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群兰作为2006年中国法治人物，让我想起了伯尔曼的一句话：“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梁群兰的事迹留给我的不仅仅是感动，也许更多是思考。作为一个肇事司机的妻子在丈夫逃逸之后，毅然到遂宁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替丈夫自首，毅然来到伤者的病床前为丈夫“请罪”，毅然承担起照顾伤者的义务，毅然变卖所有的家产并到街上下跪乞讨为伤者筹钱治病。
　　
　　梁群兰曾经给一直躲在重庆的丈夫写了一封信：“我这样做，除了是为你赎罪，还是出于道义良心。想想伤者家的两个孩子，我们不该退缩，不该逃避，两个孩子需要我们帮助。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希望你为自己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多想想，使她们以后不要因为有一个因遇到麻烦而怕面对现实的父亲而感到自卑……”
　　读着这封信里的字字句句，想着妻子一直的辛苦和坚持，张少华第一次认真地考虑良心这两字的分量，他终于决定站出来承担自己本该承担的责任。梁群兰所在村庄的几百名群众自发开始为梁群兰和何庆一家捐款。村长带着乡亲们5000多元的捐款，拉起跪在地上的梁群兰，说：“小梁，以后你不用跪着了，让我们大家都来帮你想办法。”
　　本来是一场不幸的事情，却演出了一场人间真情剧：被害人的女儿倩文悄悄地说：“妈妈，梁阿姨是好人，是善良的人，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共同努力让你早日醒来……”
　　梁群兰的做法不仅仅让人们看到诚信的力量，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懂得法律效能的发挥从根本上说是所有民众对于法律的虔诚遵守。梁没有因为自己的贫穷而放弃自己及丈夫的责任，宁可倾家荡产，宁可跪在街头；宁可放弃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见面而在医院照顾伤者。它弥合了双方的仇恨，书写了一个普通的公民对于法律“必定性”的坚定与执著，法律的神圣在这里得到了真正的体现。
　　对于法律的尊重是法治得以施行的重要前提，而且无论中外对此都有着优良的传统。古希腊的苏格拉底面对着不公正的死刑判决泰然自若，尽管他虔诚的弟子们为其做好了越狱的各种准备，但是他断然否决。在他的观念里既然法律已经做出了决定，无论正确与否都必须执行，因为法律就是至高无上的！无独有偶，《史记．循吏列传》中也记载了悲壮的一幕。晋国执掌狱讼的官吏李离因为偏听下属的意见造成了错杀人犯。李离于是“自拘当死”。晋文公倒是很大度，认为“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并没有因为有了上司的开恩而找下台阶，而是慷慨陈词：法律已经明示，官吏过失杀人就是死罪，我身为长官，占着高位，享受着优厚的俸禄，怎么能把责任推给下属呢？最后还是“伏剑而死”。
　　两位先人的做法在今天看来好像不可理喻，但这是我们今天法治不能顺畅施行的症结所在。在个人利益与法律规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是一个公民、一个民族法律素养的真正体现。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绞尽脑汁规避法律规定的义务，那么当我们想要用法律保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有“法律的不能与无奈”。法律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而且履行义务是享受权利的前提。没有义务的真正承担，就没有权利的真正保障。法律白条的见怪不怪在梁群兰的身上止步。这是一个十分振奋的消息，勇敢而且自觉地履行法律的义务会让我们看到法治的一片光明。假如人们都能像梁群兰那样，法律就会成为所有人的坚定信仰，法律的阳光才会真正普照大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梁群兰被评为法治人物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图：陆华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