一,先民大约在1万多年前就开始在此烧造陶器。多处七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当地先民以粗泥掺杂蚌壳粉末的方法制坯烧制直口、深腹、圜底的釜、罐等夹砂陶器。这些陶器外形简单、制作粗糙、厚薄不均,但是有些饰以印纹,器形浑厚古朴,说明此时广西地区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制陶工艺技术。稍后期出土的三乳足陶罐和直口圜底陶釜却是器形规整、厚薄均匀、胎泥精细并饰细密的绳纹,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风格,说明当时广西制陶已经采用轮制技术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出土商周时期的平南县石脚山遗址的磨光印纹红陶、钟山县塔山遗址的夹砂印纹陶、武鸣县马头墓葬的夹砂陶器等,除饰有绳纹,个别还饰有云雷纹,说明此时代表中原文化符号的西周青铜器云雷纹,已经在广西陶器中出现。到战国时期,广西地区开始出现早期硬质釉陶,说明当地制陶已经从无釉陶向敷釉陶跨越。这表明在灵渠开凿之前,中原文化和制陶技术已有传播到广西,但是因受到南岭山脉天然屏障的阻隔,这种影响还相当有限。
灵渠增加与中原人文交流。自从开通灵渠之后,秦帝国实行“以谪徙民戍五岭”的政策,汉王朝也组织大批中原人迁徙岭南,大量汉族先进文化和技术到广西,促进当地农业和手工业快速发展,当地原有的几乎是自我封闭的陶瓷生产模式和技法被迅速打破。据考证,西汉时期,广西梧州市富民坊窑、象州县运江窑、苍梧县大坡乡窑及干脚窑、藤县古龙窑等已开始生产汉式陶瓦和日用陶器,其中出土的大量陶制动物、楼屋模型及生活用具,部分还饰有几何纹、水波纹、绹纹、羽纹等纹饰,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形态,又极具浓厚的广西地方色彩,广西制陶业已经达到相当大的规模,陶器的种类、质量和生产技法得到极大提升。广西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开始青瓷生产,如藤县古龙窑和桂林柘木镇上窑村窑,但是出土的此时期本地青瓷绝大多数是墓葬用品,与南方各地窑址出土的青瓷同属南方青瓷系统,说明当时广西本地生产的瓷器还是相当有限且生产时期比中原偏后,如桂林柘木镇上窑村窑创烧于南朝晚期,盛于隋唐,衰于北宋。
三大运河促进陶瓷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但之后纷争、割据、战乱持续不断。直到唐代,这种混乱局面终于扭转,社会安定,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农业和手工业,特别是陶瓷产业飞速发展,许多产品大量输出海外,广州是唐宋时期中国海上贸易最重要的口岸城市。灵渠原有设施和通航能力已经无法满足需要,为此,唐宋时期,人们多次修缮灵渠,开挖相思埭运河,提高灵渠的通航能力,提升广西水网的整体效能,开挖潭蓬运河,将水运能力扩及东南亚各国。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wxcq/wxcq202106/wxcq20210609-1-l.jpg)
隋唐开始,广西陶瓷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前期,一方面,考古发现在漓江、柳江及洛清江沿岸各地出土了许多具有岭北长沙窑、岳阳窑、越窑等窑址特征的唐代瓷器,表明这些瓷器溯湘江,经兴安灵渠进漓江、然后沿运河入西江水系运抵广西各地,或经广州出口海外。另一方面,广西涌现出许多唐代窑场,如桂林的桂州窑、北流的雅窑、桂平社步的禾塘岭窑以及合浦山口的英罗岭窑等,大量生产各种陶瓷,行销海内外。对桂林瓦窑现存多处隋唐时期青瓷窑址的考察,发现该窑为斜坡式龙窑,采用匣钵装烧工艺,是广西境内最早使用匣钵的青瓷窑场。从桂林窑产品特征大多与湘阴窑相仿这个现象,可推测早在南朝时期,湖南制陶技术已经影响桂北地区的制陶业。后期,通过灵渠,沿着湘桂走廊进入广西的陶瓷工匠及技术不断增多。特别是到了宋朝,以湘江上游—漓江—洛清江—柳江水运网络为脉络,包括全州、兴安、灵川、桂林、永福、柳城、柳江等县(市)在内的以青瓷为主的宋代广西青瓷窑群逐渐形成。分析广西永福窑田岭窑青瓷风格和装烧技法,可以判断广西宋代青瓷窑口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关系。这些青瓷的风格和技法源自陕西耀州窑,但又有别于耀州窑,主要受到湖南地区青瓷窑口的影响。据查,广西柳江县里雍立冲窑虽然是宋末瓷窑遗址,但是其许多品种和烧造技法却与北宋早期的湖南衡阳蒋家窑、岳阳杨庙湖窑、广西全州永岁窑、永福牛坪子窑、桂林瓦窑小窑等的一些品种和烧造技法类似,该窑场甚至还发现具有唐代特征的實心饼足碗和灯盏。这说明广西柳江县里雍立冲窑虽然是宋末窑场,但是支撑窑场的窑工和技术却是来自北方宋代早期,甚至更早的隋唐时代,表明来自北方的先进陶瓷技术,随着人口的迁移或战乱的威逼,不断沿着桂北水运网络向南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