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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1年底到1952年间我党发动的“三反”运动，其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给国民经济社会建设造成的严峻影响，以及不容忽视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通过成立专门组织，定期汇报成果，划分贪污标准，实事求是打虎，放手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反腐斗争，有力地推进运动的深入开展。这一历史事件的启示是：廉政建设重在领导干部慎独作风的自我养成，重在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重在全面从严治党并建构廉政制度体系。
关键词：毛泽东;“三反”;贪污腐败;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6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5-0090-03
“三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千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通过开展“三反”运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得到了净化，对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三反”运动发起的历史背景
1950年前后，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爆发，使得原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全面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发起一场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但由于受到长期的战争拖累，全民基本还处在温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因此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成效甚微，甚至还引起了部分民众和千部的逆反心理，有人声称“无产可增”“无约可节”。就在此时，中烘东北局提交的一份报告明文指出要想顺利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必须首先解决党内贪污浪费问题，为中共中央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毛泽东在回复东北局的批语中强调指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为何如此支持反贪污浪费这～提议？首先，从主观原因来看，毛泽东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其次，改善广大人民的艰难处境本就是一众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核心动机之一;第三，多年革命的经历更是使得毛泽东早已深谙廉政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如在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之时，毛泽东就率先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党还切实采取行动，例如建立各级监察机关紧盯千部作风，同时自下而上地在群众中开展检举运动等。从客观背景来看，近代中国自1840年起就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接连不断的反侵略战争和内战使得中国的经济状况本就颓靡，而百废俱兴的新中国，在建设初期财政支出数额十分庞大，已然是寅吃卯粮。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年有余，而战局仍然僵持胶着没有结果，但国防支出仍然在与日俱增，政府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因此，在面对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双重压力下，必须采取开源节流的相关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才能保证两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毛泽东推进“三反”运动
（一）成立专门组织，定期汇报成果
1951年底，毛泽东在回复东北局的工作报告后，便直接下派检查组督促各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中一笔涉及金额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的贪污案件很快就被揪出，涉案官员分别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11月30日，为了尽快遏止贪污现象的扩散，毛泽东在给中央起草的《转发关于刘张贪污案的报告》的批语中着重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千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接收到毛泽东的这一指令，政务院随即召开了第一四次政务会议，并最终达成建立“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决定，其核心工作就是督促各地“三反”运动的开展。因此，可以说刘青山、张子善案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由一场全民性的节约运动向一场以反贪污与反官僚主义为重点的整风运动的转变。
“三反”运动的命令一经下达，中共中央就对中央和错误，不仅提出方针和任务，而且交代办法、亲自督办，维护了党的权威。正如薄一波所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
（三）放手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反腐斗争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政治的实质内容，体现着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三反”运动之初毛泽东就强调要大力发动群众参与。
1951年12月1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席的彭真响应毛泽东的会议精神，强调“必须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群众性的检举，大张旗鼓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反贪污运动。”5这场群众运动自此分别向同级部门和下级政府延伸。从横向上看，毛泽东12月4日在批转装甲司令部关于精简节约的报告中再次指出：“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地暴露一切贪污人员并做分别处理。”叫随即中共中央便首先鼓励中央贸易部党组发起群众检举运动，财政部、水利部和轻工业部也紧随其后"。从纵向上看，鼓励群众参与的核心要领也逐渐由中央一级传达到各级省市委，其中以湖北省武汉市的群众检举运动的开展最为成功，连中央都点名表扬道：“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希望天津、济南、青岛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州。在东北局华北局和西南局等地的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各单位都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群众性的检举活动。例如，中国土产公司西南区储运室主任王凤鸣因为压制民主而被开除，底层员工随之就勇敢地检举出几件贪污案四。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主动投身于运动中，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贪污犯罪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既及时遏止了贪污浪费向更深处发展，也避免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组织遭到腐蚀的风险发生。 三、“三反”运动对当代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腐败不仅会危害民众的普遍利益，甚至还有可能从威胁社会的存在演变为政权解体的掘墓人。毛泽东深谙历史更替的玄机，因此总结出“始终和人民站在一个立场，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治国原则。毛泽东一系列的廉政举措也为当代的治国理政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一）廉政建设重在领导千部慎独作风的自我养成
毛泽东一生贯彻襟怀磊落的自律作风，并多次强调领导千部的示范作用，而一众领导干部却在他眼皮底下钻空子搞贪污腐败，其根本原因必然是其自身尚未建立起抵御诱惑的坚强意志。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堕落的发生，就要继续加强领导千部“廉政为民”的思想教育。
在民主革命时代，国民党大肆妖魔化共产党，使得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党领导下的红军部队仍然坚持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要求，不断发布诸如《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文件以规范部队具体行为。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进抵甘孜时发现空荡的村庄有一缸青稞，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支部讨论，仍然决定将全军仅剩的62块银元留下交换叫。红军部队用实际行动破除了国民党的污蔑、不实之说，争取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支持。新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只有持续加强领导千部“廉政为民”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自发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并行不悖，才能始终保证政党的先进性。
（二）廉政建设重在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在“三反”运动后期，为了纠正打“虎”的形式主义.作风，毛泽东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敦促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人民群众都学习贪污惩治法令，号召坦白和检举叫，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自我党成立以来，已经建立了多重完备的检查监督体系，但只有群众监督才是夺取反腐斗争胜利的关节所在。
首先，要借助各种教育和宣传手段实行反腐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基层人民群众;其次是透明化部分案件的处理流程以及公示处理结果，从而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后，开通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匿名检举渠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主动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早在2014年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政务公开，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三）廉政建设重在全面从严治党并建构廉政制度本系
新中国廉政体制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建国初期由于执政年限尚短，贪腐现象还鲜有暴露，因此还尚未颁布适应新中国新情况的反腐法律，而“三反”运动的开展直接引起了毛泽东对建构新中国廉政法制的重视。首先，在运动中期督促相关部门颁布多条律令，将贪污标准、打击范围和惩处方式等逐步条文化;其次，在运动后期针对大批贪污分子待处理的现状，及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最后，在“三反”运动结束后，总结运动经验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文献，即《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所提出的群众监督和依法办事的主张不仅是解决当时千部腐化问题的有力武器，对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工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K。“全面依法治国”这一伟大方略的直接思想来源就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依法办事”思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要求将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进行筛查，废除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制定廉政建设中长期规范;同时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廉政建设工作有法可依，以形戎“不愿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三重保障。
四、结语
回顾“三反”运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国后首次面临贪污腐败的严峻挑战时，雷厉风行地开展抓“虎”行动，一系列“打虎”举措不仅维护了党的肌体不受腐败侵蚀，也为当代的廉政建设提供指导性的参考。因此，新的时期，为了实现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我们要继续探索毛泽东对于打击贪污腐败的思想思路，深挖毛泽东在处理贪污腐败的举措价值，深刻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加强廉政建设的精神实质，以更好地提高当前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辽宁报业通史编委会.辽宁报业通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薄一波.薄一波文稿丛编[M]//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4]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6]李维民.1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J].炎黄春秋，2011（2）.
[7]
王杰，刘振华.较量：中国反贪历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8]柯延.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9]王朝彬.三反实录[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徐嘉.長征中的纪律故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
[12]唐小红.邓小平二送烟叶钱[J].湘潮，2007（10）.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刘飘（1997-），女，汉族，四川资阳人，单位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刘宗灵（1982-），男，汉族，四川达州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朱希良）
关键词：毛泽东;“三反”;贪污腐败;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D6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916（2020）15-0090-03
“三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关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千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通过开展“三反”运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得到了净化，对当今的廉政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三反”运动发起的历史背景
1950年前后，抗美援朝战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爆发，使得原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为了全面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发起一场全民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但由于受到长期的战争拖累，全民基本还处在温饱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因此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成效甚微，甚至还引起了部分民众和千部的逆反心理，有人声称“无产可增”“无约可节”。就在此时，中烘东北局提交的一份报告明文指出要想顺利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就必须首先解决党内贪污浪费问题，为中共中央解决财政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毛泽东在回复东北局的批语中强调指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为何如此支持反贪污浪费这～提议？首先，从主观原因来看，毛泽东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自幼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其次，改善广大人民的艰难处境本就是一众革命者参加革命的核心动机之一;第三，多年革命的经历更是使得毛泽东早已深谙廉政对于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如在建立中华苏维埃政府之时，毛泽东就率先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党还切实采取行动，例如建立各级监察机关紧盯千部作风，同时自下而上地在群众中开展检举运动等。从客观背景来看，近代中国自1840年起就始终处于战时状态，接连不断的反侵略战争和内战使得中国的经济状况本就颓靡，而百废俱兴的新中国，在建设初期财政支出数额十分庞大，已然是寅吃卯粮。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年有余，而战局仍然僵持胶着没有结果，但国防支出仍然在与日俱增，政府的经济状况十分窘迫。因此，在面对国内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双重压力下，必须采取开源节流的相关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才能保证两项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毛泽东推进“三反”运动
（一）成立专门组织，定期汇报成果
1951年底，毛泽东在回复东北局的工作报告后，便直接下派检查组督促各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其中一笔涉及金额达171亿6272万元（旧币）的贪污案件很快就被揪出，涉案官员分别是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专员张子善。11月30日，为了尽快遏止贪污现象的扩散，毛泽东在给中央起草的《转发关于刘张贪污案的报告》的批语中着重强调：“必须严重地注意千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接收到毛泽东的这一指令，政务院随即召开了第一四次政务会议，并最终达成建立“增产节约委员会”的决定，其核心工作就是督促各地“三反”运动的开展。因此，可以说刘青山、张子善案推动了增产节约运动由一场全民性的节约运动向一场以反贪污与反官僚主义为重点的整风运动的转变。
“三反”运动的命令一经下达，中共中央就对中央和错误，不仅提出方针和任务，而且交代办法、亲自督办，维护了党的权威。正如薄一波所说：“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紧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
（三）放手发动群众，公开进行反腐斗争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政治的实质内容，体现着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三反”运动之初毛泽东就强调要大力发动群众参与。
1951年12月1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主席的彭真响应毛泽东的会议精神，强调“必须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群众性的检举，大张旗鼓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反贪污运动。”5这场群众运动自此分别向同级部门和下级政府延伸。从横向上看，毛泽东12月4日在批转装甲司令部关于精简节约的报告中再次指出：“号召坦白和检举，才能彻底地暴露一切贪污人员并做分别处理。”叫随即中共中央便首先鼓励中央贸易部党组发起群众检举运动，财政部、水利部和轻工业部也紧随其后"。从纵向上看，鼓励群众参与的核心要领也逐渐由中央一级传达到各级省市委，其中以湖北省武汉市的群众检举运动的开展最为成功，连中央都点名表扬道：“武汉市委已经发动了一个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吸引广大群众参加的运动，希望天津、济南、青岛及其他大城市，一律发动这样一个斗争州。在东北局华北局和西南局等地的党委领导下，全国各地、各单位都紧锣密鼓地展开了群众性的检举活动。例如，中国土产公司西南区储运室主任王凤鸣因为压制民主而被开除，底层员工随之就勇敢地检举出几件贪污案四。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主动投身于运动中，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贪污犯罪行为做坚决的斗争，既及时遏止了贪污浪费向更深处发展，也避免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组织遭到腐蚀的风险发生。 三、“三反”运动对当代廉政建设的借鉴意义
腐败不仅会危害民众的普遍利益，甚至还有可能从威胁社会的存在演变为政权解体的掘墓人。毛泽东深谙历史更替的玄机，因此总结出“始终和人民站在一个立场，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治国原则。毛泽东一系列的廉政举措也为当代的治国理政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
（一）廉政建设重在领导千部慎独作风的自我养成
毛泽东一生贯彻襟怀磊落的自律作风，并多次强调领导千部的示范作用，而一众领导干部却在他眼皮底下钻空子搞贪污腐败，其根本原因必然是其自身尚未建立起抵御诱惑的坚强意志。因此，要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堕落的发生，就要继续加强领导千部“廉政为民”的思想教育。
在民主革命时代，国民党大肆妖魔化共产党，使得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党领导下的红军部队仍然坚持遵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纪律要求，不断发布诸如《目前行动的政治工作训令》《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等文件以规范部队具体行为。长征期间，红二方面军进抵甘孜时发现空荡的村庄有一缸青稞，经过多次思想斗争和支部讨论，仍然决定将全军仅剩的62块银元留下交换叫。红军部队用实际行动破除了国民党的污蔑、不实之说，争取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的支持。新阶段党和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只有持续加强领导千部“廉政为民”意识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自发地约束自己的行为，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并行不悖，才能始终保证政党的先进性。
（二）廉政建设重在坚决落实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在“三反”运动后期，为了纠正打“虎”的形式主义.作风，毛泽东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敦促所有工作人员以及人民群众都学习贪污惩治法令，号召坦白和检举叫，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积极性。自我党成立以来，已经建立了多重完备的检查监督体系，但只有群众监督才是夺取反腐斗争胜利的关节所在。
首先，要借助各种教育和宣传手段实行反腐教育，落实到每一位基层人民群众;其次是透明化部分案件的处理流程以及公示处理结果，从而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最后，开通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匿名检举渠道，使得人民群众可以主动参与到国家管理之中。早在2014年党的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政务公开，让广大干部群众在公开中监督，保证权力正确行使。”
（三）廉政建设重在全面从严治党并建构廉政制度本系
新中国廉政体制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建国初期由于执政年限尚短，贪腐现象还鲜有暴露，因此还尚未颁布适应新中国新情况的反腐法律，而“三反”运动的开展直接引起了毛泽东对建构新中国廉政法制的重视。首先，在运动中期督促相关部门颁布多条律令，将贪污标准、打击范围和惩处方式等逐步条文化;其次，在运动后期针对大批贪污分子待处理的现状，及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最后，在“三反”运动结束后，总结运动经验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完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文献，即《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毛泽东在“三反”运动中所提出的群众监督和依法办事的主张不仅是解决当时千部腐化问题的有力武器，对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反腐倡廉工作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K。“全面依法治国”这一伟大方略的直接思想来源就是毛泽东一贯主张的“依法办事”思想。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要求将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进行筛查，废除不合时宜的规章制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制定廉政建设中长期规范;同时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廉政建设工作有法可依，以形戎“不愿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三重保障。
四、结语
回顾“三反”运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建国后首次面临贪污腐败的严峻挑战时，雷厉风行地开展抓“虎”行动，一系列“打虎”举措不仅维护了党的肌体不受腐败侵蚀，也为当代的廉政建设提供指导性的参考。因此，新的时期，为了实现党的建设这个新的伟大工程，我们要继续探索毛泽东对于打击贪污腐败的思想思路，深挖毛泽东在处理贪污腐败的举措价值，深刻领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加强廉政建设的精神实质，以更好地提高当前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参考文献：
[1]辽宁报业通史编委会.辽宁报业通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薄一波.薄一波文稿丛编[M]//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4]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6]李维民.1955年肃反扩大化的教训[J].炎黄春秋，2011（2）.
[7]
王杰，刘振华.较量：中国反贪历程[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8]柯延.毛泽东生平全纪录（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9]王朝彬.三反实录[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10]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徐嘉.長征中的纪律故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8.
[12]唐小红.邓小平二送烟叶钱[J].湘潮，2007（10）.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刘飘（1997-），女，汉族，四川资阳人，单位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刘宗灵（1982-），男，汉族，四川达州人，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建。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