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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在“十七年”电影中不再是启蒙视角下国民性批判的对象,而是以“历史的主人”的精神面貌示人。为了维护劳动的尊严和劳动者的权益,农民必须凭借暴力革命去摧毁让社会强弱结构固化的不公正制度,扭转旧的权力格局中的被剥削地位和道德上的被批判处境。农民破坏旧世界的主观能动性和历史实践活动在“十七年”电影中得到史无前例的强调和突出。不过,农民形象仍然拘囿干数字化、工具化的存在,未释放出个体人格应有的感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