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高拔俗启“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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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前走势良好的古代书画市场上,作为明末清初一代书画开派宗师的萧云从,其绘画作品的市场表现却开不尽如人意,以雅昌艺术网统计的数据为例:截至2008年7月春拍结束,萧云从书画作品上拍只有87件,成交45件,未成交42件,成交比率为52%,总成交金额为1260万元,平均作品成交价约为28万元/件,平均每平尺约为7.9万元;与弘仁相比在上拍数量、成交比率、平均价格上,有着很大的差距,弘仁书画作品上拍113件,成交65件,未成交48件,成交比率为58%,总成交金额为3993万元,平均作品成交价约为61万元/件,平均每平尺约为32.3万元;就连与梅清相比,在作品上拍数量(184件)和平均每平尺单价上(10万元/平尺),梅清也是高于萧云从的。再者,萧云从绘画作品拍卖过百万元的只有3件,最高为261.175万元(另两件分别为166.1万元和126.5万元);而弘仁绘画作品拍卖过百万元的有8件,最高达672万元(其中600万元以上2件,400万元以上1件,300万元以上2件,100万元以上3件)。其实关键就体现在这些高价成交作品的比较上,因为古代书画大家作品的拍卖,大多数的低价成交作品,都是一些老仿的“老充头”和不能被收藏投资者完全认可的、辨识证据不足或不“开门”的老画,所以用这些低价成交品的价格来比较,得出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而古代书画大家的高价成交作品,大多是来路正、 “大开门”、证据充分的精妙之作,故在相同水准、地位的书画大家之间才具有可比性。因为古代书画不同于当代和近现代书画,没有多少人为炒作性,唯有绘画史上学术定位对其市场价格影响最大。学术定位如果不准确,会使该画家作品的市场价格产生价值偏离。下面笔者就对萧云从的绘画艺术与学术价值,以及乡籍作一些简析。
  萧云从,芜湖人,生于1596年,卒于1669年,享年74岁;字尺木,号于湖渔人、区湖、默思、无闷道人,明亡后称钟山老人、钟山梅下僧,寓仰钟山明陵之意;工诗文,精律历、六书之学,善画山水、人物、花鸟。体备众法,所作笔意清疏韶秀,饶有逸致,晚年放笔,自成一格;是明末清初姑孰画派的领袖,新安画派的开启者,版画上与陈洪绶双峰并峙的一代书画大家(而在山水版画上,萧氏则是高帜独悬无人可比的)。新安画派的代表人物、清初四僧之一的弘仁和宣城画派的代表人物梅清都曾多次赴芜湖向萧云从请教画艺,所以在渐江中年的画作上与梅清的山水画上,可以清晰地见到萧云从的影子。不过弘仁虽学画于萧尺木,但其后期画作较之尺木,却多了几分冷寂、孤寒之气和超逸出尘、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有着一股自然的真气。其能学于尺木,而后画名大于尺木。可能就在于他学而能化、化而能变,不被尺木牢笼之故。我想这是因为弘仁的那份出世之心,也被其表现在笔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而萧尺木的画作冲和淡雅、旷达幽远,虽孤高拔俗、超逸出群,但不出尘,因为尺木先生是一位人世的雅人高士。所以,萧云从的画有神品、多妙品、少有逸品,而弘仁的画有神品、多逸品、少有妙品。中国画自宋元大兴文人画,也就是书法性绘画后,特别明清是极力推崇逸品的。因此,神妙的绘画功力,抵不上超逸的境界,这反映出明清人们绘画审美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影响着写绘画史的学者们,同时也左右着书画收藏者们的思路,若我们以唐、宋、元推崇神妙之笔,而不以明、清逸品为最高价值、主流标准的思想为指导的话,那现在的中国绘画史对萧云从的评价和研究,则是不公正和不够深入的;书画市场对萧云从作品的价值定位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多角度更深入地研究和发掘萧云从画作中,所蕴含的艺术个性和学术思想,还这位书画大家应有的历史地位和市场价值。
  


  这里我们就来欣赏一幅萧云从创作的精妙之作《雪岳读书图》,此作是萧云从在57岁(1652年)时创作的,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横47.7厘米,纵124.8厘米,为纸本浅设色雪景山水立轴。中国画表现雪景大多为“人物寂寂,围炉饮酒,惨冽游宦,雪笠寒人,骡纲运粮,雪江渡口,寒郊雪腊履冰之类也”(宋韩拙《山水纯全集》)。而萧尺木此图却为雪岳读书之图,通过描绘皓峰冻壑、荒寒寂寥的空间境象,表达他淡泊纯粹,超然物外的文人襟怀,“盖欲假此以寄其孤高拔俗之意耳”(文征明自题画语)。全图崇山叠峦、树木葱茏,数间屋宇深掩其中;山石用浓墨勾勒,再用淡墨皴染阴面,以突出石之阳面积雪的效果,皴法清淡且多以侧笔皴擦,使山石肌理利索而清爽,树木则是以细笔勾写,赭色轻染,再缀白粉于树梢、松针之上作积雪,结构繁密,笔法严整,雅逸高洁的白粉装饰,有王维《辋川雪景》图的韵味;图的上方峰峦之上以青墨烘晕天空,衬出群山冻合、雪岳惨凛的气象,使构图呈繁而有序、多而不满的妙境。全图最为引入之处,也是透出萧尺木匠心独运的地方,首先是位于图下方正中“画眼”房屋里窗前的读书之人,于这样的孤寒之境中,他开不孤寂,因为我们从图侧的右下方,可以看到在积雪的山路之上,拄杖而来的访客,或为老友相探、或为慕名者求教,皆会给雪岳之中的读书人带来无尽的欢愉;再就是从山下至山上呈“之”字形摆布的数栋屋宇,在山上高处呈现出的那个亮色,其用亮丽的朱赭之色点醒全图,使惨凛、冻合的群峰,透出一丝暖意,让我们感知到尺木先生虽拔俗,但也人世的心态。同时这样摆布也是一种折高折远的脉络,使山峦不被青墨所染的天空压低,全图更显高远之势。图的左上方萧云从用小楷题诗作记,他题款所用书体常是随画面用笔而变化的,此作用笔谨严,故题款以小楷为之,天真虚恬、工整秀美、一丝不苟,与图画互为映衬,相得益彰,具有庙堂之气象。而2008年某拍卖公司春拍上拍的一幅萧云从雪景山水(3.4平尺,成交价72.8万元),构图嵯峨幽奇,境界冷寂清润,也是仰可观山势崇高、细可赏笔墨逸趣的佳作;但全图用笔却率意简略、逸笔草草,迹简遒而味弥永,故题款亦用行书,简单一行只“区湖萧云从”五字,先楷后行用笔轻松、点划朴拙,与绘画用笔成贴切自然相融之态。
  萧云从是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的人,有时他在画上写仿谁,那只是为了迎合当时人的口味,是一种人世的表现,但画的却完全是他自己的东西,大部分景致都是他所见之名山大川和家乡江南山水。如他在《太平山水图》(1648年清顺治戊子夏刊刻)中,于大多数画上都题有用古代某家画法,其实他的画法与他所题的某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因为清代人特别讲求画法出处,似讲出此法为谁,才很高明。正如萧云从在《太平山水图》后跋中所言。他这是应张万选所请,注明画法来历的,对他而言,这些只是应景文字,是符合买主的要求而已。因为他所画的 《太平山水图》是家乡的山水风光,所用也是自家之法,虽学自古人,但已融会贯通、自成一格了,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 “可谓集大成之作矣,”决非一步一趋步古人后尘者可比拟。
  萧云从为人个性耿直,在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参加复社,参与抨击邪恶势力的政治斗争。入清后,拒绝做官,或游名山大川,或闭门读书,寄情于诗文书画之中,明末清初的安徽画家如和州戴本孝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萧云从的影响,包括清初四僧之一的石涛,也间接地受到他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石涛年轻时初游宣城、黄山时的绘画创作,是得益于梅清、弘仁的,其画黄山多受弘仁与梅清的影响,而弘仁、梅清是直接受教于萧云从,因此,石涛在他们那里的所得,应多是萧云从的画学思想和创作理念。还有驰名中外的芜湖铁画也是汤天池在他的指导下创造的。萧云从不但以其超逸的禀赋、深厚的学养、精湛的画艺,创作了许多前不逊古人,后可启来者的精妙画作,更为渐江和新安画派的崛起,立有引路、开启之功,使之成为中国美术史中浓重的一笔。并由于他的《太平山水图》传人日本,而改变了日本画的面貌,奠定了日本画坛主流南宗文人画的基础,日本著名学者秋山光夫就曾说:“萧尺木艺术的影响,在我国绘画发展史上有很深的意义,这是谁都应该承认的”。由此可见萧云从在17世纪中、日绘画史上影响是多么的大。
  


  居于新安门户芜湖的萧云从,关于他的乡籍近年受到了学者陈传席的质疑,其主要理由是:萧云从只称自己为“于湖”或“于湖渔人”“未说自己是芜湖人”,而且认为“于湖”是指当涂(其实“于湖”在芜湖与当涂交界处)。古代的地域管辖,用今人的眼光看是比较宽泛的,而古代文人,特别是书画家写款,虽是写实,但还是比较文学性的。萧云从的时代,芜湖归旧制太平府管辖,而太平府府地在当涂(姑孰)。所以,萧云从将太平府辖区当涂(15幅图)、芜湖(14幅图)、繁昌(13幅图),统纳入了《太平山水图》中。退一万步说,即使“于湖”像陈传席说的是指当涂(其实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早在清康熙十二年《太平府志》沿革中就记有:西晋时,于湖为芜湖、当涂两地共有。清康熙三十四年的《当涂县志》亦称:“于湖为当涂之东南,芜湖之东北,二县具有其地,不专属芜湖也。”“日混芜湖、于湖为一者非。”这正说明了本为芜湖、当涂两县共有的“于湖”,早被约定俗成为芜湖一地所有。)生活在芜湖的萧云从认为自己是太平府人,以自己的府地“于湖…姑孰”自称也是正常的,他晚年曾号“钟山老人”并常题款为“钟山萧云从”,我们能认为他是金陵人吗?就如同我生在芜湖,在国内称自己为安徽人,出国称自己为中国人是一样的,并不能因为中国首都在北京我就是北京人,安徽省会在合肥我就是合肥人。更何况萧氏在《太平山水图》芜湖之“范萝山图”和“江屿古梅图”的题识中,已明确交待了“于湖”即芜湖这个地域概念,其中“范萝山图”在题萧照七言绝句后自识:“于湖范萝山出郭临江,所谓少尘事消客愁者也。诗为宋人萧照游览此山之咏,而郡刊不载,岂名山显晦,亦待时邪。”范萝山,位于芜湖城西,西临长江,东临宋高宗钦点的状元、于湖居士张孝祥“捐田为池,种芙蕖杨柳”(《四朝闻见录》)并居其畔的陶塘(张状元在此著有《于湖集》四十卷),是现今芜湖的市中心。 “江屿古梅图”亦于题王安石七言律诗后自识:“于湖旧传有古梅,耸峙干霄,放于十月,意即荆公诗之早梅耶。”关于“范萝山”,萧云从在晚年72岁作《江山胜览图》(1667年,辽宁省博物馆藏)时,于卷尾题诗后,更是深情地写道:“余家范萝之松,载于郡乘,晨夕相对,读书其间,可以娱老,或曳藤江滨,展楮茅宇,点染深细,愈觉神王,庶庸以赠之将来云。”稍晚于萧云从的清乾隆年间当涂人黄钺对芜湖,也有“于湖竹枝词”66首相赞,其中就有咏怀张孝祥之父张祁在陶塘所筑的“归去来堂”一首:“升平桥畔状元坊,曾寓于湖张孝祥。一自归来堂没后,顿教风月属陶塘。”至于黄钺这位研究萧云从最权威的专家。一直认定萧云从是芜湖人,那是见诸历史、众所周知的事了。可见自宋到清以“于湖”代称芜湖在文人墨客中是常有的事,而陈传席先生以己之心妄自推论黄钺定萧云从为芜湖人,是不敢“违反圣意”,这是缺乏史实根据的,总不至于把“于湖居上”张孝祥,也认作是当涂人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事实并不像陈传席说的“萧云从未说自已是芜湖人”。如是那样,萧云从一直自称为“于湖渔人”,并在《太平山水图》芜湖之“范萝山图”“江屿古梅图”上自识:“于湖范萝山”“于湖旧传有古梅”,而在当涂的15幅图和繁昌的13幅图上,没有一图题识为“于湖某某”景致,又当如何解释呢?其72岁所识“余家范萝之松,……”又是什么意思呢?当然,有无这些乡籍的质疑,都不影响萧云从的绘画艺术在17世纪中国画的重要历史时期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今年是萧云从先生一生杰作《太平山水图》刊刻问世360周年,我仅以此文纪念这位乡贤前辈、书画大家、一代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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