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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不是学者。但在晚清后期，在光绪朝的三十三年间，他却与教育、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同作于光绪元年的这两部书，《书目答问》和《轩语》，便提供了最初的例证。
那一年，张之洞三十八岁，正在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两书都是写给本省初学者看的普及性读物。张之洞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轩语》则“真是告示公牍一例物事”。也许他当初自己也没有料到，两书刊行后，很快便突破了省界限制，风行海内，没几年就已有数种翻刻本，包括两书的合编本，在读书家中近于“家置一编”。尤其是《书目答问》，被一些学者视作可以上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佳制。近二十年后康有为在两广讲学还说，书目“精要且详，莫如《书目答问》”，“可常置怀袖熟记，学问自进”。史学家陈垣直到晚年还承认，他少年时对四书五经以外的学问发生兴趣，即得力于《书目答问》的导引。
当然，对这两部书的成功，张之洞是很得意的。他在晚年再提及时，便不那么谦了，说是当初“撰”此两书教士，“宗旨纯备，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这引起一些学者的含蓄不满乃至公开批评。《轩语》所设定的读者对象，本来是害怕岁考的秀才，渴望进学的童生，以及三家村的塾师之类，内容就是如何学做绅士，如何通经读史，如何应付考试，总之是自命钦使的学官教训学生的“发落语”。没有学者愿意著文就此同他争论。《书目答问》则不同。当初张之洞虽说它不是著述，却又自负地说，“其去取分类，及偶加注记，颇有深意，即是无数语言，非仅止开一书单也”。真是这样吗？还有，这部书真是张之洞本人所“撰”的吗？
轩语，直白就是“天子使者的告诫”。书名已规定了说话的对象与限度。如前所述，学政的权力所及，主要是本省的诸生和童生。所谓诸生，不论是拿地方政府津贴的廪膳生，虽无奖学金或有定额的增广生，或者是初入官学而等待升级的附学生，都属于帝国政府所认可的“士”。他们虽然还不像高一层的举人贡生那样，已具有初等候补文官的资格，却享有与这种身份俱来的若干特权。可以穿着缘青的蓝绸长袍，可以免缴人头税并免服杂差，可以见官不跪并免受官刑，可以参与地方宗教的或公益的事务，可以成為家族的当然代表乃至首领，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考试或捐纳晋入候补文官的层次而获得更大的特权。诸如此类，都是童生所没有的。因此，诸生和童生，同属于“生”，即所谓儒者，在仍然存在中世纪的等级身份制的晚清，实际上分属治人者和被治者两大类。童生通不过学政主持的院试，只好终身做“白丁”。张之洞从来重视身份和等级。他把已有初级绅士身份的诸生，作为首要说教对象，是很自然的。但他也很清楚，由于他中解元到列鼎甲的顺遂，由于他握有进退士绅身份的权柄，因而那些渴望博取一袭青衿的童生们，将更会视他的“告戒”为“举业指南”。这就是《轩语》叙目强调正文三篇语多浅近的缘由。张之洞还以为这三篇，“中人以下及乡塾童蒙未能遽领”，又附录“别说二十四条，告教授初学者”。这更是直接指点学做帖括诀窍和进场规矩。
然而全书并非“科举考试指南”。正文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其中只有下篇真在讨论如何做“时文”以应付程试，旨在帮助“良材困学”在场屋中不致因犯规犯忌而被黜落。张之洞虽是两榜出身，但对科举考试却没有好感，身任学政而奚落八股，在湖北任内已如此。首篇教童生习做八股，篇题却用了颇含调侃意味的“学究语”，以示他“在官言官谊”而无可奈何。
中篇所谓的“学”，便撇开了相沿八百年的帖括之学，而大谈应该通过读四部书而增进学问，逐一列举阅读经史子集的门径，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可读的版本目录。尽管他也说“为学忌分门户”，“读书期于明理”以及“致用”，实际介绍的却是清代汉学家读书治学的常识。谁都知道，清中叶吴皖两派汉学家的宗师惠栋和江永，都终老于诸生。从科举制度鼓励读书人应把金榜题名作为最高追求的传统来说，张之洞如此提倡“作秀才后宜读书”，大有存心“误人子弟”的气味。
有趣的还是上篇。对诸生说行，自然是指与士绅身份相称的行为守则，包括道德、人品、志向、气节、见识、习尚等等。这一篇罗列的守则共十七条，但都在清廷颁布的所谓圣谕、学规之外。据张之洞说，那些教条都已刻在碑上，写在书上，用不着再解说，“兹择其切于今日世风、本省士习者言之”。
说些什么呢？通观十七条，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位“天使”，最爱说“不”。后十条守则都以“戒”字开头，从“戒早开笔为文”，到“戒滥保”、“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讲学误入迷途”，直到“戒洋烟”，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国，士林普遍存在的恶劣风气何等严重。但前七条守则，虽属肯定命题，其解释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谓“同治中兴”的外观，掩盖官绅社会的肮脏程度，真如清末谴责小说的描绘。
例如第一条“德行谨厚”，解说如次：“德行不必说到精深微妙处。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
例如第二条“人品高峻”，解说如次：“不涉讼，不出入衙门，不结交吏胥；不参与本州县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渔；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武生勿与‘帽顶’往来(原注：蜀人谓匪类为帽顶)；——即为有品。”
两条解说不到一百八十字，却有十九个“不”字。而由“不”字所肯定的道德人品标准那样低微，甚至说没有欺诈劫略行径，便算“德行谨厚”，没有钻营舞弊劣迹，就是“人品高峻”。很难想象，这竟是对所谓四民之楷模、帝国之俊彦，所提出的行为尺度。两百年前，顾炎武曾提议“废天下之生员”，以为科举取士实为政府腐败的根由。黄宗羲没有那么激烈，但也说这种取士法，“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们都是备受张之洞推崇的人物。看来他推崇顾黄的理由，不尽因为他们是经史之学的大家，还由于他们对人才教育方面的见识。《轩语》关于诸生操行的要求，通篇都是“不”字“戒”字，连“宜”字即应该如何也罕见。这是否表示张之洞已觉得八股取士的情形，远比明代更糟，作为选拔人材的制度，非废除不可呢？至少在这时还没有见诸他的言论。但他到处兴办书院学堂的活动，则可说明他的确在寻求某种替代“举业”的方式。三十年后，即一九○五年，已有千余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就在张之洞主持下废除。效应固然出乎张之洞的逆料，教育制度的这一重要改革，没有挽救他所效忠的大清帝国，反而加速了帝国的官与绅的分裂，使皇帝很快成为紫禁城的囚徒，颇似作法自毙。但教育改革到底将读书人从八股教条的桎桔中解脱出来，促使大群旧式士人转变为近代型的知识分子。这又是中国社会涤荡中世纪污秽的必要条件。因而，在这一点上，对张之洞作诛心之论，未必公允。
相形之下，《书目答问》更受学林重视。于是张之洞去世不久，便发生了著作权的问题。
问题是缪荃孙提出的。晚年自号艺风老人的缪荃孙，从光绪元年在成都拜张之洞为师以后，备受张之洞提携，几乎是如影随形。直到张之洞在一九○九年去世前夕，还要学部奏派他任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正监督。但在清亡后，他自编年谱以及其他文字，都说《书目答问》是他代“撰”的，虽然还说“撰”时曾得到藏书家章寿康之“助”。此说得到叶德辉、柳诒徵的支持。因而在学术界相当流行。
那一年，张之洞三十八岁，正在提督四川学政任上。两书都是写给本省初学者看的普及性读物。张之洞曾自嘲说，《书目答问》“可作公牍观，不可作著述观”，《
当然，对这两部书的成功，张之洞是很得意的。他在晚年再提及时，便不那么
然而全书并非“科举考试指南”。正文三篇，“上篇语行，中篇语学，下篇语文”。其中只有下篇真在讨论如何做“时文”以应付程试，旨在帮助“良材困学”在场屋中不致因犯规犯忌而被黜落。张之洞虽是两榜出身，但对科举考试却没有好感，身任学政而奚落八股，在湖北任内已如此。首篇教童生习做八股，篇题却用了颇含调侃意味的“学究语”，以示他“在官言官谊”而无可奈何。
中篇所谓的“学”，便撇开了相沿八百年的帖括之学，而大谈应该通过读四部书而增进学问，逐一列举阅读经史子集的门径，甚至不厌其烦地列举可读的版本目录。尽管他也说“为学忌分门户”，“读书期于明理”以及“致用”，实际介绍的却是清代汉学家读书治学的常识。谁都知道，清中叶吴皖两派汉学家的宗师惠栋和江永，都终老于诸生。从科举制度鼓励读书人应把金榜题名作为最高追求的传统来说，张之洞如此提倡“作秀才后宜读书”，大有存心“误人子弟”的气味。
有趣的还是上篇。对诸生说行，自然是指与士绅身份相称的行为守则，包括道德、人品、志向、气节、见识、习尚等等。这一篇罗列的守则共十七条，但都在清廷颁布的所谓圣谕、学规之外。据张之洞说，那些教条都已刻在碑上，写在书上，用不着再解说，“兹择其切于今日世风、本省士习者言之”。
说些什么呢？通观十七条，给人的印象，就是这位“天使”，最爱说“不”。后十条守则都以“戒”字开头，从“戒早开笔为文”，到“戒滥保”、“戒好讼”、“戒孳孳为利”、“戒讲学误入迷途”，直到“戒洋烟”，已使人感到由四川到全国，士林普遍存在的恶劣风气何等严重。但前七条守则，虽属肯定命题，其解释所用的“不”字之多，更令人感到所谓“同治中兴”的外观，掩盖官绅社会的肮脏程度，真如清末谴责小说的描绘。
例如第一条“德行谨厚”，解说如次：“德行不必说到精深微妙处。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不为家庭事兴讼，不致以邪僻事令人告讦，不谋人良田美产；住书院者不结党妄为，无论大场小场守规矩不生事；贫者教授尽心，富者乐善好施、广兴义学、捐钱多买书籍置于本处书院；——即为有德。”
例如第二条“人品高峻”，解说如次：“不涉讼，不出入衙门，不结交吏胥；不参与本州县局事，——必不得已入局者不侵渔；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武生勿与‘帽顶’往来(原注：蜀人谓匪类为帽顶)；——即为有品。”
两条解说不到一百八十字，却有十九个“不”字。而由“不”字所肯定的道德人品标准那样低微，甚至说没有欺诈劫略行径，便算“德行谨厚”，没有钻营舞弊劣迹，就是“人品高峻”。很难想象，这竟是对所谓四民之楷模、帝国之俊彦，所提出的行为尺度。两百年前，顾炎武曾提议“废天下之生员”，以为科举取士实为政府腐败的根由。黄宗羲没有那么激烈，但也说这种取士法，“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他们都是备受张之洞推崇的人物。看来他推崇顾黄的理由，不尽因为他们是经史之学的大家，还由于他们对人才教育方面的见识。《
相形之下，《书目答问》更受学林重视。于是张之洞去世不久，便发生了著作权的问题。
问题是缪荃孙提出的。晚年自号艺风老人的缪荃孙，从光绪元年在成都拜张之洞为师以后，备受张之洞提携，几乎是如影随形。直到张之洞在一九○九年去世前夕，还要学部奏派他任筹建中的京师图书馆正监督。但在清亡后，他自编年谱以及其他文字，都说《书目答问》是他代“撰”的，虽然还说“撰”时曾得到藏书家章寿康之“助”。此说得到叶德辉、柳诒徵的支持。因而在学术界相当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