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不韦被逼自杀身亡，霍光死后惨遭灭族，张居正遭诬家破人亡……自古以来，权臣很少有善终的。曾国藩作为晚清的封疆大吏，力挽清廷于狂澜，是不折不扣的权臣，然而他却能一次次渡过危机，他作为权臣的安身立命之道是什么呢？
　　
　　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属于两个相互依存的政治军事实体，既有共同利害也有矛盾冲突。他们在权力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处理稍有不当，就会酿成大祸。多年来，曾国藩恪守臣道，积极进取，一次次渡过难关，化险为夷。
　　
　　曾国藩曾屡惹清廷不满
　　
　　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又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他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
　　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尅期赴京，交胜保调遣”。曾国藩、胡林翼两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且清廷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亦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就往返磋商，定下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惹清廷不满。
　　
　　全面反思，曾国藩请部下僚属监督自己
　　
　　经历了以上几次凶险之后，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对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
　　咸丰十一年，慈禧、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肃顺被杀后，在他家里搜出私信一箱，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
　　同治三年正月，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今南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然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他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痛不如短痛，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以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
　　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即南京）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二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宗棠、沈葆桢两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曾国藩遂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并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以泄其胸中抑郁之气。
　　
　　慈禧夸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后来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一场悲剧，曾国藩也仅虚惊一场。
　　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
　　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全国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这层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皆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之。
　　总之，曾国藩作为权臣，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树立了正确的从政观，看淡权力的得失，引用一班正人，广纳群言，倾听幕僚的意见，认真对待反对者的声音，危难时也不树敌，巧妙周旋，明辨是非，不搞阴谋诡计，善于以退让换平安，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在肃清肃顺一伙后，慈禧就曾感叹地说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