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村里的“能人”则像头雁，是乡村振兴的领路人。近年来，不少“能人”进入村支两委，甚至担任村支书，带领农民脱贫致富。
　　“能人治村”在一些地方收到了成效，农民增收，村容村貌改善，但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损公肥私，无视农民权益等。
　　“能人治村”到底是乡村的希望还是噩梦？乡村治理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能人在乡村应该发挥什么作用？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不同时期的乡村需要不同的能人
　　什么样的人是“能人”？哪些人能治村？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反复出现，影响深远。
　　在30多年的农村调研中，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发现，不同时期的乡村对能人的要求不一样，甚至不同地区的乡村对能人的要求也不一样。“总体来说，还是能够带领农民致富，或者能够解决农村基础设施的人。”
　　乡村“能人”的能力中，致富能力显然是摆在首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治村的“能人”一要带领农民致富，要让农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二要有公心，能发展集体经济，并且做好利益分配。
　　“他们曾经是成功的企业家，在经济领域里打拼，现在回到村里，要当社会领域的企业家。”李国祥说。
　　在他看来，在农村青壮劳动力大部分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这样的“能人”回村担任村支书等职务，可以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而且他们还可能带回资金和技术，整合一些资源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向依法治村转型
　　“能人”担任村干部在一些乡村推开后，也出现一些弊端。比如，“能人”一手遮天，伤害村民权益。
　　“不少能人当了村支书之后，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对村组织建设不关心，用办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村庄，专权领导。”李国祥说。
　　事实上，如果“能人”权力过于集中，会更容易滋生腐败。比如，深圳市龙岗区南联社区村干部周伟思收受巨额贿赂，被称为“20亿村干部”，他此前也是当地的“能人”，被村民推举成为村干部。
　　在“能人”治村中，如果能人过于强势，会削弱村民参与村务的热情。如果“能人”在项目决策时不征求村民的意见，可能引发矛盾。长此以往，即便村民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村庄也不能健康发展。
　　李国祥认为这样的“能人”村支书是没有做好转型。过去在企业，他是老板，自负盈亏，自己说了算，但到了村里担任村干部后，要适应政治体制，要增强组织意识、法律意识，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他提出，如果一个地方推选出“能人”担任村支书，一定要做好引导，提升他们的思想境界，让他们多学习政治法律方面的规定，按照法律规定行使权力，实现由“能人治村”向“依法治村”的转型。
　　职业化的乡村治理者
　　随着一些地方推行村干部的职业化，“能人”治村将面临更多限制。
　　“能人当村干部的情况会越来越少。”贺雪峰判断。他在调研中发现，现在很多地方的村级组织都正规化了，村干部要坐班，不能再一边办企业，一边当村干部了。这样就会限制很多企业家型的能人去担任村干部。比如，浙江以前有很多企业家来当村干部，现在已经非常少了。
　　他认为，乡村治理在走向职业化，“能人”治村正在退出历史舞台。“能人”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减少了。比如，过去能人村支书可以带领村民修路，解决基础设施问题，但现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主要由国家提供，有专门的经费，不需要村民自己解决。
　　在贺雪峰看来，加速城镇化，让一部分农村人进城，就会有一部分机会让渡出来，给进不了城的那部分人。此外，乡村还得让农民回得来，外出务工的农民，如果无法融入城市，或者年纪大了，还能够回到农村，在农村完成基本的生产生活。
　　因此，相对于企业家型的能人，现在农村更需要能力强的职业化的乡村治理者，他们通过任命或者选举成为村干部，有能力，但不一定是致富“能人”。
　　据贺雪峰研究，不同地区，村干部职业化程度与稳定程度的差异很大，影响甚至决定村干部职业化与稳定性的关键变量是村民的职业机会选择性或职业机会空间，其中最重要的是获利空间。
　　从当前全国进工厂或工地务工的平均收入来看，一般年收入可以达到3万～5万元甚至更高。在公务员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务工收入存在位差时，地方政府有较大的为半正式制度提供良性运转的资源条件的空间。在位差较小甚至没有位差时，地方政府就会面临艰难抉择。
　　比如，上海、江苏南部地區和珠三角核心区地方政府将村干部报酬工资化，年工资水平在10万元左右，远高于务工收入，从而对当地农村精英具有强烈吸引力，由此在村庄中出现了一个相当稳定的职业化的村干部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