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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应该学习香港,公私并立,有分流。而中国医疗保险的制度问题真正较为严重的是在农村。
在发达社会,比如克林顿在任期内也曾对美国动过大手术。当时,克林顿让下面的人找两个样本做参照。一是西欧模式,二是澳大利亚模式。克林顿对澳大利亚模式最看好。一是比较公平,二是效率不算低,不至于出现巨大浪费。
我在美国生活了10年,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年,在欧洲做研究待了两年。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一个模式,欧洲以英国模式较为典型,此外,就是澳大利亚模式。事实上,中国香港模式是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拼凑。
最简单地说,美国的医疗保险是跟着雇用机构走的。如果你有幸被一个非常有钱的机构聘请,同时,这个机构对职员的医疗保险也比较关注,它能够在法律的底线之内做得很好,那么,你得到的医疗保险的质和量就相当好,而个人和家庭所要分摊的那部分就很少。
相反,如果你是自我雇用,就像中国的个体户和家庭企业一样,或者不是被全职雇用,雇用机构就可以在法律上钻漏洞。他们要么一点也不提供,要么提供的数量极少,而个人需要承担的比例极大。像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一年花2.4万亿美元在公共医疗卫生上,还有近8000万人没有常规的医疗保险,差不多占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原因就在这里。在美国,职业的变动非常大,除了大学终身教授,很少有人被终身雇用。
英国模式则基本上是全民都有医疗保险。但正因为全民化,个人出钱的比例很小,所以英国公共医疗慢到人们不敢相信的程度。道理很简单,在这种体制下,小病可以当中病看,中病可以当大病看,但医院的医疗资源有限,这就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人们在评价英国医疗制度的时候,浪费和无效都是抱怨的对象。英国有一种极端情况,当有人感觉自己身体有问题,得排队等到一两年后才轮到自己,但等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
香港模式则是二者的拼凑。香港永久居民中没有找到很好雇用机构的人,可以享受公立医院的服务,花钱很少。比如,第一次去公立医院挂号看病只付100港币,同样的病复诊,只要再付60港币。哪怕是住急诊病房,医院派出价格很高的专门医疗小组服务,每天也只要付100港币。这个费用包括护士、药品、住院以及医生的诊疗等。
但香港公立医院还没到英国公立医院那样慢的程度。这可能和地方的大小有关,香港是个城市,英国则是一个国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有一个提供私人医疗服务的庞大从业队伍。香港有钱人不少,还有一些被很好的机构雇用的人,比如大学教授,可以在雇主提供的保险计划的前提下,不用求助于公立医院。这样得到的服务就要快捷得多,得到名医服务的机会也多。香港公私并立的体制,使公立医院的负担不是很重。对于私人诊所,中国必须制定好相关法律让它们很好地发展起来。在公立医院,有钱人和没钱人花费同样的资源,结果一定会造成十分扭曲的现象。
澳大利亚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和中国相差不大,但其公立医院效率要高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基数小,全国人口还不到2000万,资源却非常丰富。
中国大陆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应该学习香港,公私并立,有分流。而中国医疗保险的制度问题真正较为严重的是在农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为了拉选票,很匆忙地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那个时候台湾人均GDP还不是很高,到现在已经实行了10余年。台湾和香港不一样的是,台湾还有3到4成的人口在农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社会。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好好借鉴一下台湾过去10余年的经验教训。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在发达社会,比如克林顿在任期内也曾对美国动过大手术。当时,克林顿让下面的人找两个样本做参照。一是西欧模式,二是澳大利亚模式。克林顿对澳大利亚模式最看好。一是比较公平,二是效率不算低,不至于出现巨大浪费。
我在美国生活了10年,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年,在欧洲做研究待了两年。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一个模式,欧洲以英国模式较为典型,此外,就是澳大利亚模式。事实上,中国香港模式是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拼凑。
最简单地说,美国的医疗保险是跟着雇用机构走的。如果你有幸被一个非常有钱的机构聘请,同时,这个机构对职员的医疗保险也比较关注,它能够在法律的底线之内做得很好,那么,你得到的医疗保险的质和量就相当好,而个人和家庭所要分摊的那部分就很少。
相反,如果你是自我雇用,就像中国的个体户和家庭企业一样,或者不是被全职雇用,雇用机构就可以在法律上钻漏洞。他们要么一点也不提供,要么提供的数量极少,而个人需要承担的比例极大。像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一年花2.4万亿美元在公共医疗卫生上,还有近8000万人没有常规的医疗保险,差不多占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原因就在这里。在美国,职业的变动非常大,除了大学终身教授,很少有人被终身雇用。
英国模式则基本上是全民都有医疗保险。但正因为全民化,个人出钱的比例很小,所以英国公共医疗慢到人们不敢相信的程度。道理很简单,在这种体制下,小病可以当中病看,中病可以当大病看,但医院的医疗资源有限,这就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人们在评价英国医疗制度的时候,浪费和无效都是抱怨的对象。英国有一种极端情况,当有人感觉自己身体有问题,得排队等到一两年后才轮到自己,但等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
香港模式则是二者的拼凑。香港永久居民中没有找到很好雇用机构的人,可以享受公立医院的服务,花钱很少。比如,第一次去公立医院挂号看病只付100港币,同样的病复诊,只要再付60港币。哪怕是住急诊病房,医院派出价格很高的专门医疗小组服务,每天也只要付100港币。这个费用包括护士、药品、住院以及医生的诊疗等。
但香港公立医院还没到英国公立医院那样慢的程度。这可能和地方的大小有关,香港是个城市,英国则是一个国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有一个提供私人医疗服务的庞大从业队伍。香港有钱人不少,还有一些被很好的机构雇用的人,比如大学教授,可以在雇主提供的保险计划的前提下,不用求助于公立医院。这样得到的服务就要快捷得多,得到名医服务的机会也多。香港公私并立的体制,使公立医院的负担不是很重。对于私人诊所,中国必须制定好相关法律让它们很好地发展起来。在公立医院,有钱人和没钱人花费同样的资源,结果一定会造成十分扭曲的现象。
澳大利亚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和中国相差不大,但其公立医院效率要高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基数小,全国人口还不到2000万,资源却非常丰富。
中国大陆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应该学习香港,公私并立,有分流。而中国医疗保险的制度问题真正较为严重的是在农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为了拉选票,很匆忙地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那个时候台湾人均GDP还不是很高,到现在已经实行了10余年。台湾和香港不一样的是,台湾还有3到4成的人口在农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社会。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好好借鉴一下台湾过去10余年的经验教训。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