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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现代主义相比,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更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以及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现代主义把主体自我视为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源泉,后现代主义则以群体为先;现代主义是以竞争和支配的模式为基础,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却是合作;现代主义认为社会为个人而存在,后现代主义者则关心每一个体的幸福;现代主义主张事物之间的机械性关联,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一切生物间的有机联系;现代主义常常自我鼓吹,否弃传统,后现代主义却能够尊重传统智慧。
关键词: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共同福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02
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世界观,它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助于指导世界领导们放弃现代主义的那些错误看法,以及它所导致的那些不明智的过分行为;是否存在着在努力建设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界时,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都必须遵守的君临天下的准则?现代主义宣称:别无他途,“我们选择的是唯一之路”。针对这一说法,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对于当今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答案。
现代西方哲学始于1600年左右。勒内•笛卡尔,这位“现代思想之父”完成了一个转折,即把主观视为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源泉。笛卡尔视动物“仅仅为机器”,而自然只不过是心灵与思想进行探险的背景。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者们则以群体或社会中人的群集为先。正如诗人约翰•多恩所说,“天下无人是孤岛”。一个人的消费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如,当城市仅仅是根据人们对汽车消费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可持续性运输系统来设计的话,那么乡村里的农民会呼吸到汽车释放的尾气,其他国家的人就会被迫承担汽车的污染造成的后果。社会并非人类所独有,只有我们的生态系统繁荣了,我们人类才会繁荣。
现代哲学是以竞争和支配的模式为基础的。早在1649年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就坚称,人类的情况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因此人间的生命是“龌龊、野蛮而短暂的”。难怪后来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论很快地被现代主义者解释为具有一种“血口利爪”(诗人丁尼生语)的性质。这一支配态度表现在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所有方面: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浅色人种对深色人种的支配,大国对小国的支配,科学对宗教的支配,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富人对穷人的支配。
相比之下,后现代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却是合作。我们认为,刚才罗列的那些对立面并非是彼此不能接受的。我们并不相信,人的天性注定要不断地相互斗争,不断地与自然斗争。我们甚至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生物进化史:在现代主义者看到的那些“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关系。甚至还有更鲜明的对比:在领导(大多数男性)把“大男子”看作人类历史支配性模式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向女权主义作家学习,把村庄和家族里由男女及儿童组成的社区视为模范。
现代哲学家之所以易犯这头两个错误,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看法:个人优于社会,社会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所以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成了美国现代主义理想的代言人。他认为,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将每一个人的自由最大化。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教导说: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男性)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径直引申了这一传统,他认为,只有当某人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他人,国家才可限制该人的自由。任何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都属于“私人范围”;只有像杀人这类的直接造成伤害的行为,才属于公共范围,应受到政府的限制。
相对于这种“自由化的”政治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集体化的。我们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社会的福祉而工作。我们很多个人的决定——我们买什么,用什么,我们业余时间干什么——都对其他人,其它生物产生影响,因而成为我们的公民同胞关心的对象。不直接伤害他人,这一标准已经远远不够了。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们必须关心所有人的发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关心我们共同的幸福。
大多数的现代哲学都是建立在机械模式的基础上的。笛卡尔教导说,万物都是由“广延的材料”,即拉丁语说的res extensa(广延事物)组成的。我前面提到过的托马斯•霍布斯说过,万物都是“运动中的物质” 。牛顿的物理学竭力要通过作用于物质的力的规律来解释天下的一切运动。1648年,比利时化学家海尔蒙特曾写道“一切生命都是化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曾是“一切事物都是宗教的”这一观点的得力批评者,他把一切人的生命和思想,一切文化和文明,都解释成是我们神秘的“自私基因”的表现。在这一说法的启示下,阿兰•巴斯波姆曾说:“金属丝,化学品,我们不过就是这样的东西而已——金属丝,化学品。”
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思想强调一切生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伟大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怀特海就把他自己的巨著说成是“机体哲学”。现在我们知道,整个生物圈包含着各种有机关系,形成了一个交错的统一网络。因此,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这一现代性的黑暗之子,会讨伐一切形式的生物思维,这就不令人惊奇了。生物学教导说,生命之网是一个由各种体系构成的一个体系。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做计划时,最好要贯彻这一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违背了生物健康的条件,我们这个种类最终是不可能存活的。
最后,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还是自己的鼓吹者。它认为,人类历史以往所有的阶段都是“前科学的”,因而不如这一“科学时代”。一切旧的政治制度,旧的哲学,人类组织和社会的一切旧形式,都已被取代,应该被抛弃。在“进步,进步”的口号下,现代主义看重它自己的成就,而贬低人类已往的一切。这种执拗地专注于将来的态度,它的主要牺牲品就是人类传承下来的哲学和宗教。随着城市的扩张,旧的社区被拆毁;为了便于农业工商业来替代传统的农场,村庄被消灭;为了便于为浩浩荡荡的科学和技术扫清道路,旧日的智慧传统也或遭埋葬或遭忽略。
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在利用过去的传统方面却是建设性的。我们并不想逃避现实,但我们确实也认识到,人类必须继承先辈的智慧,以发现应对当今挑战的方法。从过去流传下来的宗教、伦理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并非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只要经过阐释,它们就能对当前世界产生巨大作用。它们并非进步之敌,而是一些不可或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们犹如家庭中最老的成员,来自旧的世界。就像我们的祖父母一样,它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理解最新的发展。但是,它们也犹如长辈一样,带来了其他别的人不可能有的观察事物的视角。
如同生活中尊重长辈,尊重家庭中阅历丰富的成员是聪明的做法一样,尊重过去的智慧传统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强调的是:面对巨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科学或宗教,都不能独立应付。如果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只是一味地争取经济的利益和生活的舒适,生态系统就会凋零,物种会继续灭绝,也许上亿的人类会丧失生命。如果不将科学与世界的精神传统结合为一体,人类纵然可能活过现在这个世纪,但留给后人的将是一条千疮百孔之路。
这次大会的代表,应该说算是肩负起了雄心勃勃的历史使命。唯有充满勇气的人,才会为了实现一种新型人类文明(我们称它为生态文明)而走到一起来。这个会场所表现的合作精神要抛弃很多作为现代性特点的对立关系:男人对女人,西方对东方,科学家对哲学家,以及宗教人士对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一种合作的关系,对此有人会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吃惊。照现代主义者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与宗教人士永远不可能和谐地合作。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宗教,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状况,改变政治,实现乌托邦。现代主义时代的宗教也好不到哪里去。基督教就把当初创立者的那种温柔的灵性变成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它的那种与其它宗教,与哲学竞争的模式,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及恐外主义。对于基督教在现代时期所干的很多事,我都深感羞愧。它不是像耶稣当初教导的那样专注于个人的转变(转变心灵),以及他当初提倡的“义”,而是往往追求权力和高位。
如果我们要造就一种后现代文明,就必须要抛弃这些对立关系。比如,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应在一种被称为“解放神学”的国际运动中结成联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现在坐在我的讲堂,我们要一起来探索我们的生态世界观中人们共有的价值观。我们一起来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后现代辩证法”时,中国的教授们可以给我当老师。现在美国的很多后现代宗教人士都相信,集体主义的哲学比过去的“自治论自由主义”更接近基督教的本原。这样一来,从前的敌人成为了现在的伙伴。
我简单综述一下,以结束我的演讲。人类社群还很小的时候,世界似乎是广漠无垠的。每一文化都想用它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宗教来改善生活,来造就自己群体的繁荣。随着人口的增加,技术的发达,这些群体开始相互冲突。于是开始了民族间斗争的血腥时代,技术被用作糟蹋和劫掠地球的武器。现代人更是愚昧疯狂,以至于我们刚一创造出新的生命,它就处于灭亡的边缘。
但我们仍然看到了希望。在世界各处,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态文明的曙光。人们反对一心一意地追求个体利益,无论这一个体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或一种宗教。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必须基于将共同幸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那种使命。人心之变才会导致行为之变。不必相互争斗,我们可在怀特海的哲学,今天中国领导者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的宗教传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之间发现富有成果的合作方式。
也许有人会把我们称为“无望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的回答是直白的: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这个物种就会毁灭地球。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勇敢地向着一个新的生态纪元进军。我们愿意同今年的柯布共同福祉奖荣获者弗洛伊登伯格博士以及本次大会的其他杰出的演讲者一道,在这一新的生态纪元的名义下团结起来,为人类共同的幸福而努力!
注:此文为作者2010年美国第四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的发言稿,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美国中美现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周邦宪译。
(责任编辑 易 民)
关键词:现代主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共同福祉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0.05.002
是否存在着这样一种世界观,它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有助于指导世界领导们放弃现代主义的那些错误看法,以及它所导致的那些不明智的过分行为;是否存在着在努力建设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界时,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人都必须遵守的君临天下的准则?现代主义宣称:别无他途,“我们选择的是唯一之路”。针对这一说法,我们可以明确地肯定,对于当今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答案。
现代西方哲学始于1600年左右。勒内•笛卡尔,这位“现代思想之父”完成了一个转折,即把主观视为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源泉。笛卡尔视动物“仅仅为机器”,而自然只不过是心灵与思想进行探险的背景。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者们则以群体或社会中人的群集为先。正如诗人约翰•多恩所说,“天下无人是孤岛”。一个人的消费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如,当城市仅仅是根据人们对汽车消费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可持续性运输系统来设计的话,那么乡村里的农民会呼吸到汽车释放的尾气,其他国家的人就会被迫承担汽车的污染造成的后果。社会并非人类所独有,只有我们的生态系统繁荣了,我们人类才会繁荣。
现代哲学是以竞争和支配的模式为基础的。早在1649年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就坚称,人类的情况就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因此人间的生命是“龌龊、野蛮而短暂的”。难怪后来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论很快地被现代主义者解释为具有一种“血口利爪”(诗人丁尼生语)的性质。这一支配态度表现在人类生活和思想的所有方面:男人对女人的支配,浅色人种对深色人种的支配,大国对小国的支配,科学对宗教的支配,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富人对穷人的支配。
相比之下,后现代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却是合作。我们认为,刚才罗列的那些对立面并非是彼此不能接受的。我们并不相信,人的天性注定要不断地相互斗争,不断地与自然斗争。我们甚至以不同的方式来阅读生物进化史:在现代主义者看到的那些“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关系。甚至还有更鲜明的对比:在领导(大多数男性)把“大男子”看作人类历史支配性模式的地方,我们现在正向女权主义作家学习,把村庄和家族里由男女及儿童组成的社区视为模范。
现代哲学家之所以易犯这头两个错误,是因为他们有这样一个看法:个人优于社会,社会是为个人而存在的。所以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就成了美国现代主义理想的代言人。他认为,国家的目标就是要将每一个人的自由最大化。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教导说: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男性)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径直引申了这一传统,他认为,只有当某人的行为直接损害了他人,国家才可限制该人的自由。任何行为,只要不对他人造成伤害,都属于“私人范围”;只有像杀人这类的直接造成伤害的行为,才属于公共范围,应受到政府的限制。
相对于这种“自由化的”政治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则是集体化的。我们认为,国家的作用就是为了社会的福祉而工作。我们很多个人的决定——我们买什么,用什么,我们业余时间干什么——都对其他人,其它生物产生影响,因而成为我们的公民同胞关心的对象。不直接伤害他人,这一标准已经远远不够了。在一个后现代世界,我们必须关心所有人的发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关心我们共同的幸福。
大多数的现代哲学都是建立在机械模式的基础上的。笛卡尔教导说,万物都是由“广延的材料”,即拉丁语说的res extensa(广延事物)组成的。我前面提到过的托马斯•霍布斯说过,万物都是“运动中的物质” 。牛顿的物理学竭力要通过作用于物质的力的规律来解释天下的一切运动。1648年,比利时化学家海尔蒙特曾写道“一切生命都是化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曾是“一切事物都是宗教的”这一观点的得力批评者,他把一切人的生命和思想,一切文化和文明,都解释成是我们神秘的“自私基因”的表现。在这一说法的启示下,阿兰•巴斯波姆曾说:“金属丝,化学品,我们不过就是这样的东西而已——金属丝,化学品。”
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思想强调一切生物之间的有机联系。伟大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怀特海就把他自己的巨著说成是“机体哲学”。现在我们知道,整个生物圈包含着各种有机关系,形成了一个交错的统一网络。因此,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这一现代性的黑暗之子,会讨伐一切形式的生物思维,这就不令人惊奇了。生物学教导说,生命之网是一个由各种体系构成的一个体系。我们在制定政策和做计划时,最好要贯彻这一思想,因为如果我们违背了生物健康的条件,我们这个种类最终是不可能存活的。
最后,最重要的,现代主义还是自己的鼓吹者。它认为,人类历史以往所有的阶段都是“前科学的”,因而不如这一“科学时代”。一切旧的政治制度,旧的哲学,人类组织和社会的一切旧形式,都已被取代,应该被抛弃。在“进步,进步”的口号下,现代主义看重它自己的成就,而贬低人类已往的一切。这种执拗地专注于将来的态度,它的主要牺牲品就是人类传承下来的哲学和宗教。随着城市的扩张,旧的社区被拆毁;为了便于农业工商业来替代传统的农场,村庄被消灭;为了便于为浩浩荡荡的科学和技术扫清道路,旧日的智慧传统也或遭埋葬或遭忽略。
相比之下,后现代主义在利用过去的传统方面却是建设性的。我们并不想逃避现实,但我们确实也认识到,人类必须继承先辈的智慧,以发现应对当今挑战的方法。从过去流传下来的宗教、伦理传统——犹太教、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儒教、道教以及佛教——并非是博物馆里的展品。只要经过阐释,它们就能对当前世界产生巨大作用。它们并非进步之敌,而是一些不可或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们犹如家庭中最老的成员,来自旧的世界。就像我们的祖父母一样,它们不能像年轻人那样理解最新的发展。但是,它们也犹如长辈一样,带来了其他别的人不可能有的观察事物的视角。
如同生活中尊重长辈,尊重家庭中阅历丰富的成员是聪明的做法一样,尊重过去的智慧传统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强调的是:面对巨大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科学或宗教,都不能独立应付。如果每个人和每个国家都只是一味地争取经济的利益和生活的舒适,生态系统就会凋零,物种会继续灭绝,也许上亿的人类会丧失生命。如果不将科学与世界的精神传统结合为一体,人类纵然可能活过现在这个世纪,但留给后人的将是一条千疮百孔之路。
这次大会的代表,应该说算是肩负起了雄心勃勃的历史使命。唯有充满勇气的人,才会为了实现一种新型人类文明(我们称它为生态文明)而走到一起来。这个会场所表现的合作精神要抛弃很多作为现代性特点的对立关系:男人对女人,西方对东方,科学家对哲学家,以及宗教人士对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我想谈谈关于一种合作的关系,对此有人会感到困惑不解甚至吃惊。照现代主义者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与宗教人士永远不可能和谐地合作。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试图推翻宗教,以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状况,改变政治,实现乌托邦。现代主义时代的宗教也好不到哪里去。基督教就把当初创立者的那种温柔的灵性变成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它的那种与其它宗教,与哲学竞争的模式,助长了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及恐外主义。对于基督教在现代时期所干的很多事,我都深感羞愧。它不是像耶稣当初教导的那样专注于个人的转变(转变心灵),以及他当初提倡的“义”,而是往往追求权力和高位。
如果我们要造就一种后现代文明,就必须要抛弃这些对立关系。比如,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应在一种被称为“解放神学”的国际运动中结成联盟。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现在坐在我的讲堂,我们要一起来探索我们的生态世界观中人们共有的价值观。我们一起来总结我们这个时代的“后现代辩证法”时,中国的教授们可以给我当老师。现在美国的很多后现代宗教人士都相信,集体主义的哲学比过去的“自治论自由主义”更接近基督教的本原。这样一来,从前的敌人成为了现在的伙伴。
我简单综述一下,以结束我的演讲。人类社群还很小的时候,世界似乎是广漠无垠的。每一文化都想用它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宗教来改善生活,来造就自己群体的繁荣。随着人口的增加,技术的发达,这些群体开始相互冲突。于是开始了民族间斗争的血腥时代,技术被用作糟蹋和劫掠地球的武器。现代人更是愚昧疯狂,以至于我们刚一创造出新的生命,它就处于灭亡的边缘。
但我们仍然看到了希望。在世界各处,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生态文明的曙光。人们反对一心一意地追求个体利益,无论这一个体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国家,或一种宗教。一个可持续的世界必须基于将共同幸福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那种使命。人心之变才会导致行为之变。不必相互争斗,我们可在怀特海的哲学,今天中国领导者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以及世界的宗教传统(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之间发现富有成果的合作方式。
也许有人会把我们称为“无望的理想主义者”。我们的回答是直白的:如果我们不合作,我们这个物种就会毁灭地球。我们别无选择,唯有勇敢地向着一个新的生态纪元进军。我们愿意同今年的柯布共同福祉奖荣获者弗洛伊登伯格博士以及本次大会的其他杰出的演讲者一道,在这一新的生态纪元的名义下团结起来,为人类共同的幸福而努力!
注:此文为作者2010年美国第四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的发言稿,征得作者同意在本刊发表。美国中美现代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周邦宪译。
(责任编辑 易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