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我不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傻子
　　
　　
　　彼德是不折不扣的英国人,父母早年在中国华北一带传教,他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打小就在幼儿园里学说“‘共匪’来了”。时间一晃过去几十年,彼德已经成了专攻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尤其对明朝这一段感兴趣。
　　
　　第一次见到彼德的时候,他正在牛津中国研究中心每周五例行的Coffee Time(咖啡时间)上大谈方孝孺的“烈士”精神。虽然我最近读过的“历史书”是《明朝那些事儿》,但作为从中国那边来的人,彼德对我充满了期待。
　　
　　喝完咖啡,他从书架上抽出新鲜出炉的一篇英文论文《1402年篡权时期对烈士的尊崇》给我。当晚,他又追加了一封Email,内附“方孝孺网”上的文章《方孝孺与姚广孝:活得不明白VS活得很明白》,作者名叫李国文。彼德很客气,约好过完新年找时间和我好好聊聊。
　　
　　圣诞过完,我决定开始“备课”。先从中文读起。《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李国文开宗明义,这二人虽然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绝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至于两人的遭遇,地球人都知道:“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
　　
　　全文不长,却被网络编辑切成了十页,或许是有意,或许是无心,第十页只有一句话:“活着,就是一切。”老实说,这句话看得我面热心跳。根据我不可考的记忆,几年前去世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老先生曾经说过类似的一句话:“活着,就是一种成就!”
　　
　　虽然犬儒和隐忍,投降与妥协,差别从来只在一线之间,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活着就是一切”与“活着就是一种成就”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前者很轻易就滑落成为“一切就是为了活着”,而后者多少包含着某种温和的坚持,以及坚持之后的通达。
　　
　　作为红旗下的蛋,我从小只知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没有天理,直到最近才辗转从余英时那里了解到,原来中国历史上对于“三光”还有另外一番解释:范仲淹批评朝政,主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贬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们说:“此行极光。”第二次大家说:“此行亦光。”最后一次说:“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后三光矣。”
　　
　　胡适曾说:“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2500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胡适的逻辑不够好,外国人其实说的没有错,一来他们没说中国“没有”殉道的人,二来中国虽有杀身成仁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从来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静地生活,或者簇拥在“前后三光”的范仲淹左右余有荣焉。
　　
　　对于方孝孺这类“活得不明白”的人,我们的传统是把他们叫做“傻子”的,外国人不是这样,傻子(idiot)这个词在古希腊文里的原义是“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这个观点真是有趣,它与中国人今天对于傻子的理解恰好满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多地称那些不关心个人事务,只关心公共事务的人是傻子。想想在影视剧里最常见的妻子的唠叨:不要那么傻,那些事情与你何干?
　　
　　“二战”期间有这么一件真实的事情,一位走出纳粹集中营的德国神甫忏悔时说:“纳粹追捕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而,当纳粹的屠刀举向我的时候,没有人替我说话……”
　　
　　对此,早生300年的洛克有一个说法很精到:“人们是如此愚蠢,他们小心翼翼地不让臭鼬或狐狸伤害自己,却心甘情愿地被狮子吞食,还认为这很安全。”
　　
　　我希望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idiot,如果读书思考不能提升我们的气节或者品格,至少能让我们明白这样一些基本的事理。
　　
　　今天上午我刚给彼德回了一封信,告诉他李国文的那篇文章我其实没有读完,因为第四页被“拒绝访问”,理由是“页面包含非法关键字:王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