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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农村问题资深专家。1913年生，山西省太谷县人。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职期间，多次受中央委托，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农民“闯一闯”，杜润生“试一试”，邓小平“看一看”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的方针政策，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可惜，在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杜润生被毛泽东批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农业迅速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结果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正是这种严重失误和曲折的历史教训，使许多农民、干部、领导，特别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杜润生，清醒地认识到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支持的“包产到户”是正确的。因此，文革后复出的杜润生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坚定的责任感带头支持“包产到户”的决策，他富有策略地在起草中央文件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使文件中“不准”、“不许”包产到户的政策语言，逐步演变为“可以”在贫困地区，后来又“可以”在其它地区包产到户，到了第五个中央文件就使包产到户的性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了。这样，包产到户由“姓资”演变为“姓社”了，不合法变成合法了。
胡锦涛讲“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同样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勇敢的闯关。在包产到户与反包产到户的艰苦斗争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至邓子恢、彭德怀、杜润生，下到省地县乡村的不少干部，甚至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农民杨伟名，都遭到过批判、斗争，不少人为了包产到户家破人亡。杜润生为了总结推广群众包产到户经验，创造了过渡性的、阻力较少的概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集体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机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对“包产到户”，杜润生为农民争取到了合法地“试一试”包产到户的权利。他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采用过的“耕者有其田”，代替被左派反对的“土地私有化”。
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是邓小平对待农村改革的态度是“看一看”，即允许农民闯、杜润生试，他自己是看一看，干好了就拍板接着干，有问题就改。因此，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又在请示中央同意后，同各省市、自治区一起办了38个农村改革实验区，对各种改革政策进行地区性试验，为中央起草农业改革文件提供了科学依据。各省又有自己的农村改革实验区和总结农民改革新经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上下互动。邓小平拍板定案，“看”了几年后，肯定“闯”与“试”的实践结果。
“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
为了说服对包产到户思想不通的干部，万里赞扬杜润生是“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当省委书记会上有争论时，当时的领导人让杜润生去讲讲，他从工厂工人可以负责一台机床，完成生产计划定额的责任制讲起，说明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农民像工人负责机床一样负责一块土地的农业生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因此，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工人承包机器完成生产任务的责任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承包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杜润生尽力说服了对包产到户有所怀疑的高级干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全党高度一致的支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杜润生注意争取领导支持。连续五年，1982—1986年每年发出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成为广大农民包产到户的令箭和定心丸。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又成立了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联络室等，加上38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成果，使杜润生的政策建议直接来自于农民、基层，使农研室的政策建议和起草的一号文件，真正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心愿和农村的问题。
对于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等赞颂之词，杜润生连连摆手，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在2008年8月7日回答海外媒体的问题时，杜润生在谈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成绩时说，“没有包产到户，就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同时也不忘农村改革工作的不足之处。他很遗憾，农民还没有自己的组织——农会。上世纪80年代他向邓小平建议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又解释道，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有矛盾，还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说：“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后再说。”20年过去了，邓小平的遗愿还没有实现。杜润生的眼光朝向远方，他在期待农民的组织能早日出现。他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他的心和农民的心是相通的。（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农村问题资深专家。1913年生，山西省太谷县人。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后改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任职期间，多次受中央委托，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农民“闯一闯”，杜润生“试一试”，邓小平“看一看”
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共同纲领》的方针政策，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可惜，在急于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杜润生被毛泽东批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农业迅速实现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结果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正是这种严重失误和曲折的历史教训，使许多农民、干部、领导，特别是作为历史见证人的杜润生，清醒地认识到得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邓子恢支持的“包产到户”是正确的。因此，文革后复出的杜润生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坚定的责任感带头支持“包产到户”的决策，他富有策略地在起草中央文件的过程中，一步步地使文件中“不准”、“不许”包产到户的政策语言，逐步演变为“可以”在贫困地区，后来又“可以”在其它地区包产到户，到了第五个中央文件就使包产到户的性质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了。这样，包产到户由“姓资”演变为“姓社”了，不合法变成合法了。
胡锦涛讲“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农民和农村工作者同样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勇敢的闯关。在包产到户与反包产到户的艰苦斗争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上至邓子恢、彭德怀、杜润生，下到省地县乡村的不少干部，甚至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农民杨伟名，都遭到过批判、斗争，不少人为了包产到户家破人亡。杜润生为了总结推广群众包产到户经验，创造了过渡性的、阻力较少的概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与农户双层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集体土地农户承包经营机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对“包产到户”，杜润生为农民争取到了合法地“试一试”包产到户的权利。他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采用过的“耕者有其田”，代替被左派反对的“土地私有化”。
值得肯定和赞扬的，是邓小平对待农村改革的态度是“看一看”，即允许农民闯、杜润生试，他自己是看一看，干好了就拍板接着干，有问题就改。因此，以杜润生为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又在请示中央同意后，同各省市、自治区一起办了38个农村改革实验区，对各种改革政策进行地区性试验，为中央起草农业改革文件提供了科学依据。各省又有自己的农村改革实验区和总结农民改革新经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上下互动。邓小平拍板定案，“看”了几年后，肯定“闯”与“试”的实践结果。
“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
为了说服对包产到户思想不通的干部，万里赞扬杜润生是“能够讲出所以然”的学者型官员。当省委书记会上有争论时，当时的领导人让杜润生去讲讲，他从工厂工人可以负责一台机床，完成生产计划定额的责任制讲起，说明农村的土地是集体的，农民像工人负责机床一样负责一块土地的农业生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因此，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工人承包机器完成生产任务的责任制一样，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他有说服力地回答了承包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在邓小平等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杜润生尽力说服了对包产到户有所怀疑的高级干部，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保持了全党高度一致的支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杜润生注意争取领导支持。连续五年，1982—1986年每年发出一个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成为广大农民包产到户的令箭和定心丸。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又成立了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联络室等，加上38个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成果，使杜润生的政策建议直接来自于农民、基层，使农研室的政策建议和起草的一号文件，真正如实反映了农民的心愿和农村的问题。
对于农民说“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立了大功，是农民的恩人”，农村干部说“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方面军指挥员”等等赞颂之词，杜润生连连摆手，谦逊地说：“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
在2008年8月7日回答海外媒体的问题时，杜润生在谈到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成绩时说，“没有包产到户，就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同时也不忘农村改革工作的不足之处。他很遗憾，农民还没有自己的组织——农会。上世纪80年代他向邓小平建议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又解释道，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有矛盾，还应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会。邓小平说：“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后再说。”20年过去了，邓小平的遗愿还没有实现。杜润生的眼光朝向远方，他在期待农民的组织能早日出现。他关注着农民的命运，他的心和农民的心是相通的。（作者为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