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在明年经济工作中，各方面要切实把重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使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切实做到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这一提纲挈领的任务切合国际国内形势，其紧迫性突出体现在，改革开放三十二年来，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世所公认，只不过，伴随前期改革边际效应递减以及因之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曾经奏效的以要素投入为动力、以代工生产为支柱的增长方式，正在不断逼近资源、环境、市场等约束条件的极值。
　　促转变、谋发展的核心要件是创新，而创新的首要对象是制度。在决定发展方式、发展水平的诸多变量中，制度创新具备的潜能近于无限，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创新之于其他互为因果的内生变量，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外生的。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第二天，山西省获批成为我国第九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同时也是我国第一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窥一斑可见全豹。山西的战略转型其实也是倒逼下的求变，其针对的困局则是1949年以来，山西这个“中国煤都”在为全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经济社会反倒背负沉重压力。仅就产业结构而论，该省煤炭、焦炭、电力、冶金等四大行业占到全部工业比值85%以上，其高度单一性导致山西经济严重缺乏抵御外部市场调整的能力，更不用说，粗放型、初级化的资源型经济如影相随的环境污染、事故频发、效益低下，共同决定了原有路径不可能持续。
　　山西遭遇的困局普遍性地存在于资源丰富地区，经济学上名之为“资源诅咒”。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大体可以归纳为，由于制造业等部门存在较高的资本、技术等要求，因此，资源丰富地区在其发展初期很容易形成对于资源产业的投资偏好，而这种偏好，又会因其派生出的越来越强的产业发展粘滞效应、要素流动吸纳效应，以及沉淀成本锁定效应而不断强化，作为结果，资源产业受此自强机制驱动，必然越来越快地进入地区经济主导地位并对其他产业严重排斥。
　　这种发展陷阱当然并非山西独有，放眼全国，中国固然是一个矿产资源贫瘠的国家，但其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以及人为压低的资源价格同样导致了高消耗、低效益产业部门的自强化路径，而且这种路径在没有外生变量介入的情况下很难被扭转。
　　由于路径被锁定，对于山西而言，资金、人才等要素只有依靠综合配套的体制变革才能终止反工业化流向，同样的道理，对于全国而言，资金、人才、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只有依靠全面深入的制度创新才能被更多、更快地配置到低投入、高产出部门中去。
　　所幸中国已经着手未雨绸缪，例证即如从浦东到山西，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域不断扩展，试验主题不断丰富，而这些探索实践所体现的实质，正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的“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