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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社会支持量表（SSQ）测定153例癌症患者焦虑、抑郁及社会支持状况，并分析焦虑、抑郁不良情绪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结果显示：1、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者是焦虑、抑郁的高发人群，其SAS、SDS标准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2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社会支持各维度与焦虑、抑郁水平呈负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状况有助于降低不良情绪。
[关键词]癌症 主要照顾者 焦虑 抑郁 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R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5-0359-03
前言：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高致死性疾病， 除对患者躯体造成不适以外，其获得及确诊作为重大负性应激源，不可避免会引发患者出现不良心理反应，家庭成员尤其是主要照顾者既承受亲人患癌的打击，还要承担复杂的照顾义务，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客观和主观支持，必然面临巨大压力，因而往往成为疾病的共同受累者；而主要照顾者的情绪状态又会反作用于患者，二者心理状况密切关联，因此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健康，对有效实施心理干预、促进疾病良性转归有积极意义。
一、目的与方法
目的：对观察住院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家属的焦虑、抑郁、社会支持状况，探讨社会支持与焦虑、抑郁发生的关系，为临床实施有效整体化干预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以2014年9月-2015年2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的癌症患者主要照顾家属为调查对象，同时设立对照组。家属组153例，是患者的主要照顾者，与患者多为直系亲属，具备以下条件：1、年龄≥18岁；2、小学以上文化程度；3、无严重躯体及精神疾患，无严重理解及表达障碍；4、已知患者病情并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对照组105例，具备以下条件：1、年龄≥18岁；2、小学以上文化程度；3、无明显躯体及精神疾患，无理解及表达障碍；4、目前不承担照顾患者义务。
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法，主要问卷包括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社会支持量表（SSQ），所得SAS和SDS标准分、社会支持量表中的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输入SPSS22.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核对无误后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家属组、对照组的焦虑状况对比
焦虑自评量表中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份，就得到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SAS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表1显示：家属组焦虑标准分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2显示：家属组各级别焦虑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家属中达到焦虑标准者共36例，占23.5%，其中轻度焦虑26例（17%），中度焦虑7例（7.2%），重度焦虑3例（2.0%）。
2、家属组、对照组的抑郁状况对比
抑郁自评量表SAS中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份，就得到标准分。我国以SDS标准分≥53为有抑郁症状。其中53—62分为轻度抑郁，63 — 72分为重度抑郁，>72分为重度抑郁。
表3显示：家属组抑郁标准分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4显示：家属组各级别抑郁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家属中达到抑郁标准者共60例，占39.2%，其中轻度抑郁32例（20.9%），中度抑郁24例（15.7%），重度抑郁4例（2.6%）。
3、家属组、对照组的社会支持状况对比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Q）共有十个条目，记分包括：总分（即十个条目评分之和）、客观支持分（2、6、7条评分之和）、主观支持分（1、3、4、5条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第8、9、10条评分之和）。
表5显示：家属组和对照组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各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4、家属组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4.1 家属组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表6显示：家属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等均与焦虑标准分和抑郁标准分呈负相关。
4.2 无不良情绪组与有不良情绪组社会支持状况比较
根据SAS标准分将主要照顾者分为非焦虑组和焦虑组，根据SDS标准分将患者组和主要照顾者分为非抑郁组和抑郁组，进行双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
表7显示：在社会支持总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主要照顾者非焦虑组高于焦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8显示：在社会支持各维度即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上，主要照顾者非抑郁组均高于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三、分析与讨论
1、癌症患者主要照顾家属焦虑、抑郁的发病情况
癌症不仅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明显危害，对患者家属也构成重大负性应激事件，并且家属是癌症患者的主要社会支持来源，在承受亲人患病痛苦的同时，还需负责为患者提供客观与主观支持，必然面对更复杂的压力，其中的主要照顾者因为与患者接触最密切，患者的躯体不适与心理痛苦往往对其身心产生不良影响，而照顾者的不良情绪又反作用于患者，二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具体来说，主要照顾亲属的应激源包括：患者病情、照顾义务、沟通责任、经济负担、履行复杂陌生的医疗程序、对自身原有角色的冲击等等。研究表明，20-50%的癌症亲属可能存在情绪障碍[1]，Hodges等对51名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的调查显示：52%的家属存在抑郁症状[2]。Flaskerud则对比研究41例癌症和痴呆患者家属的不安情绪，发现前者的焦虑程度高于后者[3]。可见癌症患者家属也是一个亟待关注的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与康复。 本研究同样显示，癌症患者主要照顾家属是焦虑、抑郁不良应激反应的高发人群，家属组中，符合焦虑标准者共36例，占23.5%，其中轻度焦虑26例（17%），中度焦虑7例（7.2%），重度焦虑3例（2.0%）；符合抑郁标准者共60例，占39.2%，其中轻度抑郁32例（20.9%），中度抑郁24例（15.7%），重度抑郁4例（2.6%）。研究提示我们在关注患者心理状态的同时不能忽视患者家属存在的心理问题，已有国外学者提出应将患者家属视为二级病人，在治疗中共同实施心理健康干预[4]。
2、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状况的相关性
2.1 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状况
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与他人或群体接触，以获得信息、安慰及保障[5]。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与参与；另一类是主观的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理解支持的情感体验及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肖水源认为社会支持应包含三方面：除上述的客观社会支持、主观体验到的支持以外，还包括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6]。社会支持利用度是指个体调动社会网络以利用他人支持和帮助的程度，社会支持利用度与应对方式有关，利用度越高，个体越有可能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问题，反映了个体自我保护意识较强的一面[7]。
本研究显示：癌症患者家属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均处于中等水平，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2.2 社会支持对不良情绪应激反应的影响
社会支持是个体在应激过程中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具有减轻应激反应、保护心理健康的作用，本研究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各维度与SAS、SDS标准分呈负相关，在社会支持一个或几个维度上，无不良情绪组高于有不良情绪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社会支持不足与不良情绪反应有关，相应的，改善社会支持状况将有利于降低不良情绪，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8，9]。有文献指出，症状自评量表中除躯体化以外，其他心理症状均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10]。可见社会支持虽难以改善躯体症状，但可以有效降低不良应激反应的程度，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
结语
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家属是疾病的共同受累者，是焦虑、抑郁的高发人群，其SAS、SD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家属的总体社会支持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社会支持各维度均与SAS、SDS评分呈负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状况有助于改善焦虑、抑郁。
参考文献
[1] Pitceathly C，Maguire P.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ancer on patients' partners and other key relatives： a re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2003，39（11）：1517-1524
[2] Hodges LJ， Humphris GM，. Macfarlane G.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f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carer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5，60（1）：1-12.
[3] Flaskerud JH，Carter PA， Lee P. Distressing emotions in female caregivers of people with AIDS， age-related dementias， and advanced stage cancer[J]. Perspect Psychiatr Care， 2000，36（4）： 121-130.
[4] Matthews BA. Rol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ncer-related distress： a comparison of survivor and caregiver self-reports. Oncol Nurs Forum， 2003，30（3）：493-499.
[5] Holland JC， Rowland JH. Handbook of Psychooncoligy： Psychological care of the patient with cance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58-60.
[6]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4（2）：98-100.
[7] 张卫东，林喜红，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利用度研究[J]. 心理科学，1997， 20（5）：414-417.
[8] Maughan K， Heyman B， Matthews M.In the shadow of risk. ： How men cope with a partner's gynaecological canc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2002， 39（1）：27-34.
[9] 陈虹，姜潮，孙月吉，等. 晚期癌症病人主要照顾者心身障碍及影响因素.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2，11（5）：575.
[10] Segrin C，Badger T A.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 members of breast and prostate cancer survivors [J]. 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 2010， 33（5）：450-464.
[关键词]癌症 主要照顾者 焦虑 抑郁 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R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25-0359-03
前言：癌症是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高致死性疾病， 除对患者躯体造成不适以外，其获得及确诊作为重大负性应激源，不可避免会引发患者出现不良心理反应，家庭成员尤其是主要照顾者既承受亲人患癌的打击，还要承担复杂的照顾义务，为患者提供良好的客观和主观支持，必然面临巨大压力，因而往往成为疾病的共同受累者；而主要照顾者的情绪状态又会反作用于患者，二者心理状况密切关联，因此主要照顾者的心理健康，对有效实施心理干预、促进疾病良性转归有积极意义。
一、目的与方法
目的：对观察住院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家属的焦虑、抑郁、社会支持状况，探讨社会支持与焦虑、抑郁发生的关系，为临床实施有效整体化干预提供理论基础。
方法：以2014年9月-2015年2月在河南省人民医院住院的癌症患者主要照顾家属为调查对象，同时设立对照组。家属组153例，是患者的主要照顾者，与患者多为直系亲属，具备以下条件：1、年龄≥18岁；2、小学以上文化程度；3、无严重躯体及精神疾患，无严重理解及表达障碍；4、已知患者病情并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对照组105例，具备以下条件：1、年龄≥18岁；2、小学以上文化程度；3、无明显躯体及精神疾患，无理解及表达障碍；4、目前不承担照顾患者义务。
研究采用调查问卷法，主要问卷包括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社会支持量表（SSQ），所得SAS和SDS标准分、社会支持量表中的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输入SPSS22.0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核对无误后进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家属组、对照组的焦虑状况对比
焦虑自评量表中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份，就得到标准分。按照中国常模结果，SAS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分，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以上为重度焦虑。
表1显示：家属组焦虑标准分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2显示：家属组各级别焦虑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家属中达到焦虑标准者共36例，占23.5%，其中轻度焦虑26例（17%），中度焦虑7例（7.2%），重度焦虑3例（2.0%）。
2、家属组、对照组的抑郁状况对比
抑郁自评量表SAS中20个项目的各个得分相加，即得粗分；用粗分乘以1.25以后取整数部份，就得到标准分。我国以SDS标准分≥53为有抑郁症状。其中53—62分为轻度抑郁，63 — 72分为重度抑郁，>72分为重度抑郁。
表3显示：家属组抑郁标准分高于对照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表4显示：家属组各级别抑郁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P<0.01）。家属中达到抑郁标准者共60例，占39.2%，其中轻度抑郁32例（20.9%），中度抑郁24例（15.7%），重度抑郁4例（2.6%）。
3、家属组、对照组的社会支持状况对比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Q）共有十个条目，记分包括：总分（即十个条目评分之和）、客观支持分（2、6、7条评分之和）、主观支持分（1、3、4、5条评分之和）、对支持的利用度（第8、9、10条评分之和）。
表5显示：家属组和对照组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各维度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4、家属组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的关系。
4.1 家属组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表6显示：家属组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社会支持总分等均与焦虑标准分和抑郁标准分呈负相关。
4.2 无不良情绪组与有不良情绪组社会支持状况比较
根据SAS标准分将主要照顾者分为非焦虑组和焦虑组，根据SDS标准分将患者组和主要照顾者分为非抑郁组和抑郁组，进行双样本T检验，结果如下：
表7显示：在社会支持总分和对支持的利用度方面，主要照顾者非焦虑组高于焦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8显示：在社会支持各维度即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上，主要照顾者非抑郁组均高于抑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三、分析与讨论
1、癌症患者主要照顾家属焦虑、抑郁的发病情况
癌症不仅对患者身心健康造成明显危害，对患者家属也构成重大负性应激事件，并且家属是癌症患者的主要社会支持来源，在承受亲人患病痛苦的同时，还需负责为患者提供客观与主观支持，必然面对更复杂的压力，其中的主要照顾者因为与患者接触最密切，患者的躯体不适与心理痛苦往往对其身心产生不良影响，而照顾者的不良情绪又反作用于患者，二者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具体来说，主要照顾亲属的应激源包括：患者病情、照顾义务、沟通责任、经济负担、履行复杂陌生的医疗程序、对自身原有角色的冲击等等。研究表明，20-50%的癌症亲属可能存在情绪障碍[1]，Hodges等对51名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的调查显示：52%的家属存在抑郁症状[2]。Flaskerud则对比研究41例癌症和痴呆患者家属的不安情绪，发现前者的焦虑程度高于后者[3]。可见癌症患者家属也是一个亟待关注的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间接影响患者的治疗与康复。 本研究同样显示，癌症患者主要照顾家属是焦虑、抑郁不良应激反应的高发人群，家属组中，符合焦虑标准者共36例，占23.5%，其中轻度焦虑26例（17%），中度焦虑7例（7.2%），重度焦虑3例（2.0%）；符合抑郁标准者共60例，占39.2%，其中轻度抑郁32例（20.9%），中度抑郁24例（15.7%），重度抑郁4例（2.6%）。研究提示我们在关注患者心理状态的同时不能忽视患者家属存在的心理问题，已有国外学者提出应将患者家属视为二级病人，在治疗中共同实施心理健康干预[4]。
2、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焦虑、抑郁与社会支持状况的相关性
2.1 癌症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社会支持状况
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途径与他人或群体接触，以获得信息、安慰及保障[5]。社会支持从性质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客观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与参与；另一类是主观的支持，指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理解支持的情感体验及满意程度，与个体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肖水源认为社会支持应包含三方面：除上述的客观社会支持、主观体验到的支持以外，还包括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6]。社会支持利用度是指个体调动社会网络以利用他人支持和帮助的程度，社会支持利用度与应对方式有关，利用度越高，个体越有可能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面对问题，反映了个体自我保护意识较强的一面[7]。
本研究显示：癌症患者家属的社会支持总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均处于中等水平，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
2.2 社会支持对不良情绪应激反应的影响
社会支持是个体在应激过程中可利用的外部资源，具有减轻应激反应、保护心理健康的作用，本研究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各维度与SAS、SDS标准分呈负相关，在社会支持一个或几个维度上，无不良情绪组高于有不良情绪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社会支持不足与不良情绪反应有关，相应的，改善社会支持状况将有利于降低不良情绪，这与之前的研究一致[8，9]。有文献指出，症状自评量表中除躯体化以外，其他心理症状均与社会支持总分呈负相关[10]。可见社会支持虽难以改善躯体症状，但可以有效降低不良应激反应的程度，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
结语
癌症患者的主要照顾家属是疾病的共同受累者，是焦虑、抑郁的高发人群，其SAS、SDS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家属的总体社会支持状况处于中等水平，与对照组无显著性差异；社会支持各维度均与SAS、SDS评分呈负相关，良好的社会支持状况有助于改善焦虑、抑郁。
参考文献
[1] Pitceathly C，Maguire P.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cancer on patients' partners and other key relatives： a review[J]. European Journal of Cancer， 2003，39（11）：1517-1524
[2] Hodges LJ， Humphris GM，. Macfarlane G. A meta-analytic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f cancer patients and their carer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2005，60（1）：1-12.
[3] Flaskerud JH，Carter PA， Lee P. Distressing emotions in female caregivers of people with AIDS， age-related dementias， and advanced stage cancer[J]. Perspect Psychiatr Care， 2000，36（4）： 121-130.
[4] Matthews BA. Rol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cancer-related distress： a comparison of survivor and caregiver self-reports. Oncol Nurs Forum， 2003，30（3）：493-499.
[5] Holland JC， Rowland JH. Handbook of Psychooncoligy： Psychological care of the patient with cancer[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58-60.
[6]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4（2）：98-100.
[7] 张卫东，林喜红，城市老年人社会支持利用度研究[J]. 心理科学，1997， 20（5）：414-417.
[8] Maughan K， Heyman B， Matthews M.In the shadow of risk. ： How men cope with a partner's gynaecological canc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2002， 39（1）：27-34.
[9] 陈虹，姜潮，孙月吉，等. 晚期癌症病人主要照顾者心身障碍及影响因素. 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2，11（5）：575.
[10] Segrin C，Badger T A.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different social network members of breast and prostate cancer survivors [J]. Research in Nursing & Health， 2010， 33（5）：450-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