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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创办的一些报刊，高举抗战大旗，发布中共的抗日主张，传播抗战动态，报道军民的作战精神，成为抗战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它们呼吁国共两党合作，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抗敌力量的最大化;报刊关注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报刊是抗战的号角，是中共“喉舌”，是民众“灯塔”，也是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旗力量。
关键词：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游击战;报刊力量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2-0083-06
全面抗战后，为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调动国人抗敌的勇气和决心，彻底打败侵略者，中共先后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下简称《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以下简称《军政杂志》）等报刊。这些因应抗战要求而生的报刊，是文化抗战，旗帜抗战，传播着抗战的精神，引领着抗战的方向，彰显了报刊超乎寻常的作用。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也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①。
一、三种报刊创办的基本情况
全面抗战后，中共（含中央和地方组织）和八路军创办了一些报刊，其中，报纸比较著名的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救亡报》《抗战报》《战声报》《民先报》等;期刊比较著名的有《解放周刊》（也称《解放》）《共产党人》《团结》《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这些报刊在举国抗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以《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最为典型。
（一）《新中华报》
《新中华报》是1937年1月29日由其前身——《红色中华》改名而来（期号顺延《红色中华》，为第325期）。它先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报，一般为4开4版（特别时期会扩版）。油印。向仲华任主编，徐冰具体指导。汪伦、萧英、雷烨、员宪千、方树民、刘毅、黎光等参加编委工作②。9月9日，即《新中华报》发刊第390期时，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刊期由3日改为5日，铅印。1939年2月7日再次改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也从第474期后，重新排列期号，冠以“刷新”字样，并由5日刊改为3日刊。由向仲華、李初梨（曾用名李初黎）共同领导报社，徐冰参加具体主编工作③。因为该报经过了一次改名（也有人认为是改版）和一次改版，所以，有人将1937年1月29日至1938年12月25日这一时期的《新中华报》称为新报旧版，将1939年2月7日至1941年5月15日称为新报新版。《新中华报》设置的主要栏目有“社论”“专论”“战争形势”“战局动向”“战事报道”“国际形势”“青年呼声”“工人之路”“边区文艺”“边区文化”“读者信箱”等。
初创之时，毛泽东专门为其题写贺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王稼祥和陈云也为该报题词——“《新中华报》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有力武器”，“《新中华报》为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④ 该报着力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全面抗战路线，揭露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的阴谋、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全国人民抗战业绩、抗战经验;报道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建设情况⑤。报纸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登载的文章短小易懂，很受读者喜爱，贯彻了该报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
《新中华报》面向延安中共中央各机关及陕甘宁边区发行，也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行，发行工作由新华书店负责。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称《解放日报》出版。《新中华报》停刊，共出版230期。
（二）《解放周刊》
《解放周刊》是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本综合性政治理论刊物，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创办该刊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37年1月，当时中共中央刚刚迁到延安，就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等人组成了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解放周刊》的创刊工作。创刊后，由张闻天总负责，吴亮平任编辑主任，廖承志和徐冰先后担任秘书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廖承志、李初梨、吴冷西等先后担任编辑⑥。
初期的《解放周刊》每周出版一次，16开本，铅印。稿件编辑由《解放周刊》社负责，印刷制作由中共中央印刷厂负责，发行工作由新华书局（从第21期起改为新华书店）负责。创刊八个月后，因种种原因，不能保证每周出版一次，就改为半月刊（从1938年1月第28期起），刊物名也取消了“周刊”二字，改称——《解放》，《解放周刊》社也随之改称为《解放》社。但因为人们对《解放周刊》的称谓形成习惯，所以就一直沿用着过去的叫法——《解放周刊》（本文也这样沿用）。《周刊》设置了“时评”“专论”“翻译”“通讯”“转载”“文艺”等一些栏目。
《解放周刊》创刊号的封面是朱光设计，之后的封面（一直到第16期），均由廖承志领导的人员设计。这些封面版式多样（8种），印刷精美（木刻套色），大方醒目。从第l7期开始，改用毛泽东题写的刊名，把封面改为报头，沿用木刻版，只是印刷多采用了单色（个别套红）直到停刊。这样的设计，使刊物向报纸靠近，是以，当时中共高层习惯称之为《解放报》，即使在行文中，也常用“《解放报》”或“《解放》报”来表述。这样，《解放周刊》后来的称呼就被《解放报》所代替，并沿用下来⑦。
《周刊》以“中共中央在本报所公布的文件以及中共中央诸位负责同志在本报发表的文章”为“本报一切主张和言论的灵魂”⑧。以抗战救国、争取民主、全民解放等为宣传中心。一切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发民众关注之文，讲民众欲言之话，尽负责媒体之职，被称为“人民大众的刊物”⑨。 对于《周刊》的发展，毛泽东非常重视，专门为其题写刊名（从第17期开始）。抗战一周年时，毛泽东特意为该刊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发表在第43、44期合刊上）。毛泽东还经常过问或审阅《周刊》的宣传要点、社论和评论。
1941年5月16日，在《解放日報》出版后，8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停办《解放周刊》，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周刊》共出版发行了134期。
（三）《八路军军政杂志》
《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于1939年1月2日，它的前身是原红军《红星报》。创办的原因如毛泽东为该刊创刊号撰写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说的那样——“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资料。”⑩
该刊24开本，月刊，每期约11—12万字，铅印。由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印。面向军内外、国内外公开发行。订阅者众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订阅之列，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南洋槟榔屿《现代周刊》等国际有关机构也收藏该刊。《军政杂志》版面有套色木刻画页、铜版照片、图画、地图、题词等。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组成编委会，萧向荣任主编，郭化若负责编稿。栏目设置有“抗战言论”“战斗总结”“实战经验与战术研究”“政治工作”“对敌研究”“近古战争与古代战术研究”“战地通讯”“译丛”“专载”和“八路军、新四军捷讯汇报”等。
为祝贺《军政杂志》创刊，毛泽东作了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11} 首期还发表了王稼祥的《论目前战局与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王震的《悼贺营长云生同志》等文章，及萧向荣、穆青等人写的战地通讯等。
《军政杂志》集高度的政治和军事于一体，以抗战军队的建设为主线，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发表有益的抗战言论，揭露投降派的妥协阴谋;研究抗战策略方法，报道前线战况，总结部队建设经验;动员最广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抗战斗争。它作为共产党的喉舌，坚持民族大义，用实际行动投入抗战，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传递抗战实情，是一本深受军地双方和国内外读者喜爱的杂志。该刊于1942年3月停刊，共出版4卷39期。
总结三个报刊，具有以下三个共性：一是为抗战而专门创办的报刊;二是报刊的主旨是夺取抗战胜利;三是动员和武装群众参加抗战斗争。三个共性凝结成一个观点——报刊是为抗战而生。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其他报刊，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也是为抗战而生的，同样具有前述三个报刊的共性，这是国难赋予的责任。通过报刊把中共的大义传递出来，把中共与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告诉给人民，使人民了解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报刊的窗口作用，不但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更奠定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其撼人的力量体现在抗战中的方方面面。
二、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力量最大化
中共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是进入全面抗战后两次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是进行抗战斗争的纲领性文件。《红色中华》等报刊跟踪会议进程，及时将这些重要内容公之于众。《新中华报》在改名的当天就发表《和平统一 御侮救亡》的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应急起共同努力，为切实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任务而斗争”。{12} 《解放周刊》刊发了中共向全党发出的“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的告同志书{13}。这些报道显示出中共抗战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有担当、负责任的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坚定不移的决心。
就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述中共的文件明确地阐述了己方的态度和原则，国民党的反应如何呢？早在“西安事变”后，国共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初步共识。之后，中共“趁热打铁”，于1937年2月9日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说：“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14}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政策。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为实现全中国人民一致要求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愿望计，中国共产党愿意……进行关于调整两党关系之具体的谈判。以求达到两党合作共同抗日之目的。”{15} 4月，《解放周刊》刊发洛甫同志《迎接对日直接抗战的伟大时期的到来》的文章，该文在分析了目前的局势外，提出了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7月8日，因“卢沟桥事变”爆发，《解放周刊》第10期延迟发行，刊物立即拼版，迅速登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等急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6} 《周刊》发行后，在国人中引起极大反响，人们呼吁国民党立即与共产党合作，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22日，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之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也就团结御侮的必要性发表了谈话。国民党连续两天的“发声”，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基本建立。1938年1月，《解放周刊》针对合作载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在于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17} 用合作支持抗战，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符合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
与此同时，各报刊又通过刊文号召全国各阶层、各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踊跃地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解放周刊》第2期和第4期先后发表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文章。毛泽东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18} 1937年9月9日《新中华报》发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的社论， 呼吁全民增强民族意识，建立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机，指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争取抗日胜利的唯一办法。各报刊把中共抗日的政策和目的告知于国人，展露了自己的胸襟——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动员和争取了全国所有的抗战力量——形成对敌斗争的拳头。中共为实现上述目的，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如毛泽东分别致信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周恩来专门与张学良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结为友军的问题;毛泽东亲自给学界领袖蔡元培写信，希望他秉持抗日救国大义;等等。各报刊将中共高层人物的这些活动专门进行报道，表明共产党是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想促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是真诚的。在基层，各报刊把中共地方领导深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动用通讯形式呈现给读者。《新中华报》刊文说：“过去从志丹跑出去的民团和群众最近回来了许多，对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深表赞同与拥护。我们每一回群众工作，布置到区乡时，他们都积极地参加，是为了充实抗日的力量，并热烈的欢呼。”{19} 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的接触，也都迅速在中共报刊上得到报道。比如在陕西清涧县发生的故事——地方领导不断地向民团发放抗日宣传品，动员苏区人民经常向民团进行喊话，争取他们联合抗日。民团士兵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他们知道“联合抗日”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办法，“进攻抗日红军，太没道理，在抗日的前线上谁牺牲谁就是光荣的。”此后，他们或参加了红军，或与红军并肩作战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20}。各报刊刊发的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中共统一战线工作是全方位的，在争取着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希望在这场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抗战斗争中，能得到多方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它们坚信，只要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然而，在国共合作正在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推进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即将点燃。德意为了让日本迅速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摆脱其在中国的泥潭，就抛出了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阴谋。针对这种阴谋，《新中华报》1939年4月10日发布社论——《穷凶极恶的汪精卫卖国阴谋》，揭露敌人诱降是“离间我们民族的精诚团结——特别是进行离间国共的合作，以求达到覆灭我们中国的目的。”7月7日，该报又刊出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指出：“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反对投降与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21} 随后，各大报刊立即发表社论或时评，反投降、反分裂、反妥协成了宣传的主题，并对国民党顽固派及汉奸卖国贼的反共阴谋给予坚决回击——“这种新的反共高潮的主要实质，乃是亲日派响应德意劝降、日本诱降来阴谋利用反共成见以准备直接对日投降的毒辣阴谋。”且正告国内各党派、各阶层：“投降是我全民族的死路，是我抗日军队与全国人民的死路，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抗日人士的死路，也是抗战统帅、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死路。”{22} 妥协退让没有出路，只能葬送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解放周刊》社论呼吁国民党官兵“把枪口对准日寇而不应把枪口向着自己同胞”，“全国人民，一致起來，反对投降危险，反对反共内战”，要实现民族大业“只有团结抗战，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生路。”{23} 在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军政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讲到“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24} 多报刊共同发声，同仇敌忾，凝聚起一种力量，形成强大的声势，给投降妥协分子以有力打击，保持了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维护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
报刊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代表中共发表抗战宣言，力促国共两党友好合作，揭露妥协投降卖国行径，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关键作用。它们伴随着历史的脉搏，团结各方人士，凝聚起抗战共识，因而，一个由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为实现抗战力量的最大化做好了准备。
三、开展根据地建设，发挥游击战威力，争取持久抗战斗争的最后胜利
中共洛川会议决定了战区和敌后是其工作重心，确定了中共“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配合友军作战，钳制消灭敌人……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挫败日寇亡华的方针。”{25} 各报刊迅速将中共的这一方针向全国发布，《解放周刊》还在第15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动员各级政府响应中共号召，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下成立的军事、政治组织。1937年11月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之后中共又陆续创立了陕甘宁、晋冀豫、晋绥等根据地。截止到1938年12月，中共在华北、华中、华南等9省都有了抗日根据地，其总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6千余万{26}。作为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为自己政治方针的抗日根据地，抗战建国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27}。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即是践行这项伟大的事业。各报刊把这项伟大的事业向全国人民作了描绘，增添了国人抗敌斗争的斗志。于是，报刊乘势而上，进一步报道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宣传根据地的战斗作用，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根据地工作。《新中华报》在“工人之路”栏目里说：工友们紧急动员起来，参加游击队，在日寇左右前后去攻打敌人，配合军队作战，为保卫边区和日本鬼子拼命。工友们协助政府和军队准备粮食和牲口，帮助军队运输，救护伤兵，组织难民欢迎和慰劳友军。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自由幸福和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28}。实践证明：敌后根据地是共产党的坚强后盾。
抗日根据地，人民是靠山。为了说明人民的重要性，各报刊发了朱德1937年6月23日接受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访问时的谈话：“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29} 依靠群众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可以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敌人实现围攻，发挥群众中的巨大能量。如果我们武装百万学生、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若能把其中的能量激发出来，那我们的力量便大过敌人好几倍，在这场持久的战争中，我们便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依靠人民抗战，最好的作战方式就是游击战。因为游击战灵活多变，分散可以发动群众，集中可以消灭敌人。利用地形地貌，诱敌上当受骗。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不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便于运用。有效的游击战争能够很好地发挥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它具有牵制敌人、干扰敌人，让其腹背受击，且分不清前线与后方的效用，从而打乱敌人的行动计划，展开我军的作战部署，配合正面战场进行战斗。军队方面也可以使用游击战，在兵力的部署和作战时机的选择上灵活机动，做到速战速决。也能给敌人的交通、补给、指挥、行动等造成破坏，削弱敌人的战力。洛川会议要求红军根据抗战的客观形势，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这样的安排是从红军的前途、抗战的前景及中华民族的命运所做的考虑。若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作用，将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各报刊还倡议同胞们加强团结，合力对付入侵之敌。1937年8月20日，红军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解放周刊》迅即刊发。“同胞书”讲道：“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30} 8月22日，为体现共产党的合作诚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周刊》将红军抗战的志气向全国发布，只表明一种态度——红军将不畏死、兵不惜命誓与抗战共存亡。与此同时，在中国这块被蹂躏的土地上，红军没有忘记她的另一个重要守护者——国军。故而，《周刊》立即将红军给友军发的《告抗日友军将士书》公开发布。该书提醒国军将士：“我们和你们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中华军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31} 共同的民族责任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也实现了国共两军的融合。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对于国军的御敌表现，中共的报刊也及时予以报道。如《新中华报》于1938年1月10日头版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军飞机十六架，日前飞往芜湖轰炸敌之飞机场，炸毁敌机六架，将敌在芜湖飞机场完全炸毁，传同时又炸沉敌舰二只，我空军近来在南场大显神威。”{32} 这就说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不仅能获取战斗上的胜利， 更能赢得人心，得到支持，如此下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精神上有了一种正义的动因。
资料显示，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8月，在这段时间内八路军和华北友军共钳制了整个华北敌军19个师团，占全国敌军（42个师团）45%{33}。进入1940年，由于正面抗战的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达到摧毁我国抗战力量巩固占领区的目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不但无法兑现，其自身也深陷在中国人民抗敌的汪洋大海之中。
报刊紧贴抗战斗争需求，对于百姓，通过宣传、指导，使民众受到了教育、增长了见识、明白了道理，使根据地的发展和敌后力量不断壮大与加强。对于国军官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述民族大义，唤起民族觉醒，蓄积民族力量，投入到这场正义的战争之中。报刊还教育国人在面对这场残酷的斗争时，还要有一种理性认识：“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34} 做好了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时刻准备着用生命铺就胜利的道路。
四、结语
在“抗战”这场以穷敌富、以弱克强、以劣势对优势、以正义斗邪恶的人民战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的是一个团结合作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人民。这场战争的胜利，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民族进步的车轮。它们作为中共的喉舌，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军侵华的阴谋，控诉其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它们弘扬抗战精神，协助中共动员爱国人士投入到这场救国救民的战争之中。尤其是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刊在宣传中胸怀家国天下，时刻关注民族利益。它们凝聚民族情感，用兄弟情、同胞爱去劝说、教育各类人员行动起来，冲破困难，坚决保卫祖国的山河;它们关注根据地的发展，号召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引导敌后根据地去牵制敌人、消耗敌人，支援正面战场，夺取抗战完全胜利。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实证明：报刊的力量是明显的、强大的，其配合中共开展的抗敌行为是富有成效的。它们是文化抗战的旗帜，引领着抗战的斗争方向;它们是中共的助手，人民的眼睛，尽管它们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抗战中的作用是永恒的。它们的成效说明，斗争不仅需要枪杆子，也同样离不开笔杆子。它们告诉世界，报刊就是战旗，具有难以估量的战斗力，任何一种力量对它都不能小觑。
注释：
①⑧ 本刊编者：《〈解放〉二周年纪念》，《解放》1939年第70期。
②③ 王巨才：《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第31册，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312页。
④ 张静如、梁志祥：《中国共产党通志》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⑤ 袁文伟：《陕西抗战记忆丛书·抗战中的陕西民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页。
⑥⑦⑩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报刊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1、254页。
⑨《〈解放周刊〉社启事》，《解放周刊》1937年第1期。
{11} 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期。
{12} 佚名：《和平统一 御侮救亡》，《新中华报》1937年1月29日。
{1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15} 社论：《国民党三中全会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向》，《新中华报》1937年3月13日。
{16}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周刊》1937年第10期。
{17} 张闻天：《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1938年第28期。
{18}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解放周刊》1937年第4期。
{19} 力如：《在抗日阵线上出一份力》，《新中华报》1937年3月1日。
{20} 马文□：《清涧县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近来在各方面的开展》，《新中华报》1937年2月16日。
{21} 毛泽东： 《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6期。
{22}{23} 社论：《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解放》1940年第120期。
{2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
{25} 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26} 李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1937年7月—1949年9月）》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27} 社論：《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解放》1941年第124期。
{28} 佚名：《起来，为保卫边区而战》，《新中华报》1938年3月25日。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1页。
{30}{31} 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3、504页。
{32} 佚名：《我空军轰炸芜湖毁敌机六架》，《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
{33} 社论：《粉碎敌人“扫荡”计划 坚持华北抗战》，《解放》1939年第82期。
{34}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193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吕满文，《史学月刊》编辑部编辑，河南开封，475001。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地;游击战;报刊力量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0）12-0083-06
全面抗战后，为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调动国人抗敌的勇气和决心，彻底打败侵略者，中共先后创办了《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以下简称《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以下简称《军政杂志》）等报刊。这些因应抗战要求而生的报刊，是文化抗战，旗帜抗战，传播着抗战的精神，引领着抗战的方向，彰显了报刊超乎寻常的作用。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也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①。
一、三种报刊创办的基本情况
全面抗战后，中共（含中央和地方组织）和八路军创办了一些报刊，其中，报纸比较著名的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救亡报》《抗战报》《战声报》《民先报》等;期刊比较著名的有《解放周刊》（也称《解放》）《共产党人》《团结》《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这些报刊在举国抗战的关键时期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以《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最为典型。
（一）《新中华报》
《新中华报》是1937年1月29日由其前身——《红色中华》改名而来（期号顺延《红色中华》，为第325期）。它先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报，一般为4开4版（特别时期会扩版）。油印。向仲华任主编，徐冰具体指导。汪伦、萧英、雷烨、员宪千、方树民、刘毅、黎光等参加编委工作②。9月9日，即《新中华报》发刊第390期时，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刊期由3日改为5日，铅印。1939年2月7日再次改版，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报纸也从第474期后，重新排列期号，冠以“刷新”字样，并由5日刊改为3日刊。由向仲華、李初梨（曾用名李初黎）共同领导报社，徐冰参加具体主编工作③。因为该报经过了一次改名（也有人认为是改版）和一次改版，所以，有人将1937年1月29日至1938年12月25日这一时期的《新中华报》称为新报旧版，将1939年2月7日至1941年5月15日称为新报新版。《新中华报》设置的主要栏目有“社论”“专论”“战争形势”“战局动向”“战事报道”“国际形势”“青年呼声”“工人之路”“边区文艺”“边区文化”“读者信箱”等。
初创之时，毛泽东专门为其题写贺词——“把《新中华报》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王稼祥和陈云也为该报题词——“《新中华报》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有力武器”，“《新中华报》为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而奋斗”。④ 该报着力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全面抗战路线，揭露和打击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的阴谋、罪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全国人民抗战业绩、抗战经验;报道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建设情况⑤。报纸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工人、农民，登载的文章短小易懂，很受读者喜爱，贯彻了该报密切联系群众的办报方针。
《新中华报》面向延安中共中央各机关及陕甘宁边区发行，也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发行，发行工作由新华书店负责。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改称《解放日报》出版。《新中华报》停刊，共出版230期。
（二）《解放周刊》
《解放周刊》是1937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的一本综合性政治理论刊物，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创办该刊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37年1月，当时中共中央刚刚迁到延安，就由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凯丰（何克全）等人组成了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解放周刊》的创刊工作。创刊后，由张闻天总负责，吴亮平任编辑主任，廖承志和徐冰先后担任秘书长，并主持日常工作;廖承志、李初梨、吴冷西等先后担任编辑⑥。
初期的《解放周刊》每周出版一次，16开本，铅印。稿件编辑由《解放周刊》社负责，印刷制作由中共中央印刷厂负责，发行工作由新华书局（从第21期起改为新华书店）负责。创刊八个月后，因种种原因，不能保证每周出版一次，就改为半月刊（从1938年1月第28期起），刊物名也取消了“周刊”二字，改称——《解放》，《解放周刊》社也随之改称为《解放》社。但因为人们对《解放周刊》的称谓形成习惯，所以就一直沿用着过去的叫法——《解放周刊》（本文也这样沿用）。《周刊》设置了“时评”“专论”“翻译”“通讯”“转载”“文艺”等一些栏目。
《解放周刊》创刊号的封面是朱光设计，之后的封面（一直到第16期），均由廖承志领导的人员设计。这些封面版式多样（8种），印刷精美（木刻套色），大方醒目。从第l7期开始，改用毛泽东题写的刊名，把封面改为报头，沿用木刻版，只是印刷多采用了单色（个别套红）直到停刊。这样的设计，使刊物向报纸靠近，是以，当时中共高层习惯称之为《解放报》，即使在行文中，也常用“《解放报》”或“《解放》报”来表述。这样，《解放周刊》后来的称呼就被《解放报》所代替，并沿用下来⑦。
《周刊》以“中共中央在本报所公布的文件以及中共中央诸位负责同志在本报发表的文章”为“本报一切主张和言论的灵魂”⑧。以抗战救国、争取民主、全民解放等为宣传中心。一切以民族利益为出发点，发民众关注之文，讲民众欲言之话，尽负责媒体之职，被称为“人民大众的刊物”⑨。 对于《周刊》的发展，毛泽东非常重视，专门为其题写刊名（从第17期开始）。抗战一周年时，毛泽东特意为该刊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发表在第43、44期合刊上）。毛泽东还经常过问或审阅《周刊》的宣传要点、社论和评论。
1941年5月16日，在《解放日報》出版后，8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停办《解放周刊》，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周刊》共出版发行了134期。
（三）《八路军军政杂志》
《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于1939年1月2日，它的前身是原红军《红星报》。创办的原因如毛泽东为该刊创刊号撰写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说的那样——“为了提高八路军的抗战力量，同时也为了供给抗战友军与抗战人民关于八路军抗战经验的参考资料。”⑩
该刊24开本，月刊，每期约11—12万字，铅印。由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印。面向军内外、国内外公开发行。订阅者众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在订阅之列，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南洋槟榔屿《现代周刊》等国际有关机构也收藏该刊。《军政杂志》版面有套色木刻画页、铜版照片、图画、地图、题词等。由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组成编委会，萧向荣任主编，郭化若负责编稿。栏目设置有“抗战言论”“战斗总结”“实战经验与战术研究”“政治工作”“对敌研究”“近古战争与古代战术研究”“战地通讯”“译丛”“专载”和“八路军、新四军捷讯汇报”等。
为祝贺《军政杂志》创刊，毛泽东作了题词：“停止敌人的进攻，准备我们的反攻。”{11} 首期还发表了王稼祥的《论目前战局与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萧劲光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王震的《悼贺营长云生同志》等文章，及萧向荣、穆青等人写的战地通讯等。
《军政杂志》集高度的政治和军事于一体，以抗战军队的建设为主线，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发表有益的抗战言论，揭露投降派的妥协阴谋;研究抗战策略方法，报道前线战况，总结部队建设经验;动员最广大的人力、物力来支持抗战斗争。它作为共产党的喉舌，坚持民族大义，用实际行动投入抗战，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传递抗战实情，是一本深受军地双方和国内外读者喜爱的杂志。该刊于1942年3月停刊，共出版4卷39期。
总结三个报刊，具有以下三个共性：一是为抗战而专门创办的报刊;二是报刊的主旨是夺取抗战胜利;三是动员和武装群众参加抗战斗争。三个共性凝结成一个观点——报刊是为抗战而生。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创办的其他报刊，不管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也是为抗战而生的，同样具有前述三个报刊的共性，这是国难赋予的责任。通过报刊把中共的大义传递出来，把中共与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告诉给人民，使人民了解共产党，支持共产党。报刊的窗口作用，不但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更奠定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其撼人的力量体现在抗战中的方方面面。
二、促成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力量最大化
中共1937年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和1938年9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是进入全面抗战后两次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是进行抗战斗争的纲领性文件。《红色中华》等报刊跟踪会议进程，及时将这些重要内容公之于众。《新中华报》在改名的当天就发表《和平统一 御侮救亡》的文章，号召“全国人民应急起共同努力，为切实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任务而斗争”。{12} 《解放周刊》刊发了中共向全党发出的“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的告同志书{13}。这些报道显示出中共抗战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也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有担当、负责任的政党，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坚定不移的决心。
就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述中共的文件明确地阐述了己方的态度和原则，国民党的反应如何呢？早在“西安事变”后，国共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初步共识。之后，中共“趁热打铁”，于1937年2月9日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说：“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14}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政策。3月13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为实现全中国人民一致要求之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愿望计，中国共产党愿意……进行关于调整两党关系之具体的谈判。以求达到两党合作共同抗日之目的。”{15} 4月，《解放周刊》刊发洛甫同志《迎接对日直接抗战的伟大时期的到来》的文章，该文在分析了目前的局势外，提出了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7月8日，因“卢沟桥事变”爆发，《解放周刊》第10期延迟发行，刊物立即拼版，迅速登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等急件，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16} 《周刊》发行后，在国人中引起极大反响，人们呼吁国民党立即与共产党合作，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22日，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之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也就团结御侮的必要性发表了谈话。国民党连续两天的“发声”，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基本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基本建立。1938年1月，《解放周刊》针对合作载文：“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中心关键，就是在于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这个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国共两党的合作。”{17} 用合作支持抗战，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这符合统一战线的基本要求。
与此同时，各报刊又通过刊文号召全国各阶层、各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踊跃地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解放周刊》第2期和第4期先后发表毛泽东《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篇文章。毛泽东告诉全国人民，“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18} 1937年9月9日《新中华报》发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的社论， 呼吁全民增强民族意识，建立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机，指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争取抗日胜利的唯一办法。各报刊把中共抗日的政策和目的告知于国人，展露了自己的胸襟——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人民利益;动员和争取了全国所有的抗战力量——形成对敌斗争的拳头。中共为实现上述目的，开展了一些具体工作，如毛泽东分别致信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天津市长张自忠、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刘汝明呼吁组成抗日联合战线;周恩来专门与张学良谈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结为友军的问题;毛泽东亲自给学界领袖蔡元培写信，希望他秉持抗日救国大义;等等。各报刊将中共高层人物的这些活动专门进行报道，表明共产党是热爱和平、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想促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态度是真诚的。在基层，各报刊把中共地方领导深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间，去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行动用通讯形式呈现给读者。《新中华报》刊文说：“过去从志丹跑出去的民团和群众最近回来了许多，对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深表赞同与拥护。我们每一回群众工作，布置到区乡时，他们都积极地参加，是为了充实抗日的力量，并热烈的欢呼。”{19} 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的接触，也都迅速在中共报刊上得到报道。比如在陕西清涧县发生的故事——地方领导不断地向民团发放抗日宣传品，动员苏区人民经常向民团进行喊话，争取他们联合抗日。民团士兵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他们知道“联合抗日”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办法，“进攻抗日红军，太没道理，在抗日的前线上谁牺牲谁就是光荣的。”此后，他们或参加了红军，或与红军并肩作战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20}。各报刊刊发的消息让全国人民了解到中共统一战线工作是全方位的，在争取着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希望在这场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抗战斗争中，能得到多方人士的参与和支持。它们坚信，只要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 然而，在国共合作正在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推进之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也即将点燃。德意为了让日本迅速参加帝国主义战争，摆脱其在中国的泥潭，就抛出了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阴谋。针对这种阴谋，《新中华报》1939年4月10日发布社论——《穷凶极恶的汪精卫卖国阴谋》，揭露敌人诱降是“离间我们民族的精诚团结——特别是进行离间国共的合作，以求达到覆灭我们中国的目的。”7月7日，该报又刊出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一文，指出：“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反对投降与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21} 随后，各大报刊立即发表社论或时评，反投降、反分裂、反妥协成了宣传的主题，并对国民党顽固派及汉奸卖国贼的反共阴谋给予坚决回击——“这种新的反共高潮的主要实质，乃是亲日派响应德意劝降、日本诱降来阴谋利用反共成见以准备直接对日投降的毒辣阴谋。”且正告国内各党派、各阶层：“投降是我全民族的死路，是我抗日军队与全国人民的死路，是各党各派无党无派抗日人士的死路，也是抗战统帅、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死路。”{22} 妥协退让没有出路，只能葬送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解放周刊》社论呼吁国民党官兵“把枪口对准日寇而不应把枪口向着自己同胞”，“全国人民，一致起來，反对投降危险，反对反共内战”，要实现民族大业“只有团结抗战，才是我们民族唯一的生路。”{23} 在抗战爆发两周年之际，《军政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讲到“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24} 多报刊共同发声，同仇敌忾，凝聚起一种力量，形成强大的声势，给投降妥协分子以有力打击，保持了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维护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健康发展。
报刊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代表中共发表抗战宣言，力促国共两党友好合作，揭露妥协投降卖国行径，在关键时刻发挥出关键作用。它们伴随着历史的脉搏，团结各方人士，凝聚起抗战共识，因而，一个由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为实现抗战力量的最大化做好了准备。
三、开展根据地建设，发挥游击战威力，争取持久抗战斗争的最后胜利
中共洛川会议决定了战区和敌后是其工作重心，确定了中共“对抗日战争的政治领导，配合友军作战，钳制消灭敌人……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挫败日寇亡华的方针。”{25} 各报刊迅速将中共的这一方针向全国发布，《解放周刊》还在第15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动员各级政府响应中共号召，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下成立的军事、政治组织。1937年11月聂荣臻在山西五台山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开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敌后战场。之后中共又陆续创立了陕甘宁、晋冀豫、晋绥等根据地。截止到1938年12月，中共在华北、华中、华南等9省都有了抗日根据地，其总面积约为2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6千余万{26}。作为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为自己政治方针的抗日根据地，抗战建国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27}。根据地的发展和扩大即是践行这项伟大的事业。各报刊把这项伟大的事业向全国人民作了描绘，增添了国人抗敌斗争的斗志。于是，报刊乘势而上，进一步报道根据地的建设情况，宣传根据地的战斗作用，鼓励人们积极参与根据地工作。《新中华报》在“工人之路”栏目里说：工友们紧急动员起来，参加游击队，在日寇左右前后去攻打敌人，配合军队作战，为保卫边区和日本鬼子拼命。工友们协助政府和军队准备粮食和牲口，帮助军队运输，救护伤兵，组织难民欢迎和慰劳友军。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保护自己的自由幸福和争取全国抗战的最后胜利{28}。实践证明：敌后根据地是共产党的坚强后盾。
抗日根据地，人民是靠山。为了说明人民的重要性，各报刊发了朱德1937年6月23日接受美国学者托马斯·彼森访问时的谈话：“中国要打败日本，必须靠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国民党如果以为只要用它的精锐正规军再加上西方帝国主义的援助就行了，那它是打错了算盘”。因为“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是不能打败现代化的日本军队的，只有群众性的人民抗战才能打赢这场战争。”{29} 依靠群众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可以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对敌人实现围攻，发挥群众中的巨大能量。如果我们武装百万学生、工人和农民起来斗争，若能把其中的能量激发出来，那我们的力量便大过敌人好几倍，在这场持久的战争中，我们便有绝对胜利的把握。
依靠人民抗战，最好的作战方式就是游击战。因为游击战灵活多变，分散可以发动群众，集中可以消灭敌人。利用地形地貌，诱敌上当受骗。能打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声东击西，不与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便于运用。有效的游击战争能够很好地发挥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它具有牵制敌人、干扰敌人，让其腹背受击，且分不清前线与后方的效用，从而打乱敌人的行动计划，展开我军的作战部署，配合正面战场进行战斗。军队方面也可以使用游击战，在兵力的部署和作战时机的选择上灵活机动，做到速战速决。也能给敌人的交通、补给、指挥、行动等造成破坏，削弱敌人的战力。洛川会议要求红军根据抗战的客观形势，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变为分散使用的游击军和游击战。这样的安排是从红军的前途、抗战的前景及中华民族的命运所做的考虑。若忽视游击队和游击军的作用，将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各报刊还倡议同胞们加强团结，合力对付入侵之敌。1937年8月20日，红军发布《为东下抗日告同胞书》，《解放周刊》迅即刊发。“同胞书”讲道：“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不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不把汉奸卖国贼完全肃清，决不停止。”{30} 8月22日，为体现共产党的合作诚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周刊》将红军抗战的志气向全国发布，只表明一种态度——红军将不畏死、兵不惜命誓与抗战共存亡。与此同时，在中国这块被蹂躏的土地上，红军没有忘记她的另一个重要守护者——国军。故而，《周刊》立即将红军给友军发的《告抗日友军将士书》公开发布。该书提醒国军将士：“我们和你们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中华军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胜利，要不做亡国奴，只有亲密团结起来，结成铁的长城。”{31} 共同的民族责任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合作，也实现了国共两军的融合。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对于国军的御敌表现，中共的报刊也及时予以报道。如《新中华报》于1938年1月10日头版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我军飞机十六架，日前飞往芜湖轰炸敌之飞机场，炸毁敌机六架，将敌在芜湖飞机场完全炸毁，传同时又炸沉敌舰二只，我空军近来在南场大显神威。”{32} 这就说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不仅能获取战斗上的胜利， 更能赢得人心，得到支持，如此下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精神上有了一种正义的动因。
资料显示，从抗战全面爆发到1939年8月，在这段时间内八路军和华北友军共钳制了整个华北敌军19个师团，占全国敌军（42个师团）45%{33}。进入1940年，由于正面抗战的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达到摧毁我国抗战力量巩固占领区的目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不但无法兑现，其自身也深陷在中国人民抗敌的汪洋大海之中。
报刊紧贴抗战斗争需求，对于百姓，通过宣传、指导，使民众受到了教育、增长了见识、明白了道理，使根据地的发展和敌后力量不断壮大与加强。对于国军官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阐述民族大义，唤起民族觉醒，蓄积民族力量，投入到这场正义的战争之中。报刊还教育国人在面对这场残酷的斗争时，还要有一种理性认识：“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34} 做好了长期抗战的思想准备，时刻准备着用生命铺就胜利的道路。
四、结语
在“抗战”这场以穷敌富、以弱克强、以劣势对优势、以正义斗邪恶的人民战争中，中华民族表现出的是一个团结合作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人民。这场战争的胜利，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民族进步的车轮。它们作为中共的喉舌，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揭露日军侵华的阴谋，控诉其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它们弘扬抗战精神，协助中共动员爱国人士投入到这场救国救民的战争之中。尤其是实行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刊在宣传中胸怀家国天下，时刻关注民族利益。它们凝聚民族情感，用兄弟情、同胞爱去劝说、教育各类人员行动起来，冲破困难，坚决保卫祖国的山河;它们关注根据地的发展，号召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放手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引导敌后根据地去牵制敌人、消耗敌人，支援正面战场，夺取抗战完全胜利。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实证明：报刊的力量是明显的、强大的，其配合中共开展的抗敌行为是富有成效的。它们是文化抗战的旗帜，引领着抗战的斗争方向;它们是中共的助手，人民的眼睛，尽管它们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在抗战中的作用是永恒的。它们的成效说明，斗争不仅需要枪杆子，也同样离不开笔杆子。它们告诉世界，报刊就是战旗，具有难以估量的战斗力，任何一种力量对它都不能小觑。
注释：
①⑧ 本刊编者：《〈解放〉二周年纪念》，《解放》1939年第70期。
②③ 王巨才：《延安文艺档案·延安文学》第31册，太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312页。
④ 张静如、梁志祥：《中国共产党通志》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页。
⑤ 袁文伟：《陕西抗战记忆丛书·抗战中的陕西民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页。
⑥⑦⑩ 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报刊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1、251、254页。
⑨《〈解放周刊〉社启事》，《解放周刊》1937年第1期。
{11} 毛泽东：《〈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1期。
{12} 佚名：《和平统一 御侮救亡》，《新中华报》1937年1月29日。
{13}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三六——一九三八年）》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3页。
{14}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史》（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15} 社论：《国民党三中全会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向》，《新中华报》1937年3月13日。
{16}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周刊》1937年第10期。
{17} 张闻天：《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抗战胜利》，《解放》1938年第28期。
{18} 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解放周刊》1937年第4期。
{19} 力如：《在抗日阵线上出一份力》，《新中华报》1937年3月1日。
{20} 马文□：《清涧县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近来在各方面的开展》，《新中华报》1937年2月16日。
{21} 毛泽东： 《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6期。
{22}{23} 社论：《目前时局的严重危机》，《解放》1940年第120期。
{2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年第7期。
{25} 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26} 李践为：《中国共产党历史（1937年7月—1949年9月）》第2册，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
{27} 社論：《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解放》1941年第124期。
{28} 佚名：《起来，为保卫边区而战》，《新中华报》1938年3月25日。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1页。
{30}{31} 金冲及：《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3、504页。
{32} 佚名：《我空军轰炸芜湖毁敌机六架》，《新中华报》1938年1月10日。
{33} 社论：《粉碎敌人“扫荡”计划 坚持华北抗战》，《解放》1939年第82期。
{34} 朱德：《实行对日抗战》，《解放周刊》1937年第12期。
作者简介：吕满文，《史学月刊》编辑部编辑，河南开封，475001。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