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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对边疆利益的态度，随其自身力量的变化，经历了从唐初的漠然视之，到盛唐的积极争取，再到中唐以后的消极对待的过程。为了保护边疆利益，唐朝不仅采用和亲、以夷制夷和设立羁縻州府等软实力方式，而且通过建设跨海作战基地、边镇及驻军等硬实力手段，维持边疆安全和稳定。唐朝还根据先柔后刚、由虚入实、进退有度、重塞轻海的原则布建卫疆力量。唐朝保卫边疆利益的途径和布建卫疆力量的模式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
关键词：唐朝；边疆利益；卫疆力量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1-0119-05
边疆问题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唐朝尽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帝国，但也面临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①。因此，本文拟以唐朝的边疆政策和实践为主要讨论内容，分析其保卫边疆利益、布建卫疆力量的方法和模式。
一、唐朝边疆利益政策的变化
对于唐王朝来讲，其边疆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基于统治方式的差别和治理目标的不同，唐王朝的“边疆利益”主要可以从对内、对外两个层面来归纳。对内，边疆是朝廷的缓冲地带，是军事设防的重要区域，②对外，边疆是中原文化的发扬地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并向域外传播，唐王朝需要建设文明的边疆，吸引周边政权的归顺和向化。当然，保护边疆利益，势必需要布建相应的力量（即“卫疆力量”）与之匹配。从广义上讲，“卫疆力量”的界定不能仅限于驻军、屯田、筑堡等军事“硬实力”的建设；和亲、互市、改土归流等外交、经济“软实力”或“巧实力”等手段，同樣在历史上起到了保卫边疆的作用。所以，“卫疆力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指的是为维护边疆稳定、保护边疆利益而采取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的集合。随着唐朝廷与周边政权力量的此消彼长，其疆域变化十分明显，边疆利益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
唐朝初年，突厥控弦于北，高句丽自立于东，吐蕃兴起于西，只有西南边疆受到的威胁较小。由于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偏于西北，面对强大突厥的威胁以及自身力量的孱弱，唐高祖李渊无意震服四夷，“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③。可见，唐朝廷在“和柔四夷”的思想下，仅满足于争取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对唐天子名义上的尊崇，避免其南下骚扰。初唐时期，在“守内御外”思想指导下，唐朝在边疆政策上采取守势，唐天子的威望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
随着太宗、高宗朝对突厥、薛延陀、高句丽、百济等周边政权的征服，唐朝的疆域向东北、正北、西北三个方向不断扩延，“守内御外”的国家战略亦发生重大调整。太宗、高宗、武后、玄宗诸帝不仅开始寻求
收稿日期：2017-03-12
*基金项目：上海政法学院“一带一路”安全研究系列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海外力量布建研究”（GH1604308）；上海政法学院高原学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弛，男，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上海201701）。
李聪，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300350）。
真正意义上的“四夷来朝”，而且实质性地扩大了唐朝在东北亚、北亚和中亚的影响力。盛唐的边疆利益，一是建立唐与周边政权的宗藩关系，以属国来“屏藩华夏”；二是确保唐朝在朝鲜半岛、蒙古高原和西域等地的军事优势；三是推动边境地区的中外交流，“招徕远人”。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应以德泽使“四海如一家”“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但若属国藩王凌上虐下，唐廷不能坐视不管。④比之初唐，盛唐的边疆利益大为拓张，既要寻求礼仪上的国家威望，也要保持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对属国的领导权。
中唐以降，由于安史之乱使唐朝元气大伤，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乘机蚕食唐朝疆土。河陇、西域诸镇陷于吐蕃，西川之地数次遭南诏劫掠，回纥强索绢马贸易，东方制海权亦先后落于淄青藩镇和新罗军阀之手。唐朝政治家陆贽总结代宗、德宗时期的治边思想，指出：“其有遇中国丧亡之弊，当夷狄强盛之时，图之则彼寡未萌，御之则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词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亲，纾其交祸？”⑤由此可以看出，中唐以后，国势的衰微导致唐廷不仅需要在西北部署重兵防御吐蕃、回纥等政权，采取守势；西南边疆在南诏的蚕食下不断回缩。虽然中唐以后诸帝中不乏有试图恢复旧疆的君主，但受制于国内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党争乱政的影响，得以恢复的地区寥寥无几。
有唐一代，其对边疆利益的政策历经了一个“守御—拓张—收缩”的过程。唐廷对这一地区利益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初唐时的漠然视之，到盛唐期的积极争取，再归于中唐以后的消极对待这一过程。与此同时，唐朝廷也采取了多元的手段，或刚或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尽力去维护其边疆利益。
二、唐朝对边疆利益的保护
唐朝边境与新兴的吐蕃、大食、回纥等强国接壤，加之儒家文化王道政治的影响，唐朝在保护其边疆利益时更倾向于采用软实力的方式。
1.软实力方式
唐朝以软实力或者说柔性方式保护边疆利益的方式主要借鉴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范例⑥，同时也有所创新。
第一，推崇和亲政策⑦。如隋末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以“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⑧。唐朝建立后，唐高祖仍认为和亲对维护唐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和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诏说：“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⑨太宗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公主和亲固然仍有固边守土之目的，但更多地承担起笼络周边政权的使命。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改善了唐蕃关系，“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静”⑩。中宗继位后，“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促成了河源会盟与赤岭和盟。面对大食对于中亚的扩张，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族可汗苏禄”，利用突骑施遏制大食，维护唐在西域的统治。安史之乱后，唐朝更是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笼络回纥等国，联合对抗吐蕃。肃宗幼女宁国公主出嫁回纥之时曾表示，“国家事重，死且不恨”，鲜明地体现出和亲为保护边疆安全的政治使命。 第二，采取“以夷制夷”政策。从世界史上看，唐朝几乎和大食、吐蕃等强大政权同时崛起，而唐、吐蕃、大食在西域又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在西域的大竞逐中，唐朝除了强化自身在四镇的军事部署外，还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手段，先后利用突骑施、回纥、南诏等来抗衡大食、吐蕃在西域的扩张，保护边疆利益。如玄宗时期，吐火罗使臣曾上表说：“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这表明，唐与大食争夺西域领导权时，曾利用突骑施来遏制大食的扩张。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大量侵吞唐朝国土，河陇、西域皆陷于蕃人，德宗采纳李泌的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困，客观上也缓解了吐蕃对安西四镇的攻势。由此可见，“以夷制夷”的策略，无论是在唐朝兴盛时期还是衰微之时，都是其用来保护边疆利益的重要手段，其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大大降低唐朝廷保护边疆利益的成本，并对竞争对手起到相当的遏制作用。
第三，设置羁縻州府。唐朝在维系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及远方属国的宗藩关系时，除了传统的封赐少数民族或内附外邦首领以君主的封号外，还采取了“羁縻州府”的制度，即任命这些君主为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允许其世袭，羁縻州府的百姓不须向唐廷缴纳贡赋，户口也不上报户部。羁縻州府虽然在内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对外却要配合唐的战略。例如，在东北，贞观年间太宗出兵征讨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置羁縻府州。668年，李勣攻克平壤，“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在西南，玄宗时云南境内诸羁縻府州分隶属剑南道姚、戎、雟三州都督府。在岭南，安南都护府作为拱卫唐南部边疆的重镇，其管辖羁縻州数量众多，范围包括了今越南北部地区，并与南宁州都督府互为犄角，西抗南诏，南防林邑。在蒙古高原，唐在灭东突厥、薛延陀后，于大漠南北建立多个羁縻州府，以安北、单于都护府统领。在西域，唐朝甚至在远到中亚、西亞的地区广设羁縻州府，天宝年间，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达到了极盛，西域各国纷纷归附。在怛罗斯之战中，高仙芝所率的蕃汉联军中，大半士卒都是征发自羁縻州府的蕃兵。有研究指出，唐朝在安西的兵力只有24000人至3万人之间，主要系防御性而非进攻。所以，唐朝在与吐蕃、大食等国争夺西域主导权时，羁縻州府的存在对唐朝维系其边疆利益，支援唐的战争，提供了地利之便和人力物力保证。
2.硬实力方式
唐朝对边疆利益的保护尽管以软实力方式为主，但并不排除军事等硬实力手段，特别是太宗朝到玄宗朝的盛唐时期，硬实力方式对有效实现唐朝的战略目标，扩大唐朝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建设水军和跨海作战基地。唐初，由于高句丽百济联盟“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对唐的东北边疆造成威胁。因此，唐太宗提出跨海平百济以取高句丽的战略。他一面建设渡海水师，“遣惯习沧波，能以少击众者而配隶焉”；另一面开辟黄、渤海岛屿作为东征基地，“自河南道转运米粮，水路相继，渡海军粮皆贮于此”。在太宗朝的筹备基础上，高宗遣苏定方渡海破百济。平定百济后，唐军曾一度处在百济残余势力、高句丽和日本的包围中，新罗也未能给予有效支持。但刘仁轨力劝高宗：“若欲殄灭高丽，不可弃百济土地。”并在白江之战中击溃日本和百济联军，将百济故土打造为南攻高句丽的海外基地，最终海陆并进，取得了对高句丽的胜利。而高句丽战后，唐朝在与新罗、渤海等东北周边政权的战争中，水陆两线进兵成为重要的行军模式。
第二，设立安西四镇和边防常驻军。唐朝于“贞观中初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显庆三年移于龟兹，“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安西四镇的设立，对于唐朝经略西域有着重要的作用。高宗、武后时期，由于突厥、吐蕃的侵扰，四镇时罢时设。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再复四镇后，武则天汲取过往几度失陷的教训“发兵戍之”。特别是在吐蕃入西域时首当其冲的于阗镇，唐军在“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南六百里有胡弩镇，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以绵密的军事布置，切断了吐蕃入西域的通道，隔绝了吐蕃和突厥的联系。同时，四镇长戍唐兵，对西域诸国形成了有效的震慑。玄宗年间，小勃律国附吐蕃叛唐，高仙芝帅安西兵破之，“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此段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镇和戍军的存在，对提高唐在西域的远程打击能力，卫藩平叛，有积极的作用。
从时间上看，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在保护边疆利益上的态度总体是较为积极的，采取的方式也是多样的。软硬实力手段互为补充，使唐朝的声威远震四方。安史之乱后，随着势力的衰减，唐朝也很难再以硬实力与宿敌吐蕃等竞逐，只能以有限的软实力方式最大限度地来保护其边疆利益。
三、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模式
卫疆力量的合理布建对有效保护一个国家的边疆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保证边疆利益面临风险时给予有效的支援和救护，而且能够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由于卫疆力量的布建不只限于军事力量的筹备建设，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和辅助；所以唐朝的卫疆力量既存在于边疆地区，更渗入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内部，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和一定的模式规律。
1.唐朝在卫疆力量布建的时空特征
从时间上来说，在高宗中前期之前，唐廷在边疆开拓方面整体上是积极的。贞观初年，面对强大的东突厥的威胁，太宗主张“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无为而治”成为边疆政策的主导思想，可见其对于布建卫疆力量的态度相对保守。不过，随着陆续消灭了东突厥、薛延陀、高昌等国之后，唐朝开始积极经营边疆：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后，唐朝在其地设立州县，成为继续进军西域的基地。显庆五年，唐平定百济后“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总兵以镇之”，将百济开辟为从海外进攻高丽的第二战场。安史之乱后，唐的衰落导致了朝廷向北拓展势力的事业停滞，维系政权生存而非扩张成了首要目的。
从空间上来看，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在地理上呈现重西北、轻东南的不均衡态势。由于唐朝的政治中心在西北地区，西方、北方的吐蕃、突厥、大食等国又都系强邻，所以唐朝卫疆力量布建的重点在于西北一侧：如为了抵御大食的东进，唐朝以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支持波斯的复国运动，收容波斯王子卑路斯，“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为了遏制吐蕃在西域的影响，玄宗在开元八年频繁地册封葱岭以南诸国的君主，巩固唐在中亚的盟友。然而，与西、北相比，唐朝在东、南两个方向布置卫疆力量却是建树有限、态度消极：唐朝虽然一度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十余个都督府，但随着西线战事的吃紧，唐朝不得不与新罗媾和，完全撤出大同江以南地区。南诏作为唐朝西南边疆最大的民族政权，于太和三年（829）入侵唐朝的剑南西川地区，“袭陷雟、戎二州”，之后侵扰重心转为安南都护府，连安南都护府都甚至一度被南诏攻占，直至咸通六年（864）“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唐王朝才重新收复安南地区。 2.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模式
唐代卫疆力量的布建模式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总体遵循先柔后刚、由虚入实、进退有度、重塞轻海的原则。
首先，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是遵循先柔后刚、先政经后军事的顺序。唐朝卫疆力量的伸张，通常是以政治册封和经济拓植为始。尽管太宗、高宗年间，唐朝开疆辟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这些军事征服之前，它已与周边政权开始了经济上的交往，并建立了某种政治上的关系。如唐朝东征百济之前，与百济建立了封贡关系，贞观十一年，百济王扶余璋，“遣使来朝，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劳之，赐彩帛三千段并锦袍等”。唐和百济的经济关系曾一度相当紧密，对百济也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后来，百济与高句丽和亲，图谋截断新罗通贡唐廷之路，太宗和高宗在处理此问题时，都是先采取调解的手段，下诏百济，劝其与新罗修好。只是在百济一再违诏的情况下，高宗才以蘇定方为将，统兵讨平百济。可见，唐朝往往采用册封、通贡等柔性方式，建立自己的影响，布建柔性或是说隐形的政治力量，只有在柔性手段难以生效时，才转而使用硬性的军事手段。
其次，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采取了由虚入实的方式。唐初，由于立国未久，国力尚虚，高祖只能通过册封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与之建立一种比较松散或者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而对突厥这样的强邻，唐朝无力使之称臣，双方实际上是“敌体之国”的关系。后来，随着唐朝力量的增强，在边疆设立羁縻州府，以当地土著首领为都督、刺史，极大地提升了唐朝的卫疆力量。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这一事件是唐朝卫疆力量“由虚入实”的重要标志。都护府居于羁縻州府之上，“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成为唐朝保卫边疆并进一步向外拓展的坚实堡垒。唐朝以都护府为据点，进可开疆辟土，退可卫藩护边，具有相当强的远程兵力投射和打击能力，这对唐朝与吐蕃、大食、日本等国竞争，保卫边境安全，掌握中亚、东北亚等地的主导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进退有度是唐朝布建卫疆力量的重要原则。唐朝在大部分时间内，对边疆力量的布建并非盲目地扩张或收缩，而是具有较明确的限度：其一，避免“两线作战”。如唐罗战争时，唐朝因在西线与吐蕃争夺西域而被迫在东线与新罗讲和，鲜明地显示出唐朝卫疆力量“两线布建”的局限。其二，唐朝卫疆力量布建的区域有主次轻重的区别。如唐朝在西域的重心是葱岭以东地区，从高宗到武后，唐朝为保卫安西四镇与吐蕃进行了30余年的战争，唐廷不懈通过军事手段确立对葱岭以东的控制，表明该地区是唐朝西陲安全的核心地带。而对于葱岭以西地区，唐朝的力量布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而非军事上的布置。高仙芝在怛罗斯的失败，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唐朝在葱岭以西的过度扩张，既违反了唐朝“重葱岭以东”的西域政策，也超出了其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势必受挫。
最后，唐朝卫疆力量布建的结构是重塞轻海。由于“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唐高宗年间，唐朝在与新罗、吐蕃两线作战时“弃东保西”；安史之乱后，李氏集团割据山东半岛长达数十年，取代了唐中央王朝对于东部海权的控制。宪宗时平定淄青，但受制于西北战事，唐中央王朝无力经营，客观上造成了东亚制海权的真空。这些都说明，对于唐朝来说海洋的战略地位远不及西北边塞。从玄宗年间节度使防区和兵力的布置可以看出，唐朝的重要防区和主要兵力都集中于西北方，保卫海疆的责任主要则由平卢、岭南两镇承担。开元二十年，“渤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渤海能在盛唐时期渡海攻打在山东半岛的登州并杀死刺史，恰反映出“重陆轻海”的思想给海防带来的消极后果。
唐朝保护边疆利益的策略和布建边疆力量的模式较为成功，使唐朝的边境得以繁荣巩固。唐朝在保土卫疆上的经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后世王朝的承袭，对古代边疆地区的开发和边防力量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6023页。②周平：《国家视域里的中国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63页。③⑨《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90、1891页。④方铁、张维：《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⑤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05页。⑥参见方铁、张维：《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彭建英著：《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⑦其中与突厥五次、吐谷浑三次、吐蕃两次、奚三次、契丹四次、宁远国一次、回纥八次、南诏一次，详见林恩显：《中国古代和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页。⑧《册府元龟》卷九七八《外臣部二十三·和亲》，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325页。⑩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7、5226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6754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中华书局，1975年，第5200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四十四·请求》，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59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450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7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张日铭著，姚继德、沙德珍译：《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26页。张晓东：《唐太宗与高句丽之战跨海战略——兼论海上力量与高句丽之战成败》，《史林》2011年第4期。《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三十·征讨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04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727页。刘昫：《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94页。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中华书局，1984年，第923页。王溥：《唐会要》卷七三，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0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二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6488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页。王溥：《唐会要》卷九六，中华书局，1955年，第1724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1页。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1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8297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六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8117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1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6156页。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922页。张文木：《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兼论中亚地区力量崛起的历史条件、规律及其因应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6页。张晓东：《唐代后期的海上力量和东亚地缘博弈》，《史林》2013年第2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799页。
责任编辑：王轲
关键词：唐朝；边疆利益；卫疆力量
中图分类号：K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11-0119-05
边疆问题自夏商周三代以降，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国家政治中的重要议题。唐朝尽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强盛帝国，但也面临着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①。因此，本文拟以唐朝的边疆政策和实践为主要讨论内容，分析其保卫边疆利益、布建卫疆力量的方法和模式。
一、唐朝边疆利益政策的变化
对于唐王朝来讲，其边疆地区多数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基于统治方式的差别和治理目标的不同，唐王朝的“边疆利益”主要可以从对内、对外两个层面来归纳。对内，边疆是朝廷的缓冲地带，是军事设防的重要区域，②对外，边疆是中原文化的发扬地带，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并向域外传播，唐王朝需要建设文明的边疆，吸引周边政权的归顺和向化。当然，保护边疆利益，势必需要布建相应的力量（即“卫疆力量”）与之匹配。从广义上讲，“卫疆力量”的界定不能仅限于驻军、屯田、筑堡等军事“硬实力”的建设；和亲、互市、改土归流等外交、经济“软实力”或“巧实力”等手段，同樣在历史上起到了保卫边疆的作用。所以，“卫疆力量”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指的是为维护边疆稳定、保护边疆利益而采取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手段的集合。随着唐朝廷与周边政权力量的此消彼长，其疆域变化十分明显，边疆利益也随之不断发生变化。
唐朝初年，突厥控弦于北，高句丽自立于东，吐蕃兴起于西，只有西南边疆受到的威胁较小。由于政治中心的关中地区偏于西北，面对强大突厥的威胁以及自身力量的孱弱，唐高祖李渊无意震服四夷，“怀柔远人，义在羁縻，无取臣属”③。可见，唐朝廷在“和柔四夷”的思想下，仅满足于争取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对唐天子名义上的尊崇，避免其南下骚扰。初唐时期，在“守内御外”思想指导下，唐朝在边疆政策上采取守势，唐天子的威望更多的是一种礼仪性的存在。
随着太宗、高宗朝对突厥、薛延陀、高句丽、百济等周边政权的征服，唐朝的疆域向东北、正北、西北三个方向不断扩延，“守内御外”的国家战略亦发生重大调整。太宗、高宗、武后、玄宗诸帝不仅开始寻求
收稿日期：2017-03-12
*基金项目：上海政法学院“一带一路”安全研究系列课题“‘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海外力量布建研究”（GH1604308）；上海政法学院高原学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张弛，男，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上海201701）。
李聪，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天津300350）。
真正意义上的“四夷来朝”，而且实质性地扩大了唐朝在东北亚、北亚和中亚的影响力。盛唐的边疆利益，一是建立唐与周边政权的宗藩关系，以属国来“屏藩华夏”；二是确保唐朝在朝鲜半岛、蒙古高原和西域等地的军事优势；三是推动边境地区的中外交流，“招徕远人”。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应以德泽使“四海如一家”“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但若属国藩王凌上虐下，唐廷不能坐视不管。④比之初唐，盛唐的边疆利益大为拓张，既要寻求礼仪上的国家威望，也要保持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和对属国的领导权。
中唐以降，由于安史之乱使唐朝元气大伤，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乘机蚕食唐朝疆土。河陇、西域诸镇陷于吐蕃，西川之地数次遭南诏劫掠，回纥强索绢马贸易，东方制海权亦先后落于淄青藩镇和新罗军阀之手。唐朝政治家陆贽总结代宗、德宗时期的治边思想，指出：“其有遇中国丧亡之弊，当夷狄强盛之时，图之则彼寡未萌，御之则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词降礼，约好通和，啖之以亲，纾其交祸？”⑤由此可以看出，中唐以后，国势的衰微导致唐廷不仅需要在西北部署重兵防御吐蕃、回纥等政权，采取守势；西南边疆在南诏的蚕食下不断回缩。虽然中唐以后诸帝中不乏有试图恢复旧疆的君主，但受制于国内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党争乱政的影响，得以恢复的地区寥寥无几。
有唐一代，其对边疆利益的政策历经了一个“守御—拓张—收缩”的过程。唐廷对这一地区利益的态度，也经历了从初唐时的漠然视之，到盛唐期的积极争取，再归于中唐以后的消极对待这一过程。与此同时，唐朝廷也采取了多元的手段，或刚或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尽力去维护其边疆利益。
二、唐朝对边疆利益的保护
唐朝边境与新兴的吐蕃、大食、回纥等强国接壤，加之儒家文化王道政治的影响，唐朝在保护其边疆利益时更倾向于采用软实力的方式。
1.软实力方式
唐朝以软实力或者说柔性方式保护边疆利益的方式主要借鉴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历史经验和范例⑥，同时也有所创新。
第一，推崇和亲政策⑦。如隋末李渊于太原起兵之时，为了获得突厥的支持，以“女妓遗突厥始毕可汗，以结和亲”⑧。唐朝建立后，唐高祖仍认为和亲对维护唐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和边疆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下诏说：“悦近来远，追革前弊，要荒藩服，宜与和亲。”⑨太宗以后，随着国力的增强，公主和亲固然仍有固边守土之目的，但更多地承担起笼络周边政权的使命。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改善了唐蕃关系，“思偃兵甲，遂通姻好，数十年间，一方清静”⑩。中宗继位后，“以所养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许嫁之”，促成了河源会盟与赤岭和盟。面对大食对于中亚的扩张，唐玄宗于开元十年（722）“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族可汗苏禄”，利用突骑施遏制大食，维护唐在西域的统治。安史之乱后，唐朝更是不得不以和亲的方式，笼络回纥等国，联合对抗吐蕃。肃宗幼女宁国公主出嫁回纥之时曾表示，“国家事重，死且不恨”，鲜明地体现出和亲为保护边疆安全的政治使命。 第二，采取“以夷制夷”政策。从世界史上看，唐朝几乎和大食、吐蕃等强大政权同时崛起，而唐、吐蕃、大食在西域又存在利益冲突。因此，在西域的大竞逐中，唐朝除了强化自身在四镇的军事部署外，还采用了“以夷制夷”的手段，先后利用突骑施、回纥、南诏等来抗衡大食、吐蕃在西域的扩张，保护边疆利益。如玄宗时期，吐火罗使臣曾上表说：“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这表明，唐与大食争夺西域领导权时，曾利用突骑施来遏制大食的扩张。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大量侵吞唐朝国土，河陇、西域皆陷于蕃人，德宗采纳李泌的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困，客观上也缓解了吐蕃对安西四镇的攻势。由此可见，“以夷制夷”的策略，无论是在唐朝兴盛时期还是衰微之时，都是其用来保护边疆利益的重要手段，其最大的功能就是可以大大降低唐朝廷保护边疆利益的成本，并对竞争对手起到相当的遏制作用。
第三，设置羁縻州府。唐朝在维系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及远方属国的宗藩关系时，除了传统的封赐少数民族或内附外邦首领以君主的封号外，还采取了“羁縻州府”的制度，即任命这些君主为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允许其世袭，羁縻州府的百姓不须向唐廷缴纳贡赋，户口也不上报户部。羁縻州府虽然在内保持了高度的自治，对外却要配合唐的战略。例如，在东北，贞观年间太宗出兵征讨高句丽，在辽东地区置羁縻府州。668年，李勣攻克平壤，“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二、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在西南，玄宗时云南境内诸羁縻府州分隶属剑南道姚、戎、雟三州都督府。在岭南，安南都护府作为拱卫唐南部边疆的重镇，其管辖羁縻州数量众多，范围包括了今越南北部地区，并与南宁州都督府互为犄角，西抗南诏，南防林邑。在蒙古高原，唐在灭东突厥、薛延陀后，于大漠南北建立多个羁縻州府，以安北、单于都护府统领。在西域，唐朝甚至在远到中亚、西亞的地区广设羁縻州府，天宝年间，唐朝在西域的势力达到了极盛，西域各国纷纷归附。在怛罗斯之战中，高仙芝所率的蕃汉联军中，大半士卒都是征发自羁縻州府的蕃兵。有研究指出，唐朝在安西的兵力只有24000人至3万人之间，主要系防御性而非进攻。所以，唐朝在与吐蕃、大食等国争夺西域主导权时，羁縻州府的存在对唐朝维系其边疆利益，支援唐的战争，提供了地利之便和人力物力保证。
2.硬实力方式
唐朝对边疆利益的保护尽管以软实力方式为主，但并不排除军事等硬实力手段，特别是太宗朝到玄宗朝的盛唐时期，硬实力方式对有效实现唐朝的战略目标，扩大唐朝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建设水军和跨海作战基地。唐初，由于高句丽百济联盟“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对唐的东北边疆造成威胁。因此，唐太宗提出跨海平百济以取高句丽的战略。他一面建设渡海水师，“遣惯习沧波，能以少击众者而配隶焉”；另一面开辟黄、渤海岛屿作为东征基地，“自河南道转运米粮，水路相继，渡海军粮皆贮于此”。在太宗朝的筹备基础上，高宗遣苏定方渡海破百济。平定百济后，唐军曾一度处在百济残余势力、高句丽和日本的包围中，新罗也未能给予有效支持。但刘仁轨力劝高宗：“若欲殄灭高丽，不可弃百济土地。”并在白江之战中击溃日本和百济联军，将百济故土打造为南攻高句丽的海外基地，最终海陆并进，取得了对高句丽的胜利。而高句丽战后，唐朝在与新罗、渤海等东北周边政权的战争中，水陆两线进兵成为重要的行军模式。
第二，设立安西四镇和边防常驻军。唐朝于“贞观中初置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显庆三年移于龟兹，“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安西四镇的设立，对于唐朝经略西域有着重要的作用。高宗、武后时期，由于突厥、吐蕃的侵扰，四镇时罢时设。692年王孝杰大破吐蕃，再复四镇后，武则天汲取过往几度失陷的教训“发兵戍之”。特别是在吐蕃入西域时首当其冲的于阗镇，唐军在“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南六百里有胡弩镇，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以绵密的军事布置，切断了吐蕃入西域的通道，隔绝了吐蕃和突厥的联系。同时，四镇长戍唐兵，对西域诸国形成了有效的震慑。玄宗年间，小勃律国附吐蕃叛唐，高仙芝帅安西兵破之，“于是拂菻、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此段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四镇和戍军的存在，对提高唐在西域的远程打击能力，卫藩平叛，有积极的作用。
从时间上看，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在保护边疆利益上的态度总体是较为积极的，采取的方式也是多样的。软硬实力手段互为补充，使唐朝的声威远震四方。安史之乱后，随着势力的衰减，唐朝也很难再以硬实力与宿敌吐蕃等竞逐，只能以有限的软实力方式最大限度地来保护其边疆利益。
三、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模式
卫疆力量的合理布建对有效保护一个国家的边疆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保证边疆利益面临风险时给予有效的支援和救护，而且能够扩大对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由于卫疆力量的布建不只限于军事力量的筹备建设，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和辅助；所以唐朝的卫疆力量既存在于边疆地区，更渗入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内部，具有鲜明的时空特征和一定的模式规律。
1.唐朝在卫疆力量布建的时空特征
从时间上来说，在高宗中前期之前，唐廷在边疆开拓方面整体上是积极的。贞观初年，面对强大的东突厥的威胁，太宗主张“无为而治，得非上策乎”，“无为而治”成为边疆政策的主导思想，可见其对于布建卫疆力量的态度相对保守。不过，随着陆续消灭了东突厥、薛延陀、高昌等国之后，唐朝开始积极经营边疆：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后，唐朝在其地设立州县，成为继续进军西域的基地。显庆五年，唐平定百济后“乃以其地分置熊津、马韩、东明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总兵以镇之”，将百济开辟为从海外进攻高丽的第二战场。安史之乱后，唐的衰落导致了朝廷向北拓展势力的事业停滞，维系政权生存而非扩张成了首要目的。
从空间上来看，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在地理上呈现重西北、轻东南的不均衡态势。由于唐朝的政治中心在西北地区，西方、北方的吐蕃、突厥、大食等国又都系强邻，所以唐朝卫疆力量布建的重点在于西北一侧：如为了抵御大食的东进，唐朝以政治甚至军事手段支持波斯的复国运动，收容波斯王子卑路斯，“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为了遏制吐蕃在西域的影响，玄宗在开元八年频繁地册封葱岭以南诸国的君主，巩固唐在中亚的盟友。然而，与西、北相比，唐朝在东、南两个方向布置卫疆力量却是建树有限、态度消极：唐朝虽然一度在朝鲜半岛设立了十余个都督府，但随着西线战事的吃紧，唐朝不得不与新罗媾和，完全撤出大同江以南地区。南诏作为唐朝西南边疆最大的民族政权，于太和三年（829）入侵唐朝的剑南西川地区，“袭陷雟、戎二州”，之后侵扰重心转为安南都护府，连安南都护府都甚至一度被南诏攻占，直至咸通六年（864）“置静海军于安南，以高骈为节度使”，唐王朝才重新收复安南地区。 2.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模式
唐代卫疆力量的布建模式具有较为鲜明的特点，总体遵循先柔后刚、由虚入实、进退有度、重塞轻海的原则。
首先，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是遵循先柔后刚、先政经后军事的顺序。唐朝卫疆力量的伸张，通常是以政治册封和经济拓植为始。尽管太宗、高宗年间，唐朝开疆辟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在这些军事征服之前，它已与周边政权开始了经济上的交往，并建立了某种政治上的关系。如唐朝东征百济之前，与百济建立了封贡关系，贞观十一年，百济王扶余璋，“遣使来朝，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劳之，赐彩帛三千段并锦袍等”。唐和百济的经济关系曾一度相当紧密，对百济也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后来，百济与高句丽和亲，图谋截断新罗通贡唐廷之路，太宗和高宗在处理此问题时，都是先采取调解的手段，下诏百济，劝其与新罗修好。只是在百济一再违诏的情况下，高宗才以蘇定方为将，统兵讨平百济。可见，唐朝往往采用册封、通贡等柔性方式，建立自己的影响，布建柔性或是说隐形的政治力量，只有在柔性手段难以生效时，才转而使用硬性的军事手段。
其次，唐朝卫疆力量的布建采取了由虚入实的方式。唐初，由于立国未久，国力尚虚，高祖只能通过册封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首领，与之建立一种比较松散或者说名义上的宗藩关系，而对突厥这样的强邻，唐朝无力使之称臣，双方实际上是“敌体之国”的关系。后来，随着唐朝力量的增强，在边疆设立羁縻州府，以当地土著首领为都督、刺史，极大地提升了唐朝的卫疆力量。贞观十四年，唐灭高昌，“以其地为西州，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这一事件是唐朝卫疆力量“由虚入实”的重要标志。都护府居于羁縻州府之上，“抚慰诸蕃，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成为唐朝保卫边疆并进一步向外拓展的坚实堡垒。唐朝以都护府为据点，进可开疆辟土，退可卫藩护边，具有相当强的远程兵力投射和打击能力，这对唐朝与吐蕃、大食、日本等国竞争，保卫边境安全，掌握中亚、东北亚等地的主导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再次，进退有度是唐朝布建卫疆力量的重要原则。唐朝在大部分时间内，对边疆力量的布建并非盲目地扩张或收缩，而是具有较明确的限度：其一，避免“两线作战”。如唐罗战争时，唐朝因在西线与吐蕃争夺西域而被迫在东线与新罗讲和，鲜明地显示出唐朝卫疆力量“两线布建”的局限。其二，唐朝卫疆力量布建的区域有主次轻重的区别。如唐朝在西域的重心是葱岭以东地区，从高宗到武后，唐朝为保卫安西四镇与吐蕃进行了30余年的战争，唐廷不懈通过军事手段确立对葱岭以东的控制，表明该地区是唐朝西陲安全的核心地带。而对于葱岭以西地区，唐朝的力量布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支持而非军事上的布置。高仙芝在怛罗斯的失败，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唐朝在葱岭以西的过度扩张，既违反了唐朝“重葱岭以东”的西域政策，也超出了其国力可支持的极限，势必受挫。
最后，唐朝卫疆力量布建的结构是重塞轻海。由于“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唐高宗年间，唐朝在与新罗、吐蕃两线作战时“弃东保西”；安史之乱后，李氏集团割据山东半岛长达数十年，取代了唐中央王朝对于东部海权的控制。宪宗时平定淄青，但受制于西北战事，唐中央王朝无力经营，客观上造成了东亚制海权的真空。这些都说明，对于唐朝来说海洋的战略地位远不及西北边塞。从玄宗年间节度使防区和兵力的布置可以看出，唐朝的重要防区和主要兵力都集中于西北方，保卫海疆的责任主要则由平卢、岭南两镇承担。开元二十年，“渤海靺鞨王武艺遣其将张文休，率海贼寇登州杀刺史韦俊”，渤海能在盛唐时期渡海攻打在山东半岛的登州并杀死刺史，恰反映出“重陆轻海”的思想给海防带来的消极后果。
唐朝保护边疆利益的策略和布建边疆力量的模式较为成功，使唐朝的边境得以繁荣巩固。唐朝在保土卫疆上的经验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后世王朝的承袭，对古代边疆地区的开发和边防力量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上》，中华书局，2000年，第6023页。②周平：《国家视域里的中国边疆观念》，《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2期，第63页。③⑨《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来远》，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890、1891页。④方铁、张维：《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⑤刘昫：《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05页。⑥参见方铁、张维：《论中国古代治边思想的特点、演变和影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彭建英著：《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范香立：《唐代和亲研究》，安徽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⑦其中与突厥五次、吐谷浑三次、吐蕃两次、奚三次、契丹四次、宁远国一次、回纥八次、南诏一次，详见林恩显：《中国古代和亲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页。⑧《册府元龟》卷九七八《外臣部二十三·和亲》，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325页。⑩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7、5226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唐纪二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第6754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五《回纥》，中华书局，1975年，第5200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外臣部四十四·请求》，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559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三三《唐纪四十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7450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97页。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张日铭著，姚继德、沙德珍译：《唐代中国与大食穆斯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王溥：《唐会要》卷九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26页。张晓东：《唐太宗与高句丽之战跨海战略——兼论海上力量与高句丽之战成败》，《史林》2011年第4期。《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三十·征讨第四》，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1404页。《元和郡县图志》卷一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第727页。刘昫：《旧唐书》卷八十四《刘仁轨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94页。杜佑：《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中华书局，1984年，第923页。王溥：《唐会要》卷七三，中华书局，1955年，第1570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二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6488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1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2页。王溥：《唐会要》卷九六，中华书局，1955年，第1724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1页。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期。刘昫：《旧唐书》卷一九八《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1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五《唐纪七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8297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五○《唐纪六十六》，中华书局，1956年，第8117页。刘昫：《旧唐书》卷一九九上《东夷·百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31页。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纪十一》，中华书局，1956年，第6156页。刘昫：《旧唐书》卷四十四《职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922页。张文木：《丝绸之路与中国西域安全——兼论中亚地区力量崛起的历史条件、规律及其因应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6页。张晓东：《唐代后期的海上力量和东亚地缘博弈》，《史林》2013年第2期。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唐纪二九》，中华书局，1956年，第6799页。
责任编辑：王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