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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博爱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学说之一，它根植于中国传统道德与西方伦理碰撞融合的土壤。孙中山对红十字会的关注和社会救助理念的完善，吸纳了中国古代与近代慈善文化的精粹，融合了西方慈善公益福利的元素，试图建立“天下为公”的法治社会。从慈善文化视角再探孙中山的博爱观，对认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转型不无裨益，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人文道德和当代社会建设治理具有现实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慈善文化;博爱观念;社会救助
近年来，孙中山相关研究逐渐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学界关注到孙中山对于社會民生、国家建设的诸多构建与努力。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他以“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己任，在民族精神文化建设中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孙中山的博爱观主张“救国之仁”“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和“济贫养民”，这与慈善文化中的“道德仁爱”“养济结合”理念相得益彰。它既包含政治范围里对政府责任的判定，也囊括中国传统固有的人文道德关怀。
“博爱”作为孙中山民生建设核心观念之一，学界涌现了一批综合型、专题型研究成果。孙中山博爱思想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时期，21世纪初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时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且集中讨论孙中山“博爱”思想内涵、产生原因和渊源、地位评价等方面。随着当今社会治理能力要求的不断提升，以不同学科、视角看待博爱观已是现今孙中山文化研究的新热点。本文拟从孙中山社会文化研究的视角，讨论其慈善博爱观的具体内容，并对其博爱观在中国传统慈善向近代转型中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作初步梳理。
一、设想：孙中山的“博爱”主张
“博爱”旨在突破血缘的亲属关系，对所有人施以同等的情感关怀。从情感上看，它安抚了革命战乱年间惨遭横祸的民众百姓;从社会功能上看，它明确了社会救助职责和政府建设方案，并“内化为一种常态的社会文化”。孙中山的博爱观，兼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并随着革命进程不断进化拓展，其精髓在公天下精神、民生建设情怀和红十字会救助三方面。
（一）安老怀少，天下为公
孙中山博爱思想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儒家学说，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观念是“博爱”的初级形态。儒家的社会理想状态是父慈子孝，社会伦理的运行秉持礼法。孙中山在其基础上强调了政府对社会秩序的调控性，“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孙中山的博爱本意除了社会伦理的理论构建，也尝试将理论融入社会体制中，以文化的积淀和政府的有效管控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其博爱观超越儒家理念的是，意识到社会构成阶层的差异性，受西方启蒙思想的熏陶，认为“博爱是一种人生权利”。任职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还倡导男女平等，关怀受军阀和恶势力剥削欺凌的民众，关爱难民和穷苦同胞。
孙中山的博爱观也超越了阶级、民族与国界。1906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博爱”主张：“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1912年，孙中山又提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并且，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之博爱“为人类谋幸福，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这些表述表明了博爱思想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变化，其“博爱”的适用范围从一国革命扩展到社会主义，彰显了孙中山对“博爱”认知的升华。诚如林家有教授所言：“爱我中华是孙中山博爱观之精粹” ，其立足于中华本土，并在与世界发展潮流里相通，共同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追求。
（二）实业济贫，建设民生
孙中山认为民生为国家建设之首，“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等压制贫者是也。” 国难当头之际，社会环境动荡，民众尚不能安居，大批土地无人耕种，商人和手工业者濒临破产。此种情形下，孙中山认为，“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此处博爱不仅指政治革命上的建立民主政府，也是对于社会各行业亟待复兴的深切的民生关注。
孙中山博爱观的民生关注要之有三：其一，在农民与土地问题上，从“平均地权”“核定地价”再到“耕者有其田”，其贯彻“养民”宗旨，力图实现“农民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求很便宜的饭吃”。其二，在工人问题上，提出要“节制资本”，以此抑制阶级之间的社会差距，企望“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其民本思想传承了儒家对大同世界的构想，以政府手段控制社会性问题，属于理想型状态，也是对美好社会的殷切期盼。其三，在济贫工作上，主张兴办实业，并借助行政力量予民生以保障。1895年，孙中山就已提出“兴大利以厚民生，必使吾果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的观点，其在建立福利制度、保护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上作了诸多建设性工作，由此可见其博爱观中已基本具备了西方福利国家意识。
（三）红十字会救助
对于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的结缘，池子华等学者已有专门性著作和论文讨论。池子华教授认为，孙中山博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不可忽略的是，红十字会倡导的人道、博爱理念才是其源头活水。诚然，在孙中山个人经历中，其与红十字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便认识了“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康德黎。“伦敦蒙难”后不久，1897年，孙中山受柯士宾委托，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翻译成中文。
与其说红十字的人道博爱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源头活水，更可认为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红十字会活动影响着孙中山的博爱观念，而孙中山的博爱观与个人学说融合，兼顾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趋势，形成独特的社会发展观。孙中山在《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译序中提道：“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在被委托翻译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为用甚宏，人多欲知其理，故各国好善之士亟为推广”，已翻译成多国语言版本。反观中国，19世纪中叶依旧是传统医学的流行年代，孙中山翻译译本将西方医学救治方式和红十字会理念传入了中国。除此之外，受红十字会理念熏陶的孙中山身体力行，倡导践行博爱理念。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立案时，正是孙中山的坚决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得以有立足之地。1918年当美国红十字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招募医护人员时，驻扎广州的孙中山及大元帅府积极配合，以巡游、助演方式征募医护人员和募款。孙中山推动世界各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事实表明，其博爱观念与其实践结合愈加根深蒂固。 二、交错：孙中山博爱观与慈善文化的关系
从常义理解，慈善常被视为奉献爱心、付出而不求回报。若将慈善文化具体化，则发现其中含括了仁爱、养济教育的思想理念，和完整的救济体制、相关法令。孙中山博爱思想有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它诞生于近代中西文化碰撞时期，也经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时期。孙中山的博爱思想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发扬，其中含有的民生建设和济世救人的内容与慈善文化是不谋而合的。
（一）中西文化融合
在理论上，孙中山博爱观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大同均平理念和西方宗教人文主义思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虽然各家对“博爱”的表述不同，然其性質相似，蕴含了救人济世和福利社会的道德情怀。慈善讲究爱人与友善，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构成中国慈善文化的核心体系，至晚清时期，西方宗教慈善强烈冲击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使其渐趋融合。因此从思想层面来看，二者均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
在实践上，孙中山博爱观也有一定程度的中西慈善文化融合。再以红十字会为例，红十字运动起源于西方，它贯通人道、博爱、奉献的宗旨，采用的均是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孙中山在《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本中，主要向国人介绍红十字的现代医学外科创伤救护内容。而在战时，红十字会组织和派出医疗队救护伤兵，在战地发挥人道主义的救援精神和作用。
（二）近代转型与实践
孙中山的博爱观与慈善文化融合，可被视为近代慈善思想的实践先例。
中国传统慈善的特点有三：一是政府为主体，民间慈善补充;二是以养济为主，救助偏消极，多慈善救济却缺乏慈善教育;三是以家族为本位，与封建社会相适应。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认识到灾害与贫困的严重影响，“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明确提出了养民济贫的主张，这时的他依旧把所有期望寄托于清政府。就个人而言，他已具有基本的慈善博爱观念，但更多还是传统的救济观念。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指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这时孙中山的慈善博爱观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侧重于政府全力主导解决民生问题，通过行政力量和社会救助调节社会财富，这一观点在他的革命实践和政府建设里未曾改变。
同时，孙中山博爱观里也有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学习。最为典型的是教育方面，孙中山关注国民教育的普及，认为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尤其重视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只有大多数人教育程度提高，人才数量才会增加，国家才能进步。近代教养兼施成为慈善事业的主要形态，国民教育的普及是孙中山对社会民众的关爱，也是政府建设必须重视的事业。此外，孙中山革命和民生建设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社会募捐，他募捐的手段方式也与近代慈善相似。若赈绢“瞬届期满”，则“此项赈绢自应停止征收，以恤商艰”。
（三）慈善文化对民生主义的补充
“博爱”与“互助”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两大主要思想，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实践中亦相互交融。孙中山博爱观吸纳了慈善文化的精粹，慈善文化对博爱观乃至民生主义起到了补充作用。
一方面体现在政府机构设置的专门性。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十分注重社会救助问题。在政府官职设置上，内务部主管救济和社会福利，民治科专项掌管公益善举事项。各项社会救助活动面对的主要对象是贫民、灾民、妇女、儿童，机构的专门设置是孙中山博爱观的实施运行，也是慈善事业在近代专门化的体现。
另一方面是法制化的保障。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社会事业局，管理孤老、灾害防疫和监督公益慈善团体，由此建立常设性专门机构。1924年《赈灾慈善奖券章程》标志社会救助成为政府法定职能，社会救助体制基本确立。虽然法制化进程局限在历史条件中，政府落实上渐渐成为一纸空文，但立法实践凸显了孙中山在慈善救助方面的先进性，具有进步意义。它增添了孙中山民生主义和博爱观的层次多样性，也为民国和今日慈善救助提供了借鉴。
三、审视：孙中山博爱观的现实意义
诚然，孙中山博爱观虽有付诸实践的意图，但其本身更多是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且受限于历史环境而无法实现。在探讨孙中山博爱观时，常常由政治史观掌控着整体评价导向。但是，若从社会文化和慈善文化发展视角来看，孙中山博爱观对现今社会治理依旧有启迪借鉴作用。
（一）弘扬人文道德理念
《周易》云：“刚柔并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孙中山的博爱观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表达，它融合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超越了西方“博爱”中明显的阶级观念，为千千万万中国民众谋求幸福、追求世界共同发展与和平，其道德理念与层次是超越前人视角的。
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仍旧呼唤人文关怀。就个人来说，人与人的交往需要带有博爱，包括家庭和谐关系的建构、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照顾，人文道德理念的培育有助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个人道德情操。就社会而言，加强人文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氛围，才更容易实现人与国家的全面发展。就国家民族复兴来看，人文道德理念本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孙中山的博爱观不仅在争取民族独立中起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日仍昭示社会文明进步追求的价值和意义。
（二）建设社会治理体系
孙中山的博爱观是近代政府管理和民生建设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它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同时坚持政府在对社会救济体制工作的主导作用，“综上述之各种收入（低价税、铁路收入、矿业收入），将供给国家政费之需要而有余，然后举其余额，以兴办教育及最要之慈善事业……吾人应注意青年之养育与衰老羸弱者之安抚。”在政府发挥作用程度和社会群体关注问题上，孙中山博爱观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现如今，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政府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发展的主体力量，关注与人民利益紧密相连的各项事务，通过完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塑造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
（三）发展慈善文化
孙中山博爱观与慈善文化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博爱”思想往往体现在慈善活动之中，二者共同经历了中西融合和近代转型进程。民国慈善的践行者熊希龄曾说：“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众;耶教言博爱，又曰爱人如己;佛教言慈悲，又曰普度众生。”不论何种学说，“博爱”展现的是对人的关怀。“慈善作为一种观念，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事业，就是调节、补救、福利人群和社会。”慈善事业也是人道主义的事业。孙中山的博爱观容纳传统慈善的观念，又融入近代慈善事业的新方式，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慈善文化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今慈善领域不乏慈善乱象发生，特别是组织机构运营和公信力的缺失问题。许多机构个人早已丢失了基本的“博爱”精神，针对该现象，首要该做好的便是思想上的正本清源。而孙中山博爱观及其衍生出的“博爱”文化在社会慈善领域做出的示范也有目共睹，如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活动已举办多年，由“敬老万人行”再到“慈善万人行”，它是政府与民间共同组织的新型民俗活动，也是当代社会慈善思想和民众慈善素养培育发展的有力见证。
孙中山的博爱观以其思想的建设性和与慈善文化的融通性，在历史与现实间产生影响并发挥发挥着启迪作用。孙中山个人有着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的实用主义，从慈善视域再探孙中山博爱观，发现其有着公天下精神、建设民生和红十字会救助的丰富内涵;其层次性丰富多样，与慈善文化相互交错，是中西慈善文化冲突融汇的结晶和传统慈善向近代转型的产物;其指导着政府建设和救济工作的实践，同时慈善文化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有补充。以后人视角看待孙中山的博爱观，它在弘扬优秀传统人文理念、社会建设和慈善文化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引领性。受限于阶级目光和历史条件，孙中山博爱观部分内容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当下，其文化价值仍值得人们继续深入发掘和思考。◎
关键词：孙中山;慈善文化;博爱观念;社会救助
近年来，孙中山相关研究逐渐转向社会文化层面，学界关注到孙中山对于社會民生、国家建设的诸多构建与努力。作为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他以“博爱”“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己任，在民族精神文化建设中也起到了引领作用。孙中山的博爱观主张“救国之仁”“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和“济贫养民”，这与慈善文化中的“道德仁爱”“养济结合”理念相得益彰。它既包含政治范围里对政府责任的判定，也囊括中国传统固有的人文道德关怀。
“博爱”作为孙中山民生建设核心观念之一，学界涌现了一批综合型、专题型研究成果。孙中山博爱思想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时期，21世纪初国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时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且集中讨论孙中山“博爱”思想内涵、产生原因和渊源、地位评价等方面。随着当今社会治理能力要求的不断提升，以不同学科、视角看待博爱观已是现今孙中山文化研究的新热点。本文拟从孙中山社会文化研究的视角，讨论其慈善博爱观的具体内容，并对其博爱观在中国传统慈善向近代转型中的关系及其现实意义作初步梳理。
一、设想：孙中山的“博爱”主张
“博爱”旨在突破血缘的亲属关系，对所有人施以同等的情感关怀。从情感上看，它安抚了革命战乱年间惨遭横祸的民众百姓;从社会功能上看，它明确了社会救助职责和政府建设方案，并“内化为一种常态的社会文化”。孙中山的博爱观，兼纳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并随着革命进程不断进化拓展，其精髓在公天下精神、民生建设情怀和红十字会救助三方面。
（一）安老怀少，天下为公
孙中山博爱思想一部分来源于传统儒家学说，老有所养、幼有所教的观念是“博爱”的初级形态。儒家的社会理想状态是父慈子孝，社会伦理的运行秉持礼法。孙中山在其基础上强调了政府对社会秩序的调控性，“法定男子五六岁入小学堂，以后由国家教之养之……设有不幸者半途蹉跎，则五十以后，由国家给予养老金。”孙中山的博爱本意除了社会伦理的理论构建，也尝试将理论融入社会体制中，以文化的积淀和政府的有效管控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其博爱观超越儒家理念的是，意识到社会构成阶层的差异性，受西方启蒙思想的熏陶，认为“博爱是一种人生权利”。任职临时大总统期间，孙中山还倡导男女平等，关怀受军阀和恶势力剥削欺凌的民众，关爱难民和穷苦同胞。
孙中山的博爱观也超越了阶级、民族与国界。1906年，孙中山首次提出“博爱”主张：“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1912年，孙中山又提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并且，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之博爱“为人类谋幸福，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这些表述表明了博爱思想在孙中山心中的地位变化，其“博爱”的适用范围从一国革命扩展到社会主义，彰显了孙中山对“博爱”认知的升华。诚如林家有教授所言：“爱我中华是孙中山博爱观之精粹” ，其立足于中华本土，并在与世界发展潮流里相通，共同推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追求。
（二）实业济贫，建设民生
孙中山认为民生为国家建设之首，“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等压制贫者是也。” 国难当头之际，社会环境动荡，民众尚不能安居，大批土地无人耕种，商人和手工业者濒临破产。此种情形下，孙中山认为，“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此处博爱不仅指政治革命上的建立民主政府，也是对于社会各行业亟待复兴的深切的民生关注。
孙中山博爱观的民生关注要之有三：其一，在农民与土地问题上，从“平均地权”“核定地价”再到“耕者有其田”，其贯彻“养民”宗旨，力图实现“农民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求很便宜的饭吃”。其二，在工人问题上，提出要“节制资本”，以此抑制阶级之间的社会差距，企望“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其民本思想传承了儒家对大同世界的构想，以政府手段控制社会性问题，属于理想型状态，也是对美好社会的殷切期盼。其三，在济贫工作上，主张兴办实业，并借助行政力量予民生以保障。1895年，孙中山就已提出“兴大利以厚民生，必使吾果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的观点，其在建立福利制度、保护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服务上作了诸多建设性工作，由此可见其博爱观中已基本具备了西方福利国家意识。
（三）红十字会救助
对于孙中山与红十字会的结缘，池子华等学者已有专门性著作和论文讨论。池子华教授认为，孙中山博爱思想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不可忽略的是，红十字会倡导的人道、博爱理念才是其源头活水。诚然，在孙中山个人经历中，其与红十字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便认识了“红十字会英国伦敦支队创始人”康德黎。“伦敦蒙难”后不久，1897年，孙中山受柯士宾委托，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翻译成中文。
与其说红十字的人道博爱是孙中山博爱思想的源头活水，更可认为二者是相互影响的关系。红十字会活动影响着孙中山的博爱观念，而孙中山的博爱观与个人学说融合，兼顾中国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趋势，形成独特的社会发展观。孙中山在《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的译序中提道：“恻隐之心，人人有之，而济人之术则非人人知之。”在被委托翻译前，《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为用甚宏，人多欲知其理，故各国好善之士亟为推广”，已翻译成多国语言版本。反观中国，19世纪中叶依旧是传统医学的流行年代，孙中山翻译译本将西方医学救治方式和红十字会理念传入了中国。除此之外，受红十字会理念熏陶的孙中山身体力行，倡导践行博爱理念。1912年中国红十字会立案时，正是孙中山的坚决支持，中国红十字会得以有立足之地。1918年当美国红十字会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招募医护人员时，驻扎广州的孙中山及大元帅府积极配合，以巡游、助演方式征募医护人员和募款。孙中山推动世界各国红十字事业发展的事实表明，其博爱观念与其实践结合愈加根深蒂固。 二、交错：孙中山博爱观与慈善文化的关系
从常义理解，慈善常被视为奉献爱心、付出而不求回报。若将慈善文化具体化，则发现其中含括了仁爱、养济教育的思想理念，和完整的救济体制、相关法令。孙中山博爱思想有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性，它诞生于近代中西文化碰撞时期，也经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时期。孙中山的博爱思想本质上是人文道德的发扬，其中含有的民生建设和济世救人的内容与慈善文化是不谋而合的。
（一）中西文化融合
在理论上，孙中山博爱观融合了中国古代的大同均平理念和西方宗教人文主义思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虽然各家对“博爱”的表述不同，然其性質相似，蕴含了救人济世和福利社会的道德情怀。慈善讲究爱人与友善，由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构成中国慈善文化的核心体系，至晚清时期，西方宗教慈善强烈冲击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使其渐趋融合。因此从思想层面来看，二者均为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
在实践上，孙中山博爱观也有一定程度的中西慈善文化融合。再以红十字会为例，红十字运动起源于西方，它贯通人道、博爱、奉献的宗旨，采用的均是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的治疗方法，孙中山在《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译本中，主要向国人介绍红十字的现代医学外科创伤救护内容。而在战时，红十字会组织和派出医疗队救护伤兵，在战地发挥人道主义的救援精神和作用。
（二）近代转型与实践
孙中山的博爱观与慈善文化融合，可被视为近代慈善思想的实践先例。
中国传统慈善的特点有三：一是政府为主体，民间慈善补充;二是以养济为主，救助偏消极，多慈善救济却缺乏慈善教育;三是以家族为本位，与封建社会相适应。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认识到灾害与贫困的严重影响，“丰年不免于冻馁，而荒岁必至于死亡”“因人满之势，遂至溃裂四出，为毒天下”，明确提出了养民济贫的主张，这时的他依旧把所有期望寄托于清政府。就个人而言，他已具有基本的慈善博爱观念，但更多还是传统的救济观念。1924年，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里指出，“工人之失业者，国家当为之谋救济之道。”这时孙中山的慈善博爱观已从传统向近代转型，侧重于政府全力主导解决民生问题，通过行政力量和社会救助调节社会财富，这一观点在他的革命实践和政府建设里未曾改变。
同时，孙中山博爱观里也有对近代慈善事业的学习。最为典型的是教育方面，孙中山关注国民教育的普及，认为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尤其重视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只有大多数人教育程度提高，人才数量才会增加，国家才能进步。近代教养兼施成为慈善事业的主要形态，国民教育的普及是孙中山对社会民众的关爱，也是政府建设必须重视的事业。此外，孙中山革命和民生建设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社会募捐，他募捐的手段方式也与近代慈善相似。若赈绢“瞬届期满”，则“此项赈绢自应停止征收，以恤商艰”。
（三）慈善文化对民生主义的补充
“博爱”与“互助”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两大主要思想，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在实践中亦相互交融。孙中山博爱观吸纳了慈善文化的精粹，慈善文化对博爱观乃至民生主义起到了补充作用。
一方面体现在政府机构设置的专门性。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十分注重社会救助问题。在政府官职设置上，内务部主管救济和社会福利，民治科专项掌管公益善举事项。各项社会救助活动面对的主要对象是贫民、灾民、妇女、儿童，机构的专门设置是孙中山博爱观的实施运行，也是慈善事业在近代专门化的体现。
另一方面是法制化的保障。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设立社会事业局，管理孤老、灾害防疫和监督公益慈善团体，由此建立常设性专门机构。1924年《赈灾慈善奖券章程》标志社会救助成为政府法定职能，社会救助体制基本确立。虽然法制化进程局限在历史条件中，政府落实上渐渐成为一纸空文，但立法实践凸显了孙中山在慈善救助方面的先进性，具有进步意义。它增添了孙中山民生主义和博爱观的层次多样性，也为民国和今日慈善救助提供了借鉴。
三、审视：孙中山博爱观的现实意义
诚然，孙中山博爱观虽有付诸实践的意图，但其本身更多是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且受限于历史环境而无法实现。在探讨孙中山博爱观时，常常由政治史观掌控着整体评价导向。但是，若从社会文化和慈善文化发展视角来看，孙中山博爱观对现今社会治理依旧有启迪借鉴作用。
（一）弘扬人文道德理念
《周易》云：“刚柔并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孙中山的博爱观本质上是人道主义的表达，它融合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超越了西方“博爱”中明显的阶级观念，为千千万万中国民众谋求幸福、追求世界共同发展与和平，其道德理念与层次是超越前人视角的。
当今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仍旧呼唤人文关怀。就个人来说，人与人的交往需要带有博爱，包括家庭和谐关系的建构、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照顾，人文道德理念的培育有助于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提升个人道德情操。就社会而言，加强人文道德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氛围，才更容易实现人与国家的全面发展。就国家民族复兴来看，人文道德理念本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孙中山的博爱观不仅在争取民族独立中起作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日仍昭示社会文明进步追求的价值和意义。
（二）建设社会治理体系
孙中山的博爱观是近代政府管理和民生建设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它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同时坚持政府在对社会救济体制工作的主导作用，“综上述之各种收入（低价税、铁路收入、矿业收入），将供给国家政费之需要而有余，然后举其余额，以兴办教育及最要之慈善事业……吾人应注意青年之养育与衰老羸弱者之安抚。”在政府发挥作用程度和社会群体关注问题上，孙中山博爱观提供了重要借鉴意义。
现如今，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平正义。政府是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发展的主体力量，关注与人民利益紧密相连的各项事务，通过完善社会福利政策、社会救助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塑造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
（三）发展慈善文化
孙中山博爱观与慈善文化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博爱”思想往往体现在慈善活动之中，二者共同经历了中西融合和近代转型进程。民国慈善的践行者熊希龄曾说：“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众;耶教言博爱，又曰爱人如己;佛教言慈悲，又曰普度众生。”不论何种学说，“博爱”展现的是对人的关怀。“慈善作为一种观念，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一种事业，就是调节、补救、福利人群和社会。”慈善事业也是人道主义的事业。孙中山的博爱观容纳传统慈善的观念，又融入近代慈善事业的新方式，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慈善文化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今慈善领域不乏慈善乱象发生，特别是组织机构运营和公信力的缺失问题。许多机构个人早已丢失了基本的“博爱”精神，针对该现象，首要该做好的便是思想上的正本清源。而孙中山博爱观及其衍生出的“博爱”文化在社会慈善领域做出的示范也有目共睹，如中山市的慈善万人行活动已举办多年，由“敬老万人行”再到“慈善万人行”，它是政府与民间共同组织的新型民俗活动，也是当代社会慈善思想和民众慈善素养培育发展的有力见证。
孙中山的博爱观以其思想的建设性和与慈善文化的融通性，在历史与现实间产生影响并发挥发挥着启迪作用。孙中山个人有着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的实用主义，从慈善视域再探孙中山博爱观，发现其有着公天下精神、建设民生和红十字会救助的丰富内涵;其层次性丰富多样，与慈善文化相互交错，是中西慈善文化冲突融汇的结晶和传统慈善向近代转型的产物;其指导着政府建设和救济工作的实践，同时慈善文化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也有补充。以后人视角看待孙中山的博爱观，它在弘扬优秀传统人文理念、社会建设和慈善文化发展等方面均有着引领性。受限于阶级目光和历史条件，孙中山博爱观部分内容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是，在社会发展的当下，其文化价值仍值得人们继续深入发掘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