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6月16日，八国联军已经攻占了天津大沽炮台，义和团火烧前门外的洋药房，结果大火延烧，把前门楼子也给烧了。对于到底要不要依仗义和团，跟整个西方开战，西太后慈禧也没有拿定主意。于是，接连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这样的会，有王公、贝勒与军机处、内阁、六部、九卿要员参加，俗称“大叫起”，即一次叫好多人入内。
　　由于参会的人太多，养心殿挤不下这么多人，所以，挪到了更宽敞的仪鸾殿东暖阁召开。慈禧和光绪背窗靠北面坐，御座跟阁门，近在咫尺。虽然大家都跪在两宫前面，但按照等级，地位高的人跪前面，地位低的人跪后面。所以，进来的时候，大家都绕过御座，往后面去。等到吏部侍郎许景澄来的时候，后面已经挤满了人，无论如何，都过不去了，只剩下皇帝御座旁边，还有一个空，他只好在那儿跪下了。许景澄没有料到，他这一跪，竟然要了他的命。
　　许景澄出生于浙江嘉兴的官宦人家，从小便饱读诗书，1868年考中了进士，并在翰林院任职。洋务运动兴盛时，敏感的许景澄察觉到了清朝政府的政治动向，于是他侧重于学习外交知识和国际法，李鸿章将其举荐给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看中了许景澄的才能，并且对其委以重任，多次让他担任公使，出使欧洲。在出使欧洲诸国时期，他编写了《外国师船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海军通鉴。1899年，许景澄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一职，仕途顺利的他凭借着优秀的外交才能，本应该平步青云，却不想自己的生命如此戏剧般地因为一次会议而结束了。
　　当时，军情紧急，大家却只能跪在一起开会，当然没法畅所欲言。而且大家头都低着，怎么好说话呢？但是，清朝体制如此，也只能这样了。由于此前整个朝廷向后转，朝中顽固派大占上风，加上众多满人贵胄、汉人大臣，真的以为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法术，可以借此战一下洋人，所以，主战的气氛很浓。
　　许景澄是个留过洋的明白人，但也知道在此时如果说实话，是大有危险的。可是，自戊戌政变以来，一直不说话的光绪皇帝，此时却急了，不仅自己站出来反对开战，而且突然用手拉住许景澄，让他出来说话。
　　许景澄一时激动，说了几句实话，大意是义和团招摇撞骗，怎么挡得住洋人的枪炮，并主张不要开战。接着，太常寺卿袁昶也站出来表了类似的态。这一下，可是捅了娄子了。光绪出头说话，已经犯了慈禧的忌，而许景澄附和皇帝，更是让她怒火中烧，于是大喝让许景澄不许拉皇帝的手。这样说，就等于说许景澄失仪，有杀头之罪。许景澄忙解释，说不是我拉皇上的手，而是皇上拉我的手。
　　太后话已出口，就是金口玉言，所以，许景澄和袁昶，不久就被定罪为“勾结洋人”的“卖国贼”，在菜市口问斩了。随后，一位翰林公的生花妙笔，草拟了一封宣战诏书，从此，大清开天辟地第一次跟列强宣战了。
　　此后，这样的“大叫起”还搞了好几次。又有三个大臣的人头落地，这回，不是反对参战，只要是对义和团有点不敬，就已经不行了，要被杀头。主战派的气焰越来越嚣张，会议的气氛越来越严肃，空气越来越凝重。
　　这种会议越开，越开不出名堂。最后，端郡王载漪和澜公爷，开列了十五个人的名單，都是要就地正法的，里面竟然有军机大臣王文韶和奕劻，最后一名，是京兆尹陈夔龙。还好，慈禧没有准。北京城里，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的战斗，也越打越激烈。城外，八国联军攻下天津，然后向北京进发。
　　最后的一次御前会议，朝廷决定让水师大臣李秉衡带兵出击。李秉衡非常悲壮地带着京城里剩余的清兵，加上众多的义和团杂牌军，打着各路神仙的旗和幡，出了北京。到了杨村，还没等跟洋兵接触，自己的队伍就溃散了，光杆司令李秉衡吞金自尽。然后慈禧带头，大家出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