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城市呆久了，对触手可及的东西，常常觉得理所当然，丝毫感受不到，这也是莫大的恩惠。
　　想象一下：一个人，握着水壶，带着雨伞，背着双肩包，行走在千回百转的苍凉大地上，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东西填饱肚子，而且目光所及，尽是层层阻隔你的庞大山体……无助、迷茫和绝望，顷刻弥漫开来。
　　这几天在云南边境的采访经历，再次勾起我痛苦的记忆。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孟定镇前哨村，是我这次采访的首站。
　　孟定是个曾被对岸炮火侵扰的边境小镇，一些村庄的对岸是缅甸。
　　前哨村有多偏？从深圳起飞，两个多小时后降落昆明。在昆明，坐10小时的汽车才到临沧市。从临沧市坐3个半小时的汽车，到孟定镇。而从孟定镇到河外（河外原先是一个乡，后并入孟定镇）还要1个小时车程，从河外到前哨村，要半个多小时的摩托车程。
　　前往偏僻地，发班次很少。通常错过一趟班车，就得等上一天。所以，这次采访，光前往目的地，途中就耗了3天。
　　从河外到前哨村，摩的司机不好找，因为没有专职的，多是农民兼职开。第一天下村采访，摩托车司机把我载到前哨村村口，接过钱，一溜烟，走了。
　　因孤身前往，加上“没有政府的人带来”，村民怀疑我是假记者，所以前哨村的采访并不顺利，村民拒绝了我—尽管我满头大汗地从包里翻出记者证、工作证、身份证，但他们对这些证件，毫不关心，也不听我解释。在他们意识中，“没有政府的人带来”就是假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人从千里之外来到边境，毫不利己地帮他们说话，“这不可能！”。
　　就这样，在不屑的目光和极为冷落的警惕中，气氛凝固了。我频繁递烟并试图就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聊聊。但最后发现，只有我一个人在讲话，他们或沉默，或围着牌桌打麻将，还当着我的面热烈地讨论假记者。
　　我只好离开。这时我才发现，我忘了向载我来的小伙子要电话了。一个被认为是假记者的人，要想让那儿的村民带你出去，基本上很难。
　　沿途返回，我继续寻找一些村落采访。下午3点，我发现自己很饿了，包里也没有可以吃的东西。
　　原本，我的双肩包里装了几袋水果，但在前往前哨村途中，我遇到一些缅籍难民，他们眼里写满无助、迷茫，所以就把能吃的，我都给了他们。
　　接下来饿肚子，是自然的了。
　　过去几年里，这样的遭遇，我经历过好几回。有一次是在广东清远的乡下采访，坐汽车到终点后，没有营运车接驳前往采访地，需要行走一段很长的路。
　　抵达目的地采访结束后，已是上午11点，受访对象也还没做饭，我也不可能等着人家做饭吃了再走。可那天我没吃早饭，沿途返回时，好饿。
　　恰巧，一个沿村道叫卖豆腐的大妈，引起我的注意。油豆腐7块钱一斤，我就买了一斤。
　　在大妈前方几百米远的路边，有一片桉树林，见身后没人，我就闪到林子里，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扯着油豆腐吃。
　　不知是不是吃得太急，吃了半斤，我肚子就撑了。剩下的，在我起身时，顺势将豆腐朝林间飞洒一地，拍拍手，拎包转身走出桉树林。
　　这时，卖豆腐的大妈刚好路过这儿！她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我嘴巴一抹，没理她，低头匆匆赶路，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落魄的乞丐。
　　还有一年冬天，在山西。那次采访主题是：因过量采煤导致村庄塌陷。当时，白雪茫茫覆盖着山西的大地和丘陵，我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朝着一道道的深谷走。
　　走了很久很久，路上也没遇到一个行人，偶尔有飞鸟“噗”一声，从这边的山谷，飞到另一侧山谷。
　　所幸，途中遇到拉煤的货车，摇摇手，司机让我爬上去，蹭了一段路。
　　终于抵达目的地，我见到很多老头、老太太在村口晒太阳，我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一样，很兴奋。
　　不过，我很快发现，兴奋的只是我自己，对于我这样一个不速之客，他们没有好奇，也没有多少言说的欲望。
　　中午饭点到的时候，他们各自散去。没一个人叫我去他们家吃饭，而我早前不知道这地方如此偏僻，也没有给自己备口粮。
　　其实，这次采访，我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而去批判煤矿滥采滥伐现象的，结果变成了：我帮助的对象冷落我，我批评的利益链相关方帮助我—在不知道我身份和此行目的的情况下。
　　那几天，对此，我一直想不通，憋急了，在一辆出租车上，忍不住问司机：为什么你们这里的村民，即便到了饭点，也不客套地叫客人吃饭？司机说，因为山西矿难多，小煤矿问题也多，很多真、假记者都过来，有时有偿不新闻，所以这里的村民看到记者的第一感觉是：又来搞钱了。
　　很想辩解些什么，但一时语塞，并陷入了长时间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