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跟随父母下放到了农村，在一个偏僻的村子落了户。当时的生产队队长叫樊玉臣，是一个少言寡语、黑黑瘦瘦的中年汉子，他见父亲对农活一窍不通，便安排父亲在队里看山。看山就是护秋，是农村最轻闲的活儿。在那年看山期间，父亲惹了一场祸。
　　有一天，母亲让父亲晚上回家的时候，顺便牵头驴回来，第二天一早家里要磨苞米面，好使驴拉磨。那时，生产队里养的驴都是用来拉磨拉碾子的，村里谁家要磨面碾米，可以随便去生产队的牲口棚里牵驴。那天下半夜时，看山的换班，父亲交了班后便去队里的牲口棚里牵了一头驴回家。队里那些驴的头上都套着辔头，辔头连着缰绳。听说有的驴自己能弄下辔头，父亲怕驴夜里弄掉辔头跑掉，便摘下了那頭驴的辔头，在驴脖子上系了一根绳子，拴在我家房前的一棵梨树上，并且还用绳子绊住了它的四条腿。
　　第二天早上，母亲起床后想把那头驴牵到磨坊去。走到近前，见那驴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母亲用手一摸，驴的身体冰冷僵硬。母亲吓得腿都软了，瘫在地上，大声喊叫父亲。闻声跑出来的父亲，仔细察看那驴，驴的身上没有伤痕，长长的脖子竖直朝天，把系在脖子上的绳子扯得绷绷紧。显然，它躺下时，因梨树上的繩子拴得过高，脖子就被吊了起来，四条腿绊住了，站也站不起来，便给吊死了。
　　父亲见自己惹下了大祸，脸色煞白，蹲在地上，双眼直勾勾地望着死驴，不知咋办才好。母亲浑身战栗，结结巴巴地对父亲说：“快去，把樊队长叫来看看吧。”父亲重重地叹息了一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便起身去了樊玉臣家。


　　时间不长，樊玉臣跟着父亲来了。听了父亲的解释，樊玉臣围着驴看了看，一脸痛惜地说：“可惜了，可惜了。”他瞅着那驴吸了一袋烟后，对神情黯然的父亲说道：“这驴也不是你有意弄死的，队里不会因为这事跟你过不去的。”叹了一口气，又说，“你们打城里来到这山沟沟里度日月，也不容易啊。”
　　这时天已大亮，有许多村民围着看热闹，樊玉臣便吩咐几个小伙子把驴抬到队里的场院里。末了，他又叫人通知队里的副队长、会计和三个组长到队部商议事儿。
　　一个时辰后，樊玉臣派人叫父亲去队部。他告诉父亲，他们几个人都同意他的处理意见：这驴估价二百六十元，就算是卖给我家了，队里出人把驴剥皮剔肉，卖掉驴肉，要是卖不出二百六十元，差多少钱就由我家补多少钱。最后范玉臣对父亲说：“剔肉的人都是我找的，他们会把肉剔干净的，即使差也差不了多少。”
　　父亲满脸感激，连说：“多谢了，多谢了！”
　　傍晚时分，有人在屋前喊父亲。父亲来到院子里，只见樊玉臣双手捧着用几片倭瓜叶子裹着的生肉。他把那生肉递给父亲，说：“二百六十元钱都卖出来了，还剩下了一些，你把这些拿回去做给孩子吃了吧。”
　　父亲没想到自己惹的事，竟这样了结了。父亲望着樊玉臣，眼泪簌簌落了下来。
　　我家返城后，父亲一直也没忘了樊玉臣，曾专门去看望了他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