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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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组织北大部分师生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1961年作为责任编委参加编写全国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共三册,唐弢主编前两册,第三册由唐弢和严家炎共同主编,1979-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起,严家炎先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已经60多个年头了.2021年8月出版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汇集了严先生60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60多年来,严家炎先生以自己教学和科研的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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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组织北大部分师生集体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印成征求意见本)、1961年作为责任编委参加编写全国统编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共三册,唐弢主编前两册,第三册由唐弢和严家炎共同主编,1979-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起,严家炎先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工作已经60多个年头了.2021年8月出版的十卷本《严家炎全集》,汇集了严先生60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60多年来,严家炎先生以自己教学和科研的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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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严家炎先生的学术品格,很多人马上联想起他“严加严”的绰号.没错,“严谨”确实是严先生治学的重要特征.但在2020年发表的《教材编写与严谨求实的一代——关于及其他》①中,我提及“严谨”是不少优秀的第二代学者的共性:“作为学科的\'中国现代文学\',真正成型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高举大旗,站稳脚跟;第二代忍辱负重,继往开来.若论治学风格,这第二代学者的特点是,严谨求实之中,不乏开拓进取,努力开枝散叶,往各个方向发展,如文学史、思潮流派、文体风格,还有学科史等.”也就是说,单表扬他们治学严谨还不
本文从鲁迅对曹禺的“左翼剧作家”评价谈起,重返曹禺创作前期阅读、思考的文化语境,辨析他的剧作与当时颇有影响的以人类学方式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德国社会学家库诺的著作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序》中“自然的法则”这一概念并非左翼论者所指认的形而上学“观念论”,而是作为人类学“哲学之根”被曹禺吸纳的.批评家们对曹禺创作中人类学视野和人类学式马克思主义阐释则有某种程度上的盲视.鲁迅1936年对曹禺的评价能够引导我们逐渐贴近曹禺的创作初衷及其思想立场.
新晃在湖南人头形版图的鼻尖上,天雷山在这个鼻子尖的顶端,天雷寨坐落在天雷山脚下,我家在天雷寨的怀抱里.rn关于这个有着五六百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村落的记忆,最早的就是唱戏.rn关于唱戏的记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挂在戏台前的两盏灯.rn其实,它们都不是灯,只是两团棉花球燃烧时的火焰.一左一右挂在戏台前的两根长铁丝上,都浸满了煤油,只需村民用抽着的旱烟火星一点,“噗”的一声响,戏台及周围瞬间亮如白昼.
叶维廉在《中国现代诗的语言问题》等文章中以比较诗学的视野对中国现代诗的语言特质提出了一些批评,他从古今比较、中西对照的角度出发,认为新诗建立健全、严密的语法,大量使用虚词等特征妨碍了诗歌的“直接呈现”,破坏了诗歌的形象性和多义性.本文对此提出一些商榷意见,我们认为叶维廉将旧诗中省略虚词、代词,简化语法关系等特征解释为“蒙太奇”效果一定程度上是附会,将部分旧诗中的“以物观物”视镜用来批评新诗也有失公允.新诗中语法关系的相对严密、虚词的大量使用、时态表达的明确其实有利于扩展新的表意空间,并开创一些独特的诗意传
我读大学的时候,学校的现代文学史课程,用的是唐弢、严家炎主编的教材,但那时并不知道主编的情形.待到考取硕士研究生,对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前辈才开始有所了解.大概是1986年暑期吧,得知现代文学馆筹备处有讲习班的信息,便从沈阳赶到京城的万寿寺,第一次见到严家炎先生.他为我们这些学员讲的是小说流派史,分成几章慢慢道来.授课的声音不大,严谨、扎实的思路,一扫文坛漂浮的文辞,虽然感到有点沉闷,却也让我明白了治学的路径上,有一批与时风迥异的长者.
1950-1970年代的中国科幻小说,吸收、借鉴了苏联科学文艺的创作经验,以少年儿童为目标读者,以激情澎湃的乐观想象、理性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浪漫奔放的共产主义理念,建构起一个个强国梦想.通过对工人群体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城市日常生活塑造,科幻小说创作也为1950-1970年代的主流文学创作提供了补充.
押头韵是古代回鹘诗歌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裕固族萨满神歌的主要押韵形式.裕固族早先信仰萨满教,后改信摩尼教、佛教等,当今主要信奉藏传佛教.1910年至1911年,俄国的马洛夫两度深入裕固族考察,收录了篇幅长短不一的15首萨满神歌.这些神歌绝大部分以押头韵为主,少数押尾韵,也有些兼押头韵和尾韵.除萨满神歌外,押头韵这种韵律形式也出现于裕固族早期民歌中,其乃继承古回鹘文化传统而来.古代回鹘文诗歌全部押头韵,这不仅体现在诗歌作品中,甚至回鹘佛经译本、尾跋之类通常需用散文表述的内容,在回鹘文中也常常以韵文来表述
中国西北地区流传着一种用汉语西北方言演唱的反映骆驼队运输生活的系列歌谣,俗称驼户歌.裕固族驼户人在传唱这些歌谣的过程中,逐渐将其转化成“裕固族民歌”.“裕固族民歌”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一现象不仅是语言媒介的转变,而且关涉民族文化传播与生成机制的深层问题.
1933年,诗人朱湘自沉引发热议.上海知识分子以《申报·自由谈》为平台,责问事件背后隐伏的社会病灶.与之不同,在天津《益世报》集结的作家认定自杀是性格使然.北平的文艺人士则以同人刊物进行文学的闭环讨论.1934年,赵景深在其主编的《青年界》组织纪念号,通过怀人文字塑造诗人形象.因刊物的性质,“诗人之死”演变为“青年之死”,全国各地学生自办刊物中随之出现大量共情习作.同时,官方的《中央日报》《人民周报》等参与其中,讨论更趋分裂.朱湘自杀事件的舆论风潮及其后续,寓意着后五四时期出版市场重心的转移,表征了左翼力
20世纪初叶的儿童文学,是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奠基与准备,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既与整个大文学合辙同构,又有其自身的作为“儿童的”文学的特殊性.梁启超、黄遵宪、曾志态、徐念慈、张元济、孙毓修等一批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热情投入醒民育人与为儿童的事业,提出新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直接促成了传统儿童教育的变革与20世纪初叶儿童文学开放、刚健的格局.儿童诗、儿童歌词及科幻多为原创,童话、小说等则主要来自译作,“学堂乐歌”与新式儿童文艺教学的推广,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与儿童书刊的广泛传播,这是20世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