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初,中国玻璃大王曹德旺捐出价值49亿元的股份,当时引起舆论哗然,被称为“裸捐富翁”;半年后,在被誉为“企业界的奥斯卡”的安永全球企业家奖的评选中,他成为获得该奖项的首位华人企业家。如今,一切似乎又风平浪静,归于沉默,正如这位慈善大王对事业、家庭、爱情、慈善的体悟一样,充满最朴素的人生哲学。
　　
　　低调:他像进城买化肥的农民
　　
　　“我发言从不用讲稿。”今年初,福建证监局例行的年度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曹德旺一发言就打破了会场的沉闷,继而抛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我打算成立慈善基金,将自有的70%福耀股份(约49亿元人民币)捐出去。”
　　这个决定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半年来一直没有平息,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质疑曹德旺是在作秀,也有人说是一场资本游戏。拥有福耀玻璃19.44%股份的曹妻陈凤英和丈夫如往日一样,依然沉默不语。
　　曹德旺是中国的玻璃大王,全中国的汽车中,每两辆就有一辆用的是福耀玻璃。在“胡润百富榜”上,他位居第56位,“慈善榜”的第14名,曾被民政部评为“中国十大慈善家”。近年来,曹德旺仅现金捐款就已达两亿多元;汶川地震后,他又先后捐出了2000多万元,而他向福建省慈善总会的捐款累计达1527万元。
　　曹德旺出生于1946年5月,小时候家里很穷,经常有一顿没一顿的,9岁才上学,14岁就辍学了。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常常从福州拿烟丝回来卖,这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发现别人不会注意小孩子,父亲开始让他跑腿。这样,曹德旺就骑着自行车到长乐拿烟丝回来卖,5天一趟,来回200多公里。
　　曹德旺和陈凤英是真正的患难夫妻。1969年两人结婚时,家里一穷二白,曹德旺卖掉妻子的嫁妆去做生意,陈凤英则独自在家照看曹德旺生病的母亲。
　　1976年,曹德旺终于有了正式工作,成了高山异形玻璃厂的一名采购员,自此没有离开过这家工厂。1983年,曹德旺承包该厂,当年便实现盈利20万元。3年后,40岁的曹德旺开始转战汽车玻璃。他以超低的价格一下子让汽车维修厂家趋之若鹜,当年曹德旺便赢利70万元,挖到了第一桶金。1993年6月,福耀玻璃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到2008年时,福耀玻璃已崛起为全球第四大汽车玻璃制造商。
　　事业越做越大,但曹德旺一直都把自己摆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他在很多场合出现时,都套着一件过大的灰色西装,搭配深蓝色便裤,看起来胖、矮、黑。若不说他是富豪,外人肯定认为他是一个从农村进城买化肥的农民。
　　曹德旺有两子一女,长子曹晖,现年39岁,最小的孩子也已经29岁。“我的信仰是‘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儿孙个个贤’。”曹德旺说:“捐款的事情他们都很支持,剩余30%的股权,足够我们一家人用就行了。”他说。
　　愧疚:“我不应该住这么好的房子!”
　　在曹德旺的办公室,一进门就放着一本巨大的《金刚经》。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也是一位佛教徒,他对《金刚经》颇为痴迷。曹德旺说,佛家提倡不带相布施,即匿名布施,“而我如今要接受采访,是为了动员那些有钱的人。有人认为我带相布施很不好,那我就带相布施吧,我不死谁死?”曹德旺说。
　　生活中的曹德旺并不讳言自己是个爱财、爱享受的人,曹家大院占地6000多平方米,楼高三层。但就是在这样一所超豪华别墅里,在墙角,有一块和整个建筑特别不搭调的菜地。
　　曹德旺回想,当时花费巨资建造这所别墅,无非是为了向外人证明自己的价值。刚刚搬进这所豪宅的时候,他兴奋得整整一个星期没有出门,每天留在家里打理园林、布置陈设:“应该说我非常满足,满足到我自己都有点负罪感,都是中国人,我的同胞有很多还没有饭吃,我不应该住这么好的房子,刚搬进来我很开心,开心一个星期以后,想深了以后,感觉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
　　他说:“有人批评说中国企业家不善良,不会捐款。我说不是,我坚定地相信中国有很多很多企业家晚年会这样做。那些人现在为什么没有捐赠,因为他们都在创业的路上。”
　　事实上,捐赠股票成立慈善基金,曹德旺其实在两年前就决定了。2007年5月,曹德旺把远在美国的大儿子曹晖召集回国,连同二儿子和女儿,开了一个小小的家庭会议。在会上,他第一次提出将福耀玻璃60%的股份捐出去做慈善基金会的想法。
　　在家庭会议上,他对儿女们说:“爸爸这么大年纪,准备退休了。你们自己要努力,不要指望我留很多财产给你们。”
　　长子曹晖首先表态支持,另外两个子女也没有什么意见,一起签了字同意,这让曹德旺很感慨,“这次捐款如果有人说我境界高,那我的子女境界更高。因为我已经60多岁,不需要钱了,而他们是需要钱的。”
　　捐赠的事情通过了,曹德旺还要接着说服大儿子曹晖接班。父子感情很好,像是朋友,父亲对儿子的培养也是煞费苦心,让其从最底层干起,并到海外历练数年。时年37岁的曹晖是福耀玻璃美国分公司的总经理,在那里结婚生子,已经生活了七八年,对于回国接班并不感兴趣。
　　“儿子不接我的班,公司怎么办?他不接班,我也要做工作让他接班。我首先要保证福耀的健康发展,这样才能够捐款。”他一次又一次游说大儿子。
　　父亲对儿子讲:我现在悟透了一个问题,像日本啊、美国啊那些发达国家,为什么总统总在几个家族里面轮流,这不一定是他们家族的本意,是因为他们家族认为需要向国家承担责任,按照我们古人的理论就是“学而优则仕”,你必须要把你的学而优贡献给这个社会,不应该把你的聪明才智浪费掉。
　　儿子最终同意了。2007年,他成为福耀集团的实习总裁,曹德旺则开始筹备基金会的事情。4月27日,他正式向民政部递交了申请书。
　　2009年6月9日,曹德旺在北京参加一项颁奖活动时表示:“股权捐助计划因政策性很强,还有待政府部门的审批。”
　　
　　抉择:结发妻子还是红颜知己?
　　
　　“我这个家现在所有财产都记在她的名下,我的控股公司也是她在当董事长,都是她的,不是我的,人家说这个公司是曹德旺的,但实际上从法律关系上说是我太太的。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安排呢?这是因为在我还没有富起来的时候,我曾经对婚姻徘徊过。”曹德旺主动提起了自己与夫人的感情,“我觉得有义务尽到自己的责任,她和我可是患难夫妻!”
　　陈凤英与曹德旺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婚前两个人连面都没有见过,仅仅看过一张很小的黑白照片,所以他们没有经历过谈恋爱的过程。“那一年是1969年,我们非常穷,生活很苦,母亲又生病了,所以家里人就希望我先结婚,找个老婆照顾我母亲。我答应了,就是这样。”
　　曹德旺把妻子的嫁妆全部卖掉之后就有了一点钱,然后就开始种白木耳拿到江西去卖,当时来回一趟可以赚700多块钱。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跑到第四趟货就被人家扣了,不但本钱赔了进去,还欠了村里人1000多元钱,这要是别的女人又会怎样哭闹?当时很多人上门要债,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掉了,最后只剩下一小间房子,曹德旺对那些上门要债的人说:“你们要是能够拿,也拿去!”
　　那时家里真的是一贫如洗。曹德旺就对妻子说:“我现在一无所有,只余下一个人,如果實在不行,你可以再嫁人。”丈母娘却断然否定:“你胡说八道,你这么聪明,困难一定会过去的,你放心回去吧,你老婆孩子我给你带着。”
　　“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遇到过另一个不同的女人,那是一个让我想把家都扔掉的女人。”曹德旺那个时候非常痛苦,当时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好转,不像刚结婚时那样拮据。
　　曹德旺面临着一个选择。一面是他的结发妻子,她为自己默默地奉献了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永远无条件地信任自己;另一面是他的红颜知己,他们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共同语言,生活的激情。曹德旺真的很苦闷,不知道以后的路应该怎样走。
　　后来曹德旺就去做调查,去了解别人的生活。他选了100对有代表性的夫妻,有工人、医生、干部、老师,还有老板。曹德旺发现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对家庭不满意,而是这100对夫妻中没有一对夫妻对自己的家庭是完全满意的。
　　于是曹德旺开始思考,为什么会是这样?后来他想通了——两个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教育,这样就会形成各自不同的观念,谈恋爱的时候,可能是求同存异,一旦真正生活到一起,就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曹德旺觉得,幸福这东西讲起来都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有吃有喝,子孙满堂这些东西,可是如果往深层去想,世界上有绝对的幸福吗?没有,所以也不会有绝对幸福的家庭,绝对完美的婚姻。既然是这样,曹德旺认为自己是不需要再去考虑什么换家庭的事情了,再换换,就是换1000个照样也没有用啊!
　　“一想到她嫁给我的时候是那样一个纯朴的少女,这么多年,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都始终如一地听从我的安排,我就觉得有义务要尽到自己的责任。所以我的所有财产,我的公司都是她的名字,我要让她觉得安心,这辈子有依靠。我们虽然没有那些激情如火的海誓山盟,但是我们毕竟是从年轻到白发,中间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情,没有经历过的人体会不到。”曹德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