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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辈子就在做防治肝炎的事。防的问题解决了，治的问题还在做。治好病人是我一生的职责，不能懈怠。乙型肝炎治疗问题一天没有解决，我就会在医疗第一线，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这些坚定质朴的话语，出自“中国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
在她看来，这辈子只干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她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乙肝疫苗的科学家，更是甘当科学试验的“小白鼠”，第一个注射乙肝疫苗的人。她不惜冒生命危险，为的就是研制出疫苗，治病救人！
“谁愿意研究乙肝？”“我来吧！”
1931年10月，陶其敏出生于江苏苏州，家就在狮子林旁边。她的祖父开办了苏州最大的一家丝绸厂，给这个家族打下了殷实的家底。陶其敏进入当时苏州著名的“淑女学堂”——振华女中学习。
苏州振华女中（现为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社会学家费孝通（该校当时招收的唯一男生）、物理学家何泽慧、妇产科专家王淑贞、建筑学家顾添籁以及作家杨绛等，有的是陶其敏的学长，有的是她的同窗好友。
青春飞扬的年纪，陶其敏对未来充满憧憬。“振华女中的优秀传统注入了我的血液。老师教导我们，读好书是为了振兴中华。”
虽然来自商人家庭，但陶其敏对经商却不感兴趣。祖父和父亲都因积劳成疾过早离世，这对陶其敏触动很大，于是高中毕业后，她决定学医。1951年，20岁的陶其敏考取山东医学院（前身是新四军创建的白求恩医学院）。在这里，“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每一位医学生的学习楷模，陶其敏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和救死扶伤、严谨务实的职业精神。1956年3月，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陶其敏心怀理想，来到北京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参加工作。经过两年住院医生临床训练，年轻的陶其敏被抽调出来组建生化实验室。1963年，陶其敏出任检验科生化研究室主任及检验科主任。从此，她用坚忍、执着、细腻、慎密做了一件默默无闻又功德无量的事情：研究肝病，一做就是一辈子。
上个世纪70年代，乙肝病毒在中国迅速爆发，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肝病死亡。那时医疗条件落后，在农村经常会出现共用一个针头的现象，有时又不注意消毒，加上正处在我国新生儿快速增长期，导致肝炎病毒蔓延很快。
而当时，国内医学界对乙肝病毒的了解几乎是空白。直到1972年，国际上出现一种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这时，中国医学界才知道肝炎中还有乙肝这一分类。
无法得到有关乙肝病毒的资料，陶其敏心急如焚。这时，她幸运地遇到了德国人汉斯·米勒先生。
“他和白求恩一样，都是世界著名学府的高材生，毕业后来到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陶其敏回忆，汉斯·米勒于1939年来到延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解放后，他加入了中国籍。
那时，汉斯·米勒先生从东北调回北京，并于1971年担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他的妻子中村京子是日本人，1972年，夫妻俩到日本探亲，考察了日本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
风尘仆仆回到中国的米勒院长，立即召集几家医院的医生开会。当问到谁愿意研究乙肝，很多人害怕被传染，不敢作声。年轻的陶其敏毫不犹豫地说：“我来吧！”
她毅然伸出手臂：“来，先在我身上试验！”
从此，北京人民医院成为中国最早从事乙型肝炎研究和防治的基地。1973年初，虽然中国当时十分艰难，但米勒等领导还是想尽办法，派陶其敏前往日本学习最新的血凝法检测技术。
回国后，陶其敏和研究小组立即开始在少量人群中进行乙肝病毒感染情况调查。检测结果，30人中，有4人是澳抗阳性。陶其敏忧心忡忡：中国乙型肝炎的流行情况不一般啊！
很快，从日本带回的检测板用完了，要依赖日本的技术对全国人口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陶其敏咬紧牙关：“日本的不能用了，我们就自己做。”仅用4个月，他们就造出了一套自己的乙肝检测试剂盒。
10月，陶其敏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西太平洋肝炎实验室工作会议。当日本专家检验完陶其敏带去的试剂盒后，惊得目瞪口呆：“真了不起！”
检测试剂盒很快在中国推广。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澳抗阳性人数比例竟高达10%！这么多同胞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陶其敏心情沉重，深感责任重大。
从来不服软的陶其敏也不得不承认，想从治疗入手，非常困难。她苦苦思索，能不能像预防麻疹、脑炎、小儿麻痹那样，制成疫苗，注射到人体内产生自身的抗体，起到防疫作用呢？
1975年4月，正当陶其敏为这一新课题苦苦思索时，国外报道了美国科学家采用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制作血源乙肝疫苗的信息。由于陶其敏早已掌握了高速离心的技术，她马上明白了原理：用密度梯度离心提纯血液中的乙肝病毒之后再灭活，就可以得到能使人产生抗体的血源疫苗。
但是，制造疫苗是一个新事物，能否完成任务，陶其敏没有把握。但迎难而上，才是她的性格！
每天天不亮，陶其敏就出门了，6点多到达医院，一直看书学习到8点上班。她争分夺秒，利用零星时间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为完善工艺程序，她和研究组的同事去有关单位登门求教和查阅文献;为解决必需的设备，他们在研究组内隔出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做无菌室，用盐水瓶、输液架配成了一套密闭式装置;甚至一次意外事故造成四根肋骨骨折，她只休息了一个月，就让家人用自行车把她推到车站去乘车上班……
1975年7月1日，陶其敏团队终于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7571疫苗”。
根據国际惯例，研制出的乙肝疫苗首先要在大猩猩身上进行检验。没确定有效，就不能给人注射。但我们国家当时没有这种动物，进口则需要很多外汇，饲养条件要求非常严格……就这样，第一支乙肝疫苗被冷藏起来。 疫苗到底有没有作用？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陶其敏也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了，我自己先打！”陶其敏一咬牙做出了这个决定。
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取出了一支疫苗，请值班护士把疫苗缓缓地推进自己体内。
晚上，陶其敏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同样做医生的爱人去河南水灾区参加救灾了。她平静地对孩子们说：“妈妈今天打了我们研究的肝炎疫苗试验针，很可能得肝炎，为了不传染给你们，你们也暂时离妈妈远一些，注意观察妈妈情况。”两个孩子懂事地点点头。
注射疫苗后，陶其敏每天都测量体温，一个星期就要查一次血，监控自己血液中的变化。一个星期，没有发现抗原;一个月，仍然没有抗原;三个月过去了，抗体出现了！
就这样，让很多国际同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第一支乙肝疫苗竟然是在它的研制者身上注射并研究成功。
“我会在医疗第一线，
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
血源疫苗研究成功后，陶其敏把整个技术和工艺无偿给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很多年过去后，当有人问起陶其敏这段往事时，她的脸上依旧是淡然的笑容：“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很伟大的想法，只是想尽快得到结果，以推广疫苗应用。毕竟，迟一日研发，就多一些病人。当然我也想到最坏的结果，自己会感染乙肝病毒，但不打这一针也可能會感染。”
在汉斯·米勒和陶其敏的带领下，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肝病方面的研究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1984年，医院成立了肝病研究所，陶其敏任所长，汉斯·米勒任名誉所长。
接着，陶其敏一鼓作气攻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31项，全国劳动模范和女医师杰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乙肝疫苗的研制项目入选《健康首都辉煌60年100件大事》，同时与载人航天和杂交水稻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技十大进步。
1990年，肝病研究所开设了肝病门诊、病房，除承担病人临床医疗任务外，还承担了全院及国内有关单位的部分特殊项目的检测任务。
在多年临床治疗过程中，陶其敏是病人眼中和蔼耐心、医术高超的老专家。哪怕退休后，陶其敏依旧在每周的周一、周四出门诊，14元一个专家号，为慕名而来的患者看病。她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医院，带上两瓶牛奶、两份面包，当作早餐和午餐，过着简朴而劳累的生活。
渐渐地，她身子骨大不如从前，就尽量推掉应酬，门诊却一直没有放弃。她曾对同事说：“乙肝治疗问题一天没有解决，我就会在医疗第一线，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
2011年4月22日，陶其敏荣获第三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称号。当时，陶其敏教授坐着轮椅来到颁奖晚会现场，掌声雷动。主持人深情地说：她让肆意张狂的乙肝病毒望而怯步，她用自己的生命挽起患者的希望，筑起了夯实的健康长城。她经历半个世纪青丝变银发，仍然用母亲的胸怀守护着人民的健康。她用一生“陶醉于器皿，陶冶其敏锐”，无论是专注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还是面对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
80多岁高龄的她，俨然是这个领域的一座引路灯，激励着后来人沿着她的足迹攀向更高峰。
陶其敏的学生，后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的张正说起恩师，往事历历在目。张正有时工作繁忙，重要的事怕忘了，就先写个字条放在白大衣兜里，有空再拿出整理，这习惯被陶其敏发现了。
一次，陶其敏突然对张正说：“把你白大衣兜里的纸拿出来我看看。”张正掏出六七张纸条，有的是科研原始记录，有的是电话号码。陶其敏严肃地对他说;“原始记录就要原始记在本上，这样不行，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怎么找？干科研无小事啊！”此后她多次提醒张正，逐渐帮助张正改掉了不良习惯。
陶其敏不仅是严师，更是细心的长辈。上世纪70年代末，张正回来北京上学时，家中负担很重。1980年春节前，陶其敏去南方开会，回来时给张正4岁的女儿带回一件粉红夹克衫过节，这件夹克衫张正保存至今。
张正感慨：“今生能遇到陶老师这样一位良师，实乃我人生中之幸事！”
2017年11月15日，“中国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因病去世，享年86岁。
古有神农氏尝百草，今有陶其敏试疫苗，有人说：“说她是中国的药神恐怕没有什么不妥。”而在陶其敏的信念里，这辈子她只干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勤勤恳恳，鞠躬尽瘁。
这，就是一代大师的璀璨心灵！
在她看来，这辈子只干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她是中国第一个研制出乙肝疫苗的科学家，更是甘当科学试验的“小白鼠”，第一个注射乙肝疫苗的人。她不惜冒生命危险，为的就是研制出疫苗，治病救人！
“谁愿意研究乙肝？”“我来吧！”
1931年10月，陶其敏出生于江苏苏州，家就在狮子林旁边。她的祖父开办了苏州最大的一家丝绸厂，给这个家族打下了殷实的家底。陶其敏进入当时苏州著名的“淑女学堂”——振华女中学习。
苏州振华女中（现为江苏省苏州市第十中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社会学家费孝通（该校当时招收的唯一男生）、物理学家何泽慧、妇产科专家王淑贞、建筑学家顾添籁以及作家杨绛等，有的是陶其敏的学长，有的是她的同窗好友。
青春飞扬的年纪，陶其敏对未来充满憧憬。“振华女中的优秀传统注入了我的血液。老师教导我们，读好书是为了振兴中华。”
虽然来自商人家庭，但陶其敏对经商却不感兴趣。祖父和父亲都因积劳成疾过早离世，这对陶其敏触动很大，于是高中毕业后，她决定学医。1951年，20岁的陶其敏考取山东医学院（前身是新四军创建的白求恩医学院）。在这里，“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是每一位医学生的学习楷模，陶其敏逐渐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和救死扶伤、严谨务实的职业精神。1956年3月，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山东医学院毕业后，陶其敏心怀理想，来到北京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参加工作。经过两年住院医生临床训练，年轻的陶其敏被抽调出来组建生化实验室。1963年，陶其敏出任检验科生化研究室主任及检验科主任。从此，她用坚忍、执着、细腻、慎密做了一件默默无闻又功德无量的事情：研究肝病，一做就是一辈子。
上个世纪70年代，乙肝病毒在中国迅速爆发，每年都有很多人因为肝病死亡。那时医疗条件落后，在农村经常会出现共用一个针头的现象，有时又不注意消毒，加上正处在我国新生儿快速增长期，导致肝炎病毒蔓延很快。
而当时，国内医学界对乙肝病毒的了解几乎是空白。直到1972年，国际上出现一种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这时，中国医学界才知道肝炎中还有乙肝这一分类。
无法得到有关乙肝病毒的资料，陶其敏心急如焚。这时，她幸运地遇到了德国人汉斯·米勒先生。
“他和白求恩一样，都是世界著名学府的高材生，毕业后来到中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陶其敏回忆，汉斯·米勒于1939年来到延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解放后，他加入了中国籍。
那时，汉斯·米勒先生从东北调回北京，并于1971年担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他的妻子中村京子是日本人，1972年，夫妻俩到日本探亲，考察了日本刚研制出的乙肝病毒检测和诊断技术。
风尘仆仆回到中国的米勒院长，立即召集几家医院的医生开会。当问到谁愿意研究乙肝，很多人害怕被传染，不敢作声。年轻的陶其敏毫不犹豫地说：“我来吧！”
她毅然伸出手臂：“来，先在我身上试验！”
从此，北京人民医院成为中国最早从事乙型肝炎研究和防治的基地。1973年初，虽然中国当时十分艰难，但米勒等领导还是想尽办法，派陶其敏前往日本学习最新的血凝法检测技术。
回国后，陶其敏和研究小组立即开始在少量人群中进行乙肝病毒感染情况调查。检测结果，30人中，有4人是澳抗阳性。陶其敏忧心忡忡：中国乙型肝炎的流行情况不一般啊！
很快，从日本带回的检测板用完了，要依赖日本的技术对全国人口进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这在当时无异于天方夜谭。陶其敏咬紧牙关：“日本的不能用了，我们就自己做。”仅用4个月，他们就造出了一套自己的乙肝检测试剂盒。
10月，陶其敏出席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西太平洋肝炎实验室工作会议。当日本专家检验完陶其敏带去的试剂盒后，惊得目瞪口呆：“真了不起！”
检测试剂盒很快在中国推广。抽样调查显示，中国澳抗阳性人数比例竟高达10%！这么多同胞是乙肝病毒携带者，陶其敏心情沉重，深感责任重大。
从来不服软的陶其敏也不得不承认，想从治疗入手，非常困难。她苦苦思索，能不能像预防麻疹、脑炎、小儿麻痹那样，制成疫苗，注射到人体内产生自身的抗体，起到防疫作用呢？
1975年4月，正当陶其敏为这一新课题苦苦思索时，国外报道了美国科学家采用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血液制作血源乙肝疫苗的信息。由于陶其敏早已掌握了高速离心的技术，她马上明白了原理：用密度梯度离心提纯血液中的乙肝病毒之后再灭活，就可以得到能使人产生抗体的血源疫苗。
但是，制造疫苗是一个新事物，能否完成任务，陶其敏没有把握。但迎难而上，才是她的性格！
每天天不亮，陶其敏就出门了，6点多到达医院，一直看书学习到8点上班。她争分夺秒，利用零星时间学习相关的医学知识;为完善工艺程序，她和研究组的同事去有关单位登门求教和查阅文献;为解决必需的设备，他们在研究组内隔出了一间6平方米的小屋做无菌室，用盐水瓶、输液架配成了一套密闭式装置;甚至一次意外事故造成四根肋骨骨折，她只休息了一个月，就让家人用自行车把她推到车站去乘车上班……
1975年7月1日，陶其敏团队终于研制出了我国第一代血源性“乙型肝炎疫苗”——“7571疫苗”。
根據国际惯例，研制出的乙肝疫苗首先要在大猩猩身上进行检验。没确定有效，就不能给人注射。但我们国家当时没有这种动物，进口则需要很多外汇，饲养条件要求非常严格……就这样，第一支乙肝疫苗被冷藏起来。 疫苗到底有没有作用？大家都急切地想知道，陶其敏也心急如焚。“不能再等了，我自己先打！”陶其敏一咬牙做出了这个决定。
1975年8月29日下午，陶其敏取出了一支疫苗，请值班护士把疫苗缓缓地推进自己体内。
晚上，陶其敏回到家里，两个孩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同样做医生的爱人去河南水灾区参加救灾了。她平静地对孩子们说：“妈妈今天打了我们研究的肝炎疫苗试验针，很可能得肝炎，为了不传染给你们，你们也暂时离妈妈远一些，注意观察妈妈情况。”两个孩子懂事地点点头。
注射疫苗后，陶其敏每天都测量体温，一个星期就要查一次血，监控自己血液中的变化。一个星期，没有发现抗原;一个月，仍然没有抗原;三个月过去了，抗体出现了！
就这样，让很多国际同行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的第一支乙肝疫苗竟然是在它的研制者身上注射并研究成功。
“我会在医疗第一线，
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
血源疫苗研究成功后，陶其敏把整个技术和工艺无偿给了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
很多年过去后，当有人问起陶其敏这段往事时，她的脸上依旧是淡然的笑容：“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很伟大的想法，只是想尽快得到结果，以推广疫苗应用。毕竟，迟一日研发，就多一些病人。当然我也想到最坏的结果，自己会感染乙肝病毒，但不打这一针也可能會感染。”
在汉斯·米勒和陶其敏的带领下，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肝病方面的研究走在了国内同行前列。1984年，医院成立了肝病研究所，陶其敏任所长，汉斯·米勒任名誉所长。
接着，陶其敏一鼓作气攻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先后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级、省部级科技成果奖31项，全国劳动模范和女医师杰出贡献奖等多项荣誉。乙肝疫苗的研制项目入选《健康首都辉煌60年100件大事》，同时与载人航天和杂交水稻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科技十大进步。
1990年，肝病研究所开设了肝病门诊、病房，除承担病人临床医疗任务外，还承担了全院及国内有关单位的部分特殊项目的检测任务。
在多年临床治疗过程中，陶其敏是病人眼中和蔼耐心、医术高超的老专家。哪怕退休后，陶其敏依旧在每周的周一、周四出门诊，14元一个专家号，为慕名而来的患者看病。她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医院，带上两瓶牛奶、两份面包，当作早餐和午餐，过着简朴而劳累的生活。
渐渐地，她身子骨大不如从前，就尽量推掉应酬，门诊却一直没有放弃。她曾对同事说：“乙肝治疗问题一天没有解决，我就会在医疗第一线，除非有一天我治不动了，那就拉倒。”
2011年4月22日，陶其敏荣获第三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称号。当时，陶其敏教授坐着轮椅来到颁奖晚会现场，掌声雷动。主持人深情地说：她让肆意张狂的乙肝病毒望而怯步，她用自己的生命挽起患者的希望，筑起了夯实的健康长城。她经历半个世纪青丝变银发，仍然用母亲的胸怀守护着人民的健康。她用一生“陶醉于器皿，陶冶其敏锐”，无论是专注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还是面对芸芸众生的大千世界……
80多岁高龄的她，俨然是这个领域的一座引路灯，激励着后来人沿着她的足迹攀向更高峰。
陶其敏的学生，后来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的张正说起恩师，往事历历在目。张正有时工作繁忙，重要的事怕忘了，就先写个字条放在白大衣兜里，有空再拿出整理，这习惯被陶其敏发现了。
一次，陶其敏突然对张正说：“把你白大衣兜里的纸拿出来我看看。”张正掏出六七张纸条，有的是科研原始记录，有的是电话号码。陶其敏严肃地对他说;“原始记录就要原始记在本上，这样不行，这么重要的东西丢了怎么找？干科研无小事啊！”此后她多次提醒张正，逐渐帮助张正改掉了不良习惯。
陶其敏不仅是严师，更是细心的长辈。上世纪70年代末，张正回来北京上学时，家中负担很重。1980年春节前，陶其敏去南方开会，回来时给张正4岁的女儿带回一件粉红夹克衫过节，这件夹克衫张正保存至今。
张正感慨：“今生能遇到陶老师这样一位良师，实乃我人生中之幸事！”
2017年11月15日，“中国乙肝疫苗之母”陶其敏因病去世，享年86岁。
古有神农氏尝百草，今有陶其敏试疫苗，有人说：“说她是中国的药神恐怕没有什么不妥。”而在陶其敏的信念里，这辈子她只干一件事情，那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勤勤恳恳，鞠躬尽瘁。
这，就是一代大师的璀璨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