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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世界经济怎么走？中国经济怎么走？迄今悲观看法多，乐观看法少。国际金融危机远没有见底的迹象，全球经济增速还在下滑。中国经济能否抑制住增长速度下滑的趋势，较快实现“软着陆”，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
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2009年，与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制造业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最不需要看国际资本脸色的就是我们的城市化。
在过去30年，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1.7亿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仅为17.92%；1990年、2000年和200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0亿人和26.41%、4.6亿人和36.22%、5.9亿人和44.94%。3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3.2亿人，所占比重提高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走过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初级阶段，先期的大量投入不仅拉动了当年的GDP，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增长，而且快速聚集起了数亿城市人口，形成了极为巨大的城市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为今后经济增长不断快于投入增长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
在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初步完成了集约化生产、交换和广泛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所必需的人口聚集、固定资产形成、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已经造就了数亿人口享受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社会物质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叫“厚积薄发”；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边际效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经济“边际效益迅速递增”的发展阶段，即少量追加投入将不断诱导出“产出投入比”迅速提高的阶段。前期大量投入所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力、消费力将会随着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集中地、爆发式地形成和显现出来。一个明显例证是，2009年春节，各地纷纷把旅游业作为启动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产业。大规模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和市场基础是什么？就是此前长期投入形成的城市资源和城市人群。
其实，2008年前人们热议的“奥运经济”，过去几年为社会关注的房地产业，正在建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快速轨道交通网以及京沪“高铁”项目，国务院陆续批准的“成渝”、“武汉”、“长株潭”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2010年的“世博会”和广州2012年的“亚运会”，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人们很容易理解，北京在奥运之前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完善、公共建筑和民用住房建设必将成为新一轮生产与消费扩张的起点。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源于资本过剩。在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发达国家经济走到了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来说资本过剩阶段。一方面，实业领域已经无法容纳过度庞大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过剩资本变成了“热钱”，涌入了虚拟经济层面的股市、债市、汇市、期市、油市以及种种离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工业化阶段的“生产无限扩大”变成了脱离实业生产领域的“虚拟经济无限扩大”。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钢价等大宗产品价格也呈现为资本市场特征的巨幅波动，这绝不可能是短期实物层面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只可能是投机性的过剩资本过度涌入的结果。过剩资本不断累积的风险造就了今天的危机。这种资本过剩的难题绝不会因为各国政府短暂的“救市”而能够轻易化解。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力图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他所能想出来的扩张投资领域，也只是重修城市公共建筑、学校和完善宽带设施。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区别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城市化，而发达国家面临的是过度饱和的、老化的、衰退的城市化。广阔的城市投资空间和城市投资持续递增的边际效益，这就是中国信心的重要所在。
中国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区间
人们共识，扩大内需是中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关键。中国能否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首先需要说明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道理。扩大消费需求，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把已经挣到手的钱花出去，而在于人们怎样支配未来收入的钱，特别是未来收入中增长部分的钱；不在于简单地在原有消费构成上花更多的钱，而在于消费结构升级，在于伴随着收入扩张消费领域，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体现，是社会普遍的消费结构中，高需求收入弹性的需求占有明显比重。需求增长速度远快于社会收入增长速度称为高需求收入弹性。
我们判断，中国扩大内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基本形成。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是，伴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存在着大量新增收入集中指向的新消费需求领域，也即高需求收入弹性领域。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的区间。
要说明中国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从而体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的明显优势，需要通过恩格尔系数所表达的消费需求潜力。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指吃穿用等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54.2％、39.4％和36.3％。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国际经验，大致说，恩格尔系数降到50％左右时社会进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普及阶段；降到40％左右时购买劳务性、服务性产品成为社会普遍的消费行为；降到35％左右时“买车购房”就会形成规模；降到30％左右时，社会可有70％左右的家庭达到住房消费支出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0％，也即大多数人可以基本依靠市场化的方式买得起或租得起房。
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普遍达到30％以下，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消费结构已经相对稳定，社会消费水平的波动只能依赖于短期的社会经济景气状态。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正处于明显变化期。可以用通俗语言概括这二者的区别。美国刺激消费的政策最多只能形成短期的消费规模扩大，而中国的优势就在于，“保增长”的调控政策有形成新消费热点的广阔操作余地。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大致这样概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把该花的钱花出去，诱导社会进一步跨过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发达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过度花钱导致的“债”还上，帮助消费者降低过度消费带来的风险。从这一区别说，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信心。
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我们有信心
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
2009年，与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制造业以及金融、资本市场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最不需要看国际资本脸色的就是我们的城市化。
在过去30年，特别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国民经济快速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之一。
197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1.7亿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仅为17.92%；1990年、2000年和200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为3.0亿人和26.41%、4.6亿人和36.22%、5.9亿人和44.94%。30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增长了3.2亿人，所占比重提高了两倍多！
我们已经走过了城市化进程的一个初级阶段，先期的大量投入不仅拉动了当年的GDP，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增长，而且快速聚集起了数亿城市人口，形成了极为巨大的城市固定资产和基础设施，为今后经济增长不断快于投入增长提供了强大物质基础。
在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已经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初步完成了集约化生产、交换和广泛利用先进技术手段所必需的人口聚集、固定资产形成、基础设施完善的条件；已经造就了数亿人口享受城市化生活方式的社会物质基础。
中国有句成语，叫“厚积薄发”；经济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边际效益”。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城市经济“边际效益迅速递增”的发展阶段，即少量追加投入将不断诱导出“产出投入比”迅速提高的阶段。前期大量投入所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力、消费力将会随着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集中地、爆发式地形成和显现出来。一个明显例证是，2009年春节，各地纷纷把旅游业作为启动和扩大内需的重要产业。大规模发展旅游业的物质基础和市场基础是什么？就是此前长期投入形成的城市资源和城市人群。
其实，2008年前人们热议的“奥运经济”，过去几年为社会关注的房地产业，正在建设的“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的快速轨道交通网以及京沪“高铁”项目，国务院陆续批准的“成渝”、“武汉”、“长株潭”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上海2010年的“世博会”和广州2012年的“亚运会”，这些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同外在表现形式。人们很容易理解，北京在奥运之前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基础设施完善、公共建筑和民用住房建设必将成为新一轮生产与消费扩张的起点。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源于资本过剩。在工业化、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发达国家经济走到了相对于实体经济的需求来说资本过剩阶段。一方面，实业领域已经无法容纳过度庞大的资本，不断积累的过剩资本变成了“热钱”，涌入了虚拟经济层面的股市、债市、汇市、期市、油市以及种种离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工业化阶段的“生产无限扩大”变成了脱离实业生产领域的“虚拟经济无限扩大”。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钢价等大宗产品价格也呈现为资本市场特征的巨幅波动，这绝不可能是短期实物层面供求关系变化的影响，只可能是投机性的过剩资本过度涌入的结果。过剩资本不断累积的风险造就了今天的危机。这种资本过剩的难题绝不会因为各国政府短暂的“救市”而能够轻易化解。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力图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他所能想出来的扩张投资领域，也只是重修城市公共建筑、学校和完善宽带设施。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区别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新兴的、朝气蓬勃的城市化，而发达国家面临的是过度饱和的、老化的、衰退的城市化。广阔的城市投资空间和城市投资持续递增的边际效益，这就是中国信心的重要所在。
中国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区间
人们共识，扩大内需是中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的关键。中国能否实现扩大内需的目标？
首先需要说明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道理。扩大消费需求，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愿意把已经挣到手的钱花出去，而在于人们怎样支配未来收入的钱，特别是未来收入中增长部分的钱；不在于简单地在原有消费构成上花更多的钱，而在于消费结构升级，在于伴随着收入扩张消费领域，形成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需求，实现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的基本体现，是社会普遍的消费结构中，高需求收入弹性的需求占有明显比重。需求增长速度远快于社会收入增长速度称为高需求收入弹性。
我们判断，中国扩大内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已经基本形成。这个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就是，伴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存在着大量新增收入集中指向的新消费需求领域，也即高需求收入弹性领域。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就在于，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快速升级的区间。
要说明中国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从而体现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的明显优势，需要通过恩格尔系数所表达的消费需求潜力。恩格尔系数是一个国际通用的指标，指吃穿用等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支出在收入中所占比重。1978年、1990年、2000年和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54.2％、39.4％和36.3％。恩格尔系数的变化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根据国际经验，大致说，恩格尔系数降到50％左右时社会进入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的普及阶段；降到40％左右时购买劳务性、服务性产品成为社会普遍的消费行为；降到35％左右时“买车购房”就会形成规模；降到30％左右时，社会可有70％左右的家庭达到住房消费支出不超过家庭年收入的30％，也即大多数人可以基本依靠市场化的方式买得起或租得起房。
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普遍达到30％以下，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消费结构已经相对稳定，社会消费水平的波动只能依赖于短期的社会经济景气状态。而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正处于明显变化期。可以用通俗语言概括这二者的区别。美国刺激消费的政策最多只能形成短期的消费规模扩大，而中国的优势就在于，“保增长”的调控政策有形成新消费热点的广阔操作余地。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大致这样概括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区别：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把该花的钱花出去，诱导社会进一步跨过消费结构升级的临界点；发达国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过度花钱导致的“债”还上，帮助消费者降低过度消费带来的风险。从这一区别说，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信心。
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中国比任何国家都更有信心。我们的信心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短期宏观政策的调整空间和余地，不仅来自于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而且来自于新兴经济体的后发优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