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郑琼20岁，高考第三次失利。在家待业两年后，她被父母找关系塞进了湖北咸宁一家工厂的质量检验科。她在这家工厂工作了两年，每天带本闲书上班。她不甘心，想离开湖北。
　　24年后，她拍的纪录片《出·路》在一百多个城市点映。这些年里，她被当作“中国纪录片领域最重要的一个女人”，被邀请到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谈中国纪录片，做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评委。
　　郑琼当年虽然读了大量杂书，对文字异常敏感，但成绩堪忧。但她从没想过放弃高考。生在小城镇普通家庭的她没有别的选择。之所以执着地考了三次，其实是因为虽然本地院校够上了，但对她而言，高考最大的意义是离开家乡。
　　1994年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后，她先去语言学校学了一年英语，所有钱都交了学费。第二年，她在五道口找了个月租300元的床位住下，在广告公司当销售，到处抄电话号码为自己发展客戶，第二、三个月就谈成了四千元的业绩。后来她学了电话销售，单枪匹马闯进一家报社，说自己愿意帮忙做发行，不要工资，只要业绩提成，唯一的条件是给她一个电话。那是1996年底，一个月她赚了6000元。
　　1998年，朋友王长田创办光线传媒找她加盟。她做发行经营，“把公司从负数做到正数”。
　　她创立了中国第一家纪录片代理公司——中国北京零频道广告公司。2004年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她的公司一举推出了30多部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作品。2009年，她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官方认可的独立纪录片论坛iDOCS。
　　纪录片论坛一届活动下来，至少要七八十万，而前三届没有任何来自政府、企业、基金的资助。为了找钱，她跑了20多个大使馆，舍不得打车，就一趟趟地转公交车。她说自己有时累得像棉花一样，从北京的东边飘到西边。
　　因为这个论坛，她每天在家里一睁眼就有“两万件事等着”——选片，送审；翻译，做字幕；邀请各国导演来中国，订票，安排住宿，做宣传材料。每天她在家同时打开两个电脑，指挥全球几十名志愿者工作。如今除了一些志愿者外，iDOCS正式的全职组织者只有郑琼一人。
　　郑琼的屋子里，满地的材料，一脚下去随时都可能踩到一个移动硬盘。每个硬盘一千块，屋子里有很多很多。这些硬盘构成了她的“围墙”，这种围墙很像20多年前，她在电机厂当女工时，随身携带的书和笔记本构成的那个“围墙”。
　　郑琼小时候住在铁路边，铁路后边有一家百货公司批发部，里面有个女孩和她一样喜欢文学；常来家里的初中闺蜜是护士，也爱浪漫幻想。“我后来其实是觉得，在我身上承载了她们的梦想，我替她们飞出来了。”郑琼说。
　　常规解读：人要敢想敢做。
　　郑琼为了见到更大的世界，只身前往北京。20多年过去，她掌握了自己的人生，成就了之前完全无法想象的事业。而这些成就的实现，靠的是她不安于现状，敢想敢做。
　　核心观点：兴趣是人生的指路明灯。
　　除了长时间高负荷地工作，找赞助，郑琼还常常自己带着片源、设备，甚至翻译，到处给人免费放映。很多人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明知道不赚钱还要做？而她觉得自己不过是选择了做真正喜欢的事。
　　视点拓展
　　纪录片的价值
　　“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智利纪录片导演顾兹曼曾经这样说。郑琼用纪录片记录一个个真实而普通的生命。“我不要被成功和失败捆绑住手脚，我只想往前走，然后活下来。”她说。她明白，如果没人做，这里永远是一片空白。
　　（责任编辑 / 李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