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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是我国一位素有“大手笔”之称的领导人。他一生写作了大量政论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由于长期与文字打交道，胡乔木对真正有才华的学者十分尊敬，也非常有兴趣结交，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他们真诚实际的帮助，因此受到许多学者、文人的爱戴。这里，我们试记述胡乔木与文化大家季羡林的六十载交谊。
一
胡乔木与季羡林结识于1930年共同就学的清华大学，季羡林读的是外语系，胡乔木最初入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后来季羡林记述：“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的胡乔木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还担任了北平市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务；季羡林则是认真埋头读书，希望出国。当时，胡乔木希望发展季羡林参与团组织，便在一个晚上，“摸黑”来到季羡林的床头，做说服工作。据季羡林回忆：“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尽管如此，两人还是结下了友谊。不久，胡乔木从事（季羡林认为是“创办”）一个工友子弟学校的工作，从相熟的同学朋友中约请教员。季羡林受到了约请，愉快地前去“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上课帮忙。此外，有时早晨季羡林会在盥洗室的洗脸盆中，发现一些手抄或油印的革命传单。他和其他同学心里明白这些东西是哪来的、谁散发的，可并没有一个人去向校方告发。应该说，季羡林对胡乔木他们当时的活动，虽不积极参与，可内心是抱有同情和理解的，否则，这些活动是难以“秘密”进行下去的。
过了不多久，胡乔木转入浙江大学学习，同时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季羡林则按部就班，读到毕业，在教了一年中学后，他考上清华大学与德国协定交换的研究生，与另一个“乔木”乔冠华一起，赴德国留学，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而此时的胡乔木，早已奔赴延安，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并担任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秘书。季羡林说：“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二
季羡林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初的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中南海发出的信函。信的开头，写信人就急切地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一下子，当时的岁月浮现在眼前，“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
胡乔木在信中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精通东方语言的人才。胡乔木大约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将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以及边疆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来。能扩大自己的科研队伍，季羡林当然同意。东方语言学系原本并不大，只有几个教师，那些学院人员合并进来后，“东语系”竟成了北大最大的系，一下子“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不久，胡乔木来到季羡林当时居住的翠花胡同看望老同学。一进门，胡乔木张口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十数年未见，以这样的方式打招呼，胡乔木似乎想要营造这样的气氛：他与老同学一点不隔阂，寒暄客套可以完全免去。胡乔木身上也没有一点点内阁官员的架势，也许，这就是他与季羡林能够长期保持友谊的基础。胡乔木还注意用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称谓“毛先生”，而非毛主席。这个词出自共产党干部之口，令季羡林觉着很新鲜，所以留有很深印象。
1951年，中央政府将派出第一个大型的文化代表团赴印度缅甸访问。胡乔木想到了老同学，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的是印度古代文化，却从没有到过印度，当然希望能亲身感受那里的社会文化气氛。胡乔木满足了老同学的愿望。通过这一次文化交流，季羡林畅游了缅甸和印度，对自己先前研究的内容，有了亲切印证的机会。那里的风土人文，给了季羡林“毕生难忘”的印象。能够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他“当然要感谢乔木”。
在之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接连不断。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知道，胡乔木那些年忙得不可开交。想来，就算他乐意与搞学术的老同学联系，也缺少时间和精神的余裕。季羡林回忆说：“两个‘乔木’（指乔冠华、胡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说句实在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但是，乔木却绝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有时候，胡乔木会送来一些上好的大米；到北戴河休养时，也不忘给季羡林带一些个头极大的海螃蟹……可有意思的是，尽管季羡林懂得中国传统古训：来而不往，非礼也。可他给胡乔木的，只有自己出版的著述。那些什么吃的，他是一点也没有给这个当官的老同学送过。他后来分析，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吧。
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一些活动，使人感觉有些“不稳”。胡乔木想寻得解决办法，便让季羡林儿子转告其父，他想同老同学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据季羡林说：“但他（胡乔木）不大敢到北大来，怕同学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胡乔木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因为他知道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不大愿意主动结交官员的。大事所在，又是老同学约请，季羡林答应了。
因为要进中南海，儿子和孙女也希望跟着去看看。季羡林全家便乘上胡乔木派来的车，一块儿来到胡乔木处。对季羡林的这次来访，胡乔木很在意，他把全家都叫出来作陪。寒暄过后，他才让孩子及家人去别处玩，自己与季羡林“促膝而坐”。一开始，胡乔木就定下调子：“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既然如此，季羡林也没有顾忌，他将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和盘道出”，毫不隐晦。后来，季羡林回忆：“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他们之间的交谈进行了一上午，基本就是季羡林一个人说。直到最后，胡乔木才表示：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还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季羡林说了这么一通，还得到胡乔木的首肯，“心里非常痛快”。 会面后，胡乔木留老同学吃饭，全家作陪。季羡林后来感慨，他们家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像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 。由此，季羡林认为，胡乔木是个什么样的官员，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虽说是老同学，可知识分子到底有些自己的想法。例如有一次，胡乔木想约季羡林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羡林是研究与古印度有关学术的专家，参观敦煌，于友谊，于学问，自然最为合适。可季羡林考虑一番后委婉地回绝了。他当然乐于与胡乔木一块去，可想到地方官员对中央大员的过分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扈从如云的盛况”，就感到厌恶，感到腻味，甚至感到不能忍受。既然如此，眼不见为净，还是不随中央大员一起出行的好。
到了晚年，胡乔木的怀旧情绪似乎越来越浓。他曾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当时，季羡林有些惊讶，自己的年龄比胡乔木还大一岁，可他还没有这般想法哩。有一次，胡乔木到北大参加一个展览会。结束后，季羡林特意陪他到燕南园去看望清华时期的老同学林庚。到了那里，又谈到同学吴组缃，便打电话去请。结果电话没打通。胡乔木心情“极为怏怏”，他告诉季羡林，在清华时，他与吴组缃曾经共同参加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多年不见了，这次竟也不能如愿。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里想：这次不行，下次再见嘛。焉知下次竟没有出现。乔木同组缃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这也可以说是抱恨终天吧。难道当时乔木已经有了什么预感吗”？
四
一次，胡乔木与妻子谷羽去北大看望季羡林。因前不久，胡乔木送给季羡林自己的诗集和文集，并在上面题了签。一见面，季羡林便向胡乔木表示了感谢。这时，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赞扬了季羡林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季羡林是那种不禁夸赞的人，他一下子“惶恐”，甚至“觳觫不安”起来。他回应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听到这话，胡乔木没有多说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我不好再说什么了”。细细体会，胡乔木对于学术研究上的建树，还是很看重的，而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则认为“那是另外一码事”。
这次之后，胡乔木就再没有机会去看望老同学了。20世纪90年代初，季羡林忽然听说，胡乔木身患不治之症。几十年的交情，使得季羡林非常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望。可大约胡乔木早有所料，他已经先行告诉了季羡林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让季羡林去看望他。季羡林只好听从老同学的安排。但是，他心里却无时不惦念着老同学，“60年的老友，世上没有几个了”。
到了1992年八九月间，胡乔木大约感觉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便让夫人告诉季羡林的儿子，请季羡林去医院看他。季羡林很清楚，不到最后，胡乔木是不愿意麻烦他人的。季羡林与儿子一起来到医院，见到了吸着氧气、躺在病床上的胡乔木。看到季羡林，胡乔木有些激动，他抓着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这时，胡乔木的神态还是安详的，神智也仍然清明，没有什么痛苦表情，说话还是慢声慢气。他想起了在《人物》杂志上读到的季羡林文章《留德十年》，还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百感交集。他说，全书出版后，一定送胡乔木一册。这次探望之后不久，胡乔木便逝世了。再往后，季羡林《留德十年》全书出版。他感到，按照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做法，是应当将此书拿到逝者的坟前焚烧一本，算是送给老友的在天之灵。可是，胡乔木的骨灰都已撒在了自己曾经革命的地方。季羡林只好在纪念文章中说：“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胡乔木逝世一年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怀念乔木》的纪念文章。文章中，他对自己的待人方式，有所反思：“我同乔木相交60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是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生性使然，无法改变。”可是，胡乔木逝世后，他却更多地想起这位朋友。用他的话说：“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60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他觉得，这是他先前很少感觉到的。由此他认为：“乔木是了解我的。”这是于私；于公，“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于社会上对胡乔木的一些看法，作为老友，似乎有站出来辩解的需要：“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写这篇文章时，季羡林也已届耄耋高龄，所以，“怀念与悲思在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深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对于老友胡乔木逝世，“无疑又在我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
从胡乔木与季羡林的交往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人的职位、职业，可以不同，甚至可以有极大差异，可是，在最基本的人的层面上，并不影响人们之间心灵的交往，不影响长久的友谊。胡乔木与季羡林的交往可为见证。（题图为晚年的季羡林）
（责任编辑：张文军）
一
胡乔木与季羡林结识于1930年共同就学的清华大学，季羡林读的是外语系，胡乔木最初入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后来季羡林记述：“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的胡乔木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还担任了北平市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务；季羡林则是认真埋头读书，希望出国。当时，胡乔木希望发展季羡林参与团组织，便在一个晚上，“摸黑”来到季羡林的床头，做说服工作。据季羡林回忆：“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尽管如此，两人还是结下了友谊。不久，胡乔木从事（季羡林认为是“创办”）一个工友子弟学校的工作，从相熟的同学朋友中约请教员。季羡林受到了约请，愉快地前去“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上课帮忙。此外，有时早晨季羡林会在盥洗室的洗脸盆中，发现一些手抄或油印的革命传单。他和其他同学心里明白这些东西是哪来的、谁散发的，可并没有一个人去向校方告发。应该说，季羡林对胡乔木他们当时的活动，虽不积极参与，可内心是抱有同情和理解的，否则，这些活动是难以“秘密”进行下去的。
过了不多久，胡乔木转入浙江大学学习，同时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季羡林则按部就班，读到毕业，在教了一年中学后，他考上清华大学与德国协定交换的研究生，与另一个“乔木”乔冠华一起，赴德国留学，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而此时的胡乔木，早已奔赴延安，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并担任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秘书。季羡林说：“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二
季羡林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初的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中南海发出的信函。信的开头，写信人就急切地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一下子，当时的岁月浮现在眼前，“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
胡乔木在信中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精通东方语言的人才。胡乔木大约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将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以及边疆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来。能扩大自己的科研队伍，季羡林当然同意。东方语言学系原本并不大，只有几个教师，那些学院人员合并进来后，“东语系”竟成了北大最大的系，一下子“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不久，胡乔木来到季羡林当时居住的翠花胡同看望老同学。一进门，胡乔木张口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十数年未见，以这样的方式打招呼，胡乔木似乎想要营造这样的气氛：他与老同学一点不隔阂，寒暄客套可以完全免去。胡乔木身上也没有一点点内阁官员的架势，也许，这就是他与季羡林能够长期保持友谊的基础。胡乔木还注意用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称谓“毛先生”，而非毛主席。这个词出自共产党干部之口，令季羡林觉着很新鲜，所以留有很深印象。
1951年，中央政府将派出第一个大型的文化代表团赴印度缅甸访问。胡乔木想到了老同学，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的是印度古代文化，却从没有到过印度，当然希望能亲身感受那里的社会文化气氛。胡乔木满足了老同学的愿望。通过这一次文化交流，季羡林畅游了缅甸和印度，对自己先前研究的内容，有了亲切印证的机会。那里的风土人文，给了季羡林“毕生难忘”的印象。能够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他“当然要感谢乔木”。
在之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接连不断。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知道，胡乔木那些年忙得不可开交。想来，就算他乐意与搞学术的老同学联系，也缺少时间和精神的余裕。季羡林回忆说：“两个‘乔木’（指乔冠华、胡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说句实在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但是，乔木却绝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有时候，胡乔木会送来一些上好的大米；到北戴河休养时，也不忘给季羡林带一些个头极大的海螃蟹……可有意思的是，尽管季羡林懂得中国传统古训：来而不往，非礼也。可他给胡乔木的，只有自己出版的著述。那些什么吃的，他是一点也没有给这个当官的老同学送过。他后来分析，这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吧。
三
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学生有一些活动，使人感觉有些“不稳”。胡乔木想寻得解决办法，便让季羡林儿子转告其父，他想同老同学谈一谈，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据季羡林说：“但他（胡乔木）不大敢到北大来，怕同学们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包围他的汽车……”胡乔木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到他那里去，因为他知道这一代知识分子是不大愿意主动结交官员的。大事所在，又是老同学约请，季羡林答应了。
因为要进中南海，儿子和孙女也希望跟着去看看。季羡林全家便乘上胡乔木派来的车，一块儿来到胡乔木处。对季羡林的这次来访，胡乔木很在意，他把全家都叫出来作陪。寒暄过后，他才让孩子及家人去别处玩，自己与季羡林“促膝而坐”。一开始，胡乔木就定下调子：“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60年来的老朋友。”既然如此，季羡林也没有顾忌，他将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一五一十地“和盘道出”，毫不隐晦。后来，季羡林回忆：“我说的要旨其实非常简明：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唯一正确的态度是理解与爱护、诱导与教育。个别人过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他们之间的交谈进行了一上午，基本就是季羡林一个人说。直到最后，胡乔木才表示：他完全同意季羡林的看法；还说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季羡林说了这么一通，还得到胡乔木的首肯，“心里非常痛快”。 会面后，胡乔木留老同学吃饭，全家作陪。季羡林后来感慨，他们家吃得“竟是如此菲薄，与一般人想像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 。由此，季羡林认为，胡乔木是个什么样的官员，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但是，虽说是老同学，可知识分子到底有些自己的想法。例如有一次，胡乔木想约季羡林一起去敦煌参观。季羡林是研究与古印度有关学术的专家，参观敦煌，于友谊，于学问，自然最为合适。可季羡林考虑一番后委婉地回绝了。他当然乐于与胡乔木一块去，可想到地方官员对中央大员的过分逢迎招待，“曲尽恭谨之能事”、“扈从如云的盛况”，就感到厌恶，感到腻味，甚至感到不能忍受。既然如此，眼不见为净，还是不随中央大员一起出行的好。
到了晚年，胡乔木的怀旧情绪似乎越来越浓。他曾几次对季羡林说：老朋友见一面少一面了！当时，季羡林有些惊讶，自己的年龄比胡乔木还大一岁，可他还没有这般想法哩。有一次，胡乔木到北大参加一个展览会。结束后，季羡林特意陪他到燕南园去看望清华时期的老同学林庚。到了那里，又谈到同学吴组缃，便打电话去请。结果电话没打通。胡乔木心情“极为怏怏”，他告诉季羡林，在清华时，他与吴组缃曾经共同参加一个秘密革命组织，多年不见了，这次竟也不能如愿。季羡林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心里想：这次不行，下次再见嘛。焉知下次竟没有出现。乔木同组缃终于没能见上一面，就离开了人间。这也可以说是抱恨终天吧。难道当时乔木已经有了什么预感吗”？
四
一次，胡乔木与妻子谷羽去北大看望季羡林。因前不久，胡乔木送给季羡林自己的诗集和文集，并在上面题了签。一见面，季羡林便向胡乔木表示了感谢。这时，胡乔木用缓慢而低沉的声调，赞扬了季羡林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用了几个比较夸张的词儿”。季羡林是那种不禁夸赞的人，他一下子“惶恐”，甚至“觳觫不安”起来。他回应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而又多呀！听到这话，胡乔木没有多说话，“只是轻微地叹了一口气，慢声细语地说：‘那是另外一码事。’我不好再说什么了”。细细体会，胡乔木对于学术研究上的建树，还是很看重的，而对于自己从事的工作，则认为“那是另外一码事”。
这次之后，胡乔木就再没有机会去看望老同学了。20世纪90年代初，季羡林忽然听说，胡乔木身患不治之症。几十年的交情，使得季羡林非常想破一次例，主动到胡乔木家去看望。可大约胡乔木早有所料，他已经先行告诉了季羡林的儿子，无论如何也不让季羡林去看望他。季羡林只好听从老同学的安排。但是，他心里却无时不惦念着老同学，“60年的老友，世上没有几个了”。
到了1992年八九月间，胡乔木大约感觉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便让夫人告诉季羡林的儿子，请季羡林去医院看他。季羡林很清楚，不到最后，胡乔木是不愿意麻烦他人的。季羡林与儿子一起来到医院，见到了吸着氧气、躺在病床上的胡乔木。看到季羡林，胡乔木有些激动，他抓着季羡林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这时，胡乔木的神态还是安详的，神智也仍然清明，没有什么痛苦表情，说话还是慢声慢气。他想起了在《人物》杂志上读到的季羡林文章《留德十年》，还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季羡林百感交集。他说，全书出版后，一定送胡乔木一册。这次探望之后不久，胡乔木便逝世了。再往后，季羡林《留德十年》全书出版。他感到，按照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做法，是应当将此书拿到逝者的坟前焚烧一本，算是送给老友的在天之灵。可是，胡乔木的骨灰都已撒在了自己曾经革命的地方。季羡林只好在纪念文章中说：“对我这后死者来说，却是极难排遣的。我面对这一本小书，泪眼模糊，魂断神销。”
胡乔木逝世一年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怀念乔木》的纪念文章。文章中，他对自己的待人方式，有所反思：“我同乔木相交60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是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生性使然，无法改变。”可是，胡乔木逝世后，他却更多地想起这位朋友。用他的话说：“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味我们60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他觉得，这是他先前很少感觉到的。由此他认为：“乔木是了解我的。”这是于私；于公，“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于社会上对胡乔木的一些看法，作为老友，似乎有站出来辩解的需要：“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
写这篇文章时，季羡林也已届耄耋高龄，所以，“怀念与悲思在心中的积淀也就越来越深厚，厚到令人难以承担的程度”。对于老友胡乔木逝世，“无疑又在我心灵中增加了一份极为沉重的负担”。
从胡乔木与季羡林的交往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人的职位、职业，可以不同，甚至可以有极大差异，可是，在最基本的人的层面上，并不影响人们之间心灵的交往，不影响长久的友谊。胡乔木与季羡林的交往可为见证。（题图为晚年的季羡林）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