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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2月，周恩来访问索马里时，向欢迎群众挥手致意。前排左二为阿里·舍马克总理
勤俭办外交的带头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某些留用的前外交人员介绍经验说，外交人员在不同场合要穿不同的礼服，还介绍了一些繁文缛节，使一些刚走上外交战线的老同志感到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周恩来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讲究必要的外交礼节，同时要注意勤俭节约；我们国家初创，以朴素为传统，不要过分讲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在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恩来针对当时“苏联热”的倾向说，跟苏联学习，却没有研究苏联的实际情况。苏联刚建国的时候，齐卡林办外交，穿了一身破大衣，夹着一个破皮包，人家一望便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维辛斯基和罗申都穿着带花纹的料子服，因为这个行头符合苏联当今的经济情况。如果当年齐卡林也像他们现在一样，人家反倒觉得滑稽可笑了。我们今天不能提倡这些形式，因为它不适合我们的经济情况，过那样的生活，于心不安啊！又指出，现在干部受资产阶级影响，喜欢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如照相机、自来水笔、手表等。外交部要负起责任，制定严格的制度，生活要俭朴，不要摆空架子，不要让人家钻空子。周恩来说到做到，他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穿着朴素大方。他常常指着腕上的手表对外宾说，我这表是上海产的，走得很准，言语间充满自豪感。
陈鲁直在周恩来三次访问印度过程中，目睹了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不同风格。
毋庸讳言，尼赫鲁也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在他身上，“英国人”的优越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周恩来第三次访印与尼赫鲁的会谈“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后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很不公正……”本来，边界争端是印方挑起的，周恩来诚恳地寻求在不影响双方立场的情况下，就一些边界问题可以原则上达成协议，但他会见的几名印度官员却傲慢无礼，声讨中国。尼赫鲁的如此“巧”安排，除国家利益冲突这个主因外，其骨子里的西方文化影响暴露无遗。
周恩来面对西方及印度某些记者挑衅性的问题，依旧大度豁达，从容面对，摆事实，讲道理，有利有理有节，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在那样一个难堪的处境下，周恩来仍能沉着应对，泰然自若，需要有多么惊人的韧性和自信啊。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浸染。而周恩来在处理有关印度俘虏的纪录片时，站得更高，要求剪掉持枪押解、举手检查和训话等内容，这恰恰反映了东方人讲究情与理，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的内涵，因为中国并不是要与印度人民为敌的。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张颖回忆说：我曾多次随周总理会见外宾或是参加高层谈判，他总是用真诚平等的态度，即使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他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表现出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大国总理形象，而是以理服人，以礼相待。客人离开的时候，即使没有解决问题，心情也感到舒畅，留下的记忆也是美好的。这不正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吗？
经常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基辛格得知周恩来身患癌症后，很是关心，曾两次专门找冀，申请派最好的医生到中国为周恩来治病。当得知周恩来逝世时，基辛格回忆，他承认自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傲自大的人，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他说，一见到周恩来，就感到是站在一位世纪伟人的面前，自愧不如。他认为，他与周恩来之间，尽管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钦佩的基础上的。周恩来是一位东方人，他的身体力行为东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视知识积累，注重调查研究
周恩来要求外交官要实事求是，虚心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掌握政策，熟悉主管地区的国家情况。
外交部成立初期，周恩来每周二晚上到外交部召开办公会议，出席者有副部长、各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等。会议主要是务虚：分析国际形势，布置任务，研究对策。有时也就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件或问题，解剖麻雀，具体研究。有问有答，有请示有汇报，一竿子插到底。当主管同志对答如流时，总理欣慰地当场予以表扬；反之，总理便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他要求外交官们，一定要跟踪形势，勤于思考，养成综合分析的好习惯。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调查研究，要大量掌握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做到有的放矢。后来，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扩大到各司、各处，甚至科员。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司里值班时，突然接到总理直接打来的电话。原情报司的蔡再杜回忆，一天凌晨2时，红色电话机响了，听筒里传来：“我是周恩来，你是情报司值班同志吗？”原来总理想要一些西方主要通讯社有关××问题的报道，并告，找到后尽快送给他。半小时后，总理所要的材料送出。蔡再杜当时惊喜万分，上班后，逢人便讲此事。老一点的同志说，你这叫“少所见，多所怪”。总理常常工作到凌晨，不通过秘书直接打电话索要材料是常有的事。
冀朝铸大使在回忆给领导人当翻译时说，他最怕领导人引经据典。本来中文底子就薄，一遇到这种情况，就紧张极了。周总理告诉他，搞政治必须要懂历史，要想懂就得读，比如《资治通鉴》。从此，冀朝铸开始读文言的《资治通鉴》（那时还没有白话译文），很难懂。他靠字典帮忙坚持读了数年，了解了不少中国历史、人物及典故，对他日后的翻译工作颇有裨益。
李留根大使回忆，他曾作为工作人员，于1965年6月陪同周总理出席原定于6月22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去非洲途中，突闻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当时专机上的主要成员和专家立即被总理召集起来，研究分析阿形势。会后，周总理得知李留根是唯一曾在阿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便找他去谈阿政变事。事情过后，李留根在回忆录中写了三点体会：
第一，我是随团翻译，刚刚参加外交工作不久，但是周总理并不因为我年纪轻、职务低而忽略我的存在。他是那么谦虚认真，使我很放松自然投入，敢于畅所欲言，没有因为第一次同德高望重的周总理谈话而拘谨。
第二，周总理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召集代表团领导成员会议后，对阿政变，总理已了然在胸，但他仍坚持要直接听听在阿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的看法。这充分说明，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处处身体力行，坚持调查研究，一丝不苟。
第三，周總理对年轻干部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周总理喜欢“考问”工作人员。为了不被考住，工作人员必须过细准备，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要老老实实学习，不敢丝毫懈怠，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强烈愿望。
李连庆大使回忆了为周总理起草一份讲话稿的事。1968年8月20日，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威胁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了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支持罗、南、捷克以及东欧国家的正义斗争，周总理决定出席8月23日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当时苏欧司的几位同志代为起草讲话稿，但稿子写得既长且散，总理很不满意。8月22日晚，周总理将起草人召到中南海办公室。总理从讲话稿的内容到写法，从论点到措辞，从谋篇到布局都作了详尽具体的指示，让撰稿人茅塞顿开，很快写成了一篇总理满意的稿子。
第二天，当周恩来站上主席台开始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他话音刚落，暴风雨般的掌声立刻响起，大家纷纷盛赞中国主持正义，为小国撑腰，为被欺侮的人民讲话。讲话被各国记者广泛传播开来，给苏联侵略者以棒喝，给东欧各国以支持，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喝彩。
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同步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回忆起周总理对她的培养教育时说：周总理重视翻译工作，他常常教导我们，翻译绝不是“传声筒”，而是传播、沟通的桥梁。搞国际统战工作，没有翻译就等于没有嘴，话就讲不通。好的翻译不仅要把领导同志的讲话准确地传过去，而且要能加工整理，使之逻辑性更强，还要当好领导人的现场参谋。所以，翻译不仅要掌握熟练的外文，还要了解所讲内容的背景和全貌，理解领导讲话精神，这样的翻译才能传神。所以翻译同志不仅要苦练基本功，还要有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等，缺一不可。另外，翻译还要熟悉中外历史、地理，掌握对象国情况，了解国际上每天发生的大事。外交部的同志们都有被总理“面考”的经历，如总理问非洲有多少国家独立了，拉美在领海问题上同美国斗争的有哪几个国家，并要求大家按地理位置讲出来。有时在场的同志答不上来，总理就按顺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个不漏地讲给大家听。周总理说，这就是基本功，非苦练不可。为了督促翻译们及时了解时事，掌握情况，总理指示给每人订一份《国际动态》。 周总理对年轻翻译很注重培养。冀朝铸大使回忆了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1956年9月，初当翻译的他突然被通知为周总理做翻译，他要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雅访华宴会上“亮相”。他既紧张又高兴。冀大使回忆说：“当我按礼宾司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随着周总理的讲话，依次读下去时，总理突然打断我说，不对，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我羞愧难当，没料到，总理临时脱稿，我竟专注地只顾按原稿读下去……心里想，这下砸锅了，以后总理肯定不用我了。到了第二天会谈时，总理仍点名让我当翻译，我非常感动。总理原谅我初犯，但决不能再犯。”从此，冀朝铸在翻译时十分用心听周总理每句话每个字，成了周总理喜欢的翻译之一。
当过翻译的人都知道，在饭桌上当翻译是最苦的。要是满嘴饭菜，说起话来就十分狼狈，很不雅观，于是只好少吃或不吃。总理非常体贴译员的苦处，不时在饭桌上叫“暂停”，还亲自往译员盘子里夹菜。
周恩来要求干部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一定要把外交部建设成为一个既能正确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的部门，又是一个团结战斗、秩序井然的工作单位。他不厌其烦地对干部进行保守国家机密和遵守外事纪律的教育，以防患于未然。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严肃执行纪律，绝不姑息。周总理要求外交干部要摒弃名利思想。建部伊始，有的同志认为外交工作难度大，要求严，任务重，职务低，想调动工作；还有的同志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滋长各种名利思想。周恩来总是以国家利益、人民需要的大局来引导和教育大家，高标准严要求，让大家从低俗的个人主义泥坑中挣脱出来，绝不能向组织要官、要权。
周恩来对待干部从来不分亲疏，而是搞五湖四海，量才使用，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他对自己熟悉的或身边的干部要求尤其严格，从不搞无原则宽容。在使用或调动干部时，一向尊重组织部门的意见，不凭亲疏对待干部的任用或调遣。有时由于工作需要，他认为某人适合某项工作时，也是直接向组织部门提出，并尊重组织部门意见，绝不私下许诺或透露他的意图。
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干部接触。驻外使节回国休假或述职，他都要亲自接见，谈工作，谈生活，了解第一手材料。对外交部国内干部，除工作接触外，他还利用节假日等机会到外交部参加活动。有时到大食堂和同志们一起用餐，问寒问暖，倾听大家意见，使大家和领导的心贴得更近，工作更有劲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王幼平大使曾深情地回忆起“九一三”事件当晚，三位即将返任的大使被总理召去谈话一事。王大使说：在3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经接触过许多中外政要，但连续工作51个小时的人，只有周总理一个。我虽多次见总理，谈话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就是“九一三”事件当晚那次会见。
本来，王幼平大使是要乘1971年9月13日早班飞机返回越南首都河内的，但突然被通知班机取消了。正在焦急等待中，外交部值班室通知，当晚周总理可能接见王大使等人。一直等到14日凌晨2时，总理终于接见了。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东方厅。他到达时，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等四位同志已先到。过了一会儿，总理警卫员进来对大家说：“请大家先等一会儿，总理已经50个小时没休息了。”大家的心都悬起来，一定是出大事了，大家默默地等着。过了约半个小时，总理慢慢走进来，显得十分疲倦，但仍热情地与每个人握手。稍事寒暄后，总理表情凝重地讲述了林彪逃跑及乘坐的飞机可能摔了等情况。总理最后嘱咐大家：你们马上就要返任了。这件事，外电很快就会披露。万一林彪在国外发表声明，你们思想上应有个准备。
王幼平没有想到，周总理这次约见他们，谈的竟是天字第一号案件。当时全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还有许多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党、政、军大事等着总理去处理。那几天，总理还有四场已安排好的外事活动。总理那么忙，那么累，还不忘挤时间接见驻外大使，以免他们工作被动……
罗马尼亚文翻译蒋本良回忆，1975年9月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访华，他十分希望能见到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病势危笃，医生规定不能再见外宾。但是对中罗友好关系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周恩来，为了大局，仍决定在医院会见他。
9月7日上午，罗马尼亚代表团突然接到周总理会见他们的消息。下午1点整，罗代表团进入医院。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陪同下等候在医院门厅。本来只安排禮节性会见，但总理同贵宾合影后，还是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谈话。由于此前繁重的工作压力，病魔的摧残以及“四人帮”的迫害，总理强健的体魄早已被夺走。他身影瘦削，面容憔悴，脸颊深陷，步履维艰。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只有短短的一截路，但总理走得很吃力，很慢。陪同人员想扶他一下，他婉拒了。
落座后，周总理一个个地问候了罗马尼亚领导人和老朋友，还特别关切地询问当时同样身染沉疴，周总理亲自派医生为他治病的波德纳拉希副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仍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1975年正是“四人帮”兴风作浪，意欲篡党夺权，阴霾密布的日子。周总理对维尔德茨讲了如下一段话：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现在第一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周总理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无限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无限信心。现在看来，那是多么深刻的时代预言啊！会见后，维尔德茨无比激动地说：“周恩来无愧是罗马尼亚人民伟大的朋友。”周总理逝世20年后，维尔德茨重新追忆了周总理与他的谈话，他意味深长地说，经过后来中国历史的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谈话的含义。
据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至5月（他于1974年6月1日病倒住院），有13天是每天工作12小时以内，9天是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74天是每天工作14小时至18小时，38天是每天工作19小时至23小时，5天为通宵达旦工作，加起来共139天。这期间，除日常工作外，他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谈话57次。所以有人说，周总理是累死的。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他一生留下的墨宝极少，但在八宝山给人们留下了“革命公墓”四个铮铮如铁的大字。每当人们看到它时，不禁涌出发自内心的呼唤：“周总理，你在哪里？！”
杨振宁说：“周总理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无私的、坚强的、始终不渝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贡献了他的一生，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斯里兰卡一家报纸载文称：“高职位从来未使这位献身于事业的革命家趾高气扬，他始终如一的美德是忠诚和随时服从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
美国前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说：“除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之外，周恩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光辉的品格，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
巴基斯坦一家报纸称：“他以惊人的才智使党、民族和国家渡过了无数急流险滩。”
《华盛顿明星报》载文称：“如果说毛泽东是理想，那么周恩来就代表了把理想付诸实现的实干精神。”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新中国第一位外交家的人格和风采。■（全文完）
勤俭办外交的带头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某些留用的前外交人员介绍经验说，外交人员在不同场合要穿不同的礼服，还介绍了一些繁文缛节，使一些刚走上外交战线的老同志感到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周恩来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讲究必要的外交礼节，同时要注意勤俭节约；我们国家初创，以朴素为传统，不要过分讲究，要反对资产阶级的铺张浪费。在1952年召开的第一次使节会议上，周恩来针对当时“苏联热”的倾向说，跟苏联学习，却没有研究苏联的实际情况。苏联刚建国的时候，齐卡林办外交，穿了一身破大衣，夹着一个破皮包，人家一望便知，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维辛斯基和罗申都穿着带花纹的料子服，因为这个行头符合苏联当今的经济情况。如果当年齐卡林也像他们现在一样，人家反倒觉得滑稽可笑了。我们今天不能提倡这些形式，因为它不适合我们的经济情况，过那样的生活，于心不安啊！又指出，现在干部受资产阶级影响，喜欢买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如照相机、自来水笔、手表等。外交部要负起责任，制定严格的制度，生活要俭朴，不要摆空架子，不要让人家钻空子。周恩来说到做到，他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穿着朴素大方。他常常指着腕上的手表对外宾说，我这表是上海产的，走得很准，言语间充满自豪感。
陈鲁直在周恩来三次访问印度过程中，目睹了周恩来与尼赫鲁的不同风格。
毋庸讳言，尼赫鲁也是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但在他身上，“英国人”的优越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周恩来第三次访印与尼赫鲁的会谈“无果而终”，“不欢而散”。后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告诉你们，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很不公正……”本来，边界争端是印方挑起的，周恩来诚恳地寻求在不影响双方立场的情况下，就一些边界问题可以原则上达成协议，但他会见的几名印度官员却傲慢无礼，声讨中国。尼赫鲁的如此“巧”安排，除国家利益冲突这个主因外，其骨子里的西方文化影响暴露无遗。
周恩来面对西方及印度某些记者挑衅性的问题，依旧大度豁达，从容面对，摆事实，讲道理，有利有理有节，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在那样一个难堪的处境下，周恩来仍能沉着应对，泰然自若，需要有多么惊人的韧性和自信啊。这种能力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浸染。而周恩来在处理有关印度俘虏的纪录片时，站得更高，要求剪掉持枪押解、举手检查和训话等内容，这恰恰反映了东方人讲究情与理，中国军队是仁义之师的内涵，因为中国并不是要与印度人民为敌的。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张颖回忆说：我曾多次随周总理会见外宾或是参加高层谈判，他总是用真诚平等的态度，即使是完全对立的意见，他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表现出傲慢和咄咄逼人的大国总理形象，而是以理服人，以礼相待。客人离开的时候，即使没有解决问题，心情也感到舒畅，留下的记忆也是美好的。这不正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吗？
经常给国家领导人做翻译的冀朝铸回忆，基辛格得知周恩来身患癌症后，很是关心，曾两次专门找冀，申请派最好的医生到中国为周恩来治病。当得知周恩来逝世时，基辛格回忆，他承认自己是世界上有名的高傲自大的人，但他对周恩来的钦佩是发自内心的。他说，一见到周恩来，就感到是站在一位世纪伟人的面前，自愧不如。他认为，他与周恩来之间，尽管在不少重大问题上观点不同，但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立在互相尊重、钦佩的基础上的。周恩来是一位东方人，他的身体力行为东方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视知识积累，注重调查研究
周恩来要求外交官要实事求是，虚心学习，掌握丰富的知识，掌握政策，熟悉主管地区的国家情况。
外交部成立初期，周恩来每周二晚上到外交部召开办公会议，出席者有副部长、各司司长、办公厅主任等。会议主要是务虚：分析国际形势，布置任务，研究对策。有时也就当时发生的具体事件或问题，解剖麻雀，具体研究。有问有答，有请示有汇报，一竿子插到底。当主管同志对答如流时，总理欣慰地当场予以表扬；反之，总理便语重心长，循循善诱。他要求外交官们，一定要跟踪形势，勤于思考，养成综合分析的好习惯。而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调查研究，要大量掌握直接或间接的材料，做到有的放矢。后来，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做法扩大到各司、各处，甚至科员。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司里值班时，突然接到总理直接打来的电话。原情报司的蔡再杜回忆，一天凌晨2时，红色电话机响了，听筒里传来：“我是周恩来，你是情报司值班同志吗？”原来总理想要一些西方主要通讯社有关××问题的报道，并告，找到后尽快送给他。半小时后，总理所要的材料送出。蔡再杜当时惊喜万分，上班后，逢人便讲此事。老一点的同志说，你这叫“少所见，多所怪”。总理常常工作到凌晨，不通过秘书直接打电话索要材料是常有的事。
冀朝铸大使在回忆给领导人当翻译时说，他最怕领导人引经据典。本来中文底子就薄，一遇到这种情况，就紧张极了。周总理告诉他，搞政治必须要懂历史，要想懂就得读，比如《资治通鉴》。从此，冀朝铸开始读文言的《资治通鉴》（那时还没有白话译文），很难懂。他靠字典帮忙坚持读了数年，了解了不少中国历史、人物及典故，对他日后的翻译工作颇有裨益。
李留根大使回忆，他曾作为工作人员，于1965年6月陪同周总理出席原定于6月22日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在去非洲途中，突闻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当时专机上的主要成员和专家立即被总理召集起来，研究分析阿形势。会后，周总理得知李留根是唯一曾在阿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便找他去谈阿政变事。事情过后，李留根在回忆录中写了三点体会：
第一，我是随团翻译，刚刚参加外交工作不久，但是周总理并不因为我年纪轻、职务低而忽略我的存在。他是那么谦虚认真，使我很放松自然投入，敢于畅所欲言，没有因为第一次同德高望重的周总理谈话而拘谨。
第二，周总理历来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召集代表团领导成员会议后，对阿政变，总理已了然在胸，但他仍坚持要直接听听在阿工作过的普通工作人员的看法。这充分说明，周总理在对外工作中，处处身体力行，坚持调查研究，一丝不苟。
第三，周總理对年轻干部严格要求，谆谆教诲。在外交部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周总理喜欢“考问”工作人员。为了不被考住，工作人员必须过细准备，久而久之，在潜移默化中，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种要老老实实学习，不敢丝毫懈怠，积极向上，努力进取的强烈愿望。
李连庆大使回忆了为周总理起草一份讲话稿的事。1968年8月20日，苏联悍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并威胁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为了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支持罗、南、捷克以及东欧国家的正义斗争，周总理决定出席8月23日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当时苏欧司的几位同志代为起草讲话稿，但稿子写得既长且散，总理很不满意。8月22日晚，周总理将起草人召到中南海办公室。总理从讲话稿的内容到写法，从论点到措辞，从谋篇到布局都作了详尽具体的指示，让撰稿人茅塞顿开，很快写成了一篇总理满意的稿子。
第二天，当周恩来站上主席台开始讲话时，全场鸦雀无声。他话音刚落，暴风雨般的掌声立刻响起，大家纷纷盛赞中国主持正义，为小国撑腰，为被欺侮的人民讲话。讲话被各国记者广泛传播开来，给苏联侵略者以棒喝，给东欧各国以支持，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喝彩。
严格要求与关心爱护同步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回忆起周总理对她的培养教育时说：周总理重视翻译工作，他常常教导我们，翻译绝不是“传声筒”，而是传播、沟通的桥梁。搞国际统战工作，没有翻译就等于没有嘴，话就讲不通。好的翻译不仅要把领导同志的讲话准确地传过去，而且要能加工整理，使之逻辑性更强，还要当好领导人的现场参谋。所以，翻译不仅要掌握熟练的外文，还要了解所讲内容的背景和全貌，理解领导讲话精神，这样的翻译才能传神。所以翻译同志不仅要苦练基本功，还要有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等，缺一不可。另外，翻译还要熟悉中外历史、地理，掌握对象国情况，了解国际上每天发生的大事。外交部的同志们都有被总理“面考”的经历，如总理问非洲有多少国家独立了，拉美在领海问题上同美国斗争的有哪几个国家，并要求大家按地理位置讲出来。有时在场的同志答不上来，总理就按顺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个不漏地讲给大家听。周总理说，这就是基本功，非苦练不可。为了督促翻译们及时了解时事，掌握情况，总理指示给每人订一份《国际动态》。 周总理对年轻翻译很注重培养。冀朝铸大使回忆了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的情景。1956年9月，初当翻译的他突然被通知为周总理做翻译，他要在欢迎尼泊尔首相阿查利雅访华宴会上“亮相”。他既紧张又高兴。冀大使回忆说：“当我按礼宾司事先准备好的英文稿，随着周总理的讲话，依次读下去时，总理突然打断我说，不对，你太紧张了，换一个翻译。我羞愧难当，没料到，总理临时脱稿，我竟专注地只顾按原稿读下去……心里想，这下砸锅了，以后总理肯定不用我了。到了第二天会谈时，总理仍点名让我当翻译，我非常感动。总理原谅我初犯，但决不能再犯。”从此，冀朝铸在翻译时十分用心听周总理每句话每个字，成了周总理喜欢的翻译之一。
当过翻译的人都知道，在饭桌上当翻译是最苦的。要是满嘴饭菜，说起话来就十分狼狈，很不雅观，于是只好少吃或不吃。总理非常体贴译员的苦处，不时在饭桌上叫“暂停”，还亲自往译员盘子里夹菜。
周恩来要求干部服从组织，严守纪律，一定要把外交部建设成为一个既能正确执行中央的外交方针和政策的部门，又是一个团结战斗、秩序井然的工作单位。他不厌其烦地对干部进行保守国家机密和遵守外事纪律的教育，以防患于未然。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严肃执行纪律，绝不姑息。周总理要求外交干部要摒弃名利思想。建部伊始，有的同志认为外交工作难度大，要求严，任务重，职务低，想调动工作；还有的同志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滋长各种名利思想。周恩来总是以国家利益、人民需要的大局来引导和教育大家，高标准严要求，让大家从低俗的个人主义泥坑中挣脱出来，绝不能向组织要官、要权。
周恩来对待干部从来不分亲疏，而是搞五湖四海，量才使用，尽量发挥每个人的优点和长处。他对自己熟悉的或身边的干部要求尤其严格，从不搞无原则宽容。在使用或调动干部时，一向尊重组织部门的意见，不凭亲疏对待干部的任用或调遣。有时由于工作需要，他认为某人适合某项工作时，也是直接向组织部门提出，并尊重组织部门意见，绝不私下许诺或透露他的意图。
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干部接触。驻外使节回国休假或述职，他都要亲自接见，谈工作，谈生活，了解第一手材料。对外交部国内干部，除工作接触外，他还利用节假日等机会到外交部参加活动。有时到大食堂和同志们一起用餐，问寒问暖，倾听大家意见，使大家和领导的心贴得更近，工作更有劲头。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
王幼平大使曾深情地回忆起“九一三”事件当晚，三位即将返任的大使被总理召去谈话一事。王大使说：在30年的外交生涯中，我曾经接触过许多中外政要，但连续工作51个小时的人，只有周总理一个。我虽多次见总理，谈话许多次，但印象最深的就是“九一三”事件当晚那次会见。
本来，王幼平大使是要乘1971年9月13日早班飞机返回越南首都河内的，但突然被通知班机取消了。正在焦急等待中，外交部值班室通知，当晚周总理可能接见王大使等人。一直等到14日凌晨2时，总理终于接见了。接见地点是在人民大会堂东方厅。他到达时，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等四位同志已先到。过了一会儿，总理警卫员进来对大家说：“请大家先等一会儿，总理已经50个小时没休息了。”大家的心都悬起来，一定是出大事了，大家默默地等着。过了约半个小时，总理慢慢走进来，显得十分疲倦，但仍热情地与每个人握手。稍事寒暄后，总理表情凝重地讲述了林彪逃跑及乘坐的飞机可能摔了等情况。总理最后嘱咐大家：你们马上就要返任了。这件事，外电很快就会披露。万一林彪在国外发表声明，你们思想上应有个准备。
王幼平没有想到，周总理这次约见他们，谈的竟是天字第一号案件。当时全军已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还有许多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党、政、军大事等着总理去处理。那几天，总理还有四场已安排好的外事活动。总理那么忙，那么累，还不忘挤时间接见驻外大使，以免他们工作被动……
罗马尼亚文翻译蒋本良回忆，1975年9月5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访华，他十分希望能见到周总理。当时，周总理已经病势危笃，医生规定不能再见外宾。但是对中罗友好关系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周恩来，为了大局，仍决定在医院会见他。
9月7日上午，罗马尼亚代表团突然接到周总理会见他们的消息。下午1点整，罗代表团进入医院。周总理在纪登奎、耿飚陪同下等候在医院门厅。本来只安排禮节性会见，但总理同贵宾合影后，还是把维尔德茨请到了会客室谈话。由于此前繁重的工作压力，病魔的摧残以及“四人帮”的迫害，总理强健的体魄早已被夺走。他身影瘦削，面容憔悴，脸颊深陷，步履维艰。从医院门厅到会客室只有短短的一截路，但总理走得很吃力，很慢。陪同人员想扶他一下，他婉拒了。
落座后，周总理一个个地问候了罗马尼亚领导人和老朋友，还特别关切地询问当时同样身染沉疴，周总理亲自派医生为他治病的波德纳拉希副总理的身体状况。周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想的仍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中罗两党和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
1975年正是“四人帮”兴风作浪，意欲篡党夺权，阴霾密布的日子。周总理对维尔德茨讲了如下一段话：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现在第一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具有55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周总理对中国共产党充满无限信心，对中国的未来充满无限信心。现在看来，那是多么深刻的时代预言啊！会见后，维尔德茨无比激动地说：“周恩来无愧是罗马尼亚人民伟大的朋友。”周总理逝世20年后，维尔德茨重新追忆了周总理与他的谈话，他意味深长地说，经过后来中国历史的演变，我才真正理解了周总理当时谈话的含义。
据统计，周恩来在1974年1月至5月（他于1974年6月1日病倒住院），有13天是每天工作12小时以内，9天是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74天是每天工作14小时至18小时，38天是每天工作19小时至23小时，5天为通宵达旦工作，加起来共139天。这期间，除日常工作外，他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谈话57次。所以有人说，周总理是累死的。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他一生留下的墨宝极少，但在八宝山给人们留下了“革命公墓”四个铮铮如铁的大字。每当人们看到它时，不禁涌出发自内心的呼唤：“周总理，你在哪里？！”
杨振宁说：“周总理的伟大就在于他的无私的、坚强的、始终不渝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贡献了他的一生，无私地为人民服务。”
斯里兰卡一家报纸载文称：“高职位从来未使这位献身于事业的革命家趾高气扬，他始终如一的美德是忠诚和随时服从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利益。”
美国前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说：“除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之外，周恩来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那光辉的品格，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
巴基斯坦一家报纸称：“他以惊人的才智使党、民族和国家渡过了无数急流险滩。”
《华盛顿明星报》载文称：“如果说毛泽东是理想，那么周恩来就代表了把理想付诸实现的实干精神。”
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新中国第一位外交家的人格和风采。■（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