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仲夏的一个雨天，周瘦鹃的女儿周全邀请王友琴、我和怡妹在她家聚谈。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们三个来到周家花园。这个花园，曾是周全开心和伤心的花园，也是我们开心和伤心的花园，因为我们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耍和聊天。很多年以后，旧时的记忆或情感已经随着岁月的冲洗逐渐淡化。友琴说了一句，不知道还找不找得到昔日的影子。话音未落，见周全开了门，笑盈盈地站在门口迎接我们。一踏进她家的门槛，吸引眼光的是挂在门厅上一上一下的两个漂亮的竹篾鸟笼。两只八哥鸟儿各占一位，雀跃着迎接我们，它们乌黑发亮的羽毛和一双墨黑的眼睛好象刚被细雨洗过。一只在欢呼着：“你好”“你好”。另一只在高唱着：“欢迎”“欢迎”。那圆润清脆的嗓音听起来好像从久远的山林中传出的。
　　 周全示意让我们进屋，让我们坐在“爱莲堂”厅里的檀木椅子上。我们看着挂在墙上的一张周瘦鹃的相片和一块“爱莲堂”的木匾，大家沉默了。周全倒了几杯茶，我们都坐下了端着茶杯开始喝起茶来。我注意到她的那种眼神和相片里的她父亲周瘦鹃的眼神非常相似，藏着淡淡的忧郁。看着那样的眼神，实在无法想象上世纪知名作家会遭到如此厄运，这是文学的悲哀。
　　 周瘦鹃，原名周祖福，字国贤，因自比杜鹃。春夏季节，杜鹃鸟昼夜悲鸣，啼声清脆而短促，唤起人们多种情思。又说杜鹃鸟啼至血出乃止。白居易《琵琶行》：“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
　　 周瘦鹃编辑刊物《紫罗兰》《紫兰花片》《紫兰芽》《紫葡萄作品集》《紫罗兰集》和《紫罗兰小丛书》等。那是为了纪念一个年青时代的女友。青年时期的周瘦鹃苦恋窦吟萍（西名violet，紫罗兰），因女方嫌周家穷，受阻。后吟萍受父母之命泪嫁他人，婚后不幸，一年苦守空房，这使周瘦鹃肝肠寸断，无以自拔，因此写了无数篇断肠小说、日记和诗。连居住地也命为“紫兰小筑”，园中设紫罗兰台。
　　 周瘦鹃曾是苏州文化界三元老（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之一，他们是整个城市的骄傲，因为在清末民国初年，时局动荡，战乱不断，青年人为避灾祸，逃难求生的背景下，出一个作家或者艺术家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可以说没有几个青年能安下心来读书做诗文。因此，以周瘦鹃和王纯根为首的文学家能看到当时城市市民的焦虑，以及市民在工作之余的无所适从，创刊了《礼拜六》杂志，受到市民极大欢迎。其中主要作者有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陈小蝶、包天笑、王纯根等。《礼拜六》为周刊，每周六准时出刊。总共编了二百期。这在文学刊物相对匮乏的情况下，是一枝奇葩。读者每逢周六清早，就排队在编辑发行部门前翘首以待。周瘦鹃曾回忆说：“门一开，就争先恐后地涌进购买。这情况倒像清早争买大饼油条一样。”
　　 在《礼拜六》创刊号的第一面，有一篇发刊词：“……或问子为小说周刊，何以不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而必曰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止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读这样的发刊词，如平日闲谈，倍感亲切。
　　 全国解放以后，当周瘦鹃看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过着幸福生活时，心中充满喜悦。上世纪60年代初期，周瘦鹃曾写一篇散文《花布小鞋上北京》，主要写他在赶赴北京开会之前，整理旅行包时发现小女周全塞进的一双花布小鞋的事。那时周全还在上幼儿园，当她知道父亲要到北京开会，正在整理去北京的行李时，她悄悄地在父亲的旅行包里塞上她的一双花布小鞋，并告诉父亲说她也想见到毛主席。当周瘦鹃到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见时，就把周全塞花布小鞋在旅行包里的事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回复周瘦鹃说：替我谢谢她……周瘦鹃回到家里看到周全时，兴奋地把毛主席的话转达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每当周全想起这一幕时，对他的父亲愈加怀念。那一日，周全还说起1963年1月31日，正逢大年初七的傍晚时分，周总理和邓颖超到苏州游览虎丘、留园和拙政园以后，驱车直奔周家花园的情景。她说那时候，她们家里总是聚集着很多文人，谈创作、谈诗歌、谈翻译、谈花鸟虫鱼，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没想到的是1968年8月12日，父亲周瘦鹃竟在自家宅院投井身亡了。
　　 周瘦鹃早年是以创作起家的，文体以“哀情”著称，享有“哀情大师”声誉。如《红楼翠幕》《旁贝城之末日》《这一番花残月缺》等。他在《无可奈何花落去》后记中写道：“彼来予为说部，颇多言情之作，而哀情处期泰半。朋辈都谓吾每一着笔，辄带死气，赚人家眼泪，毕竟何苦来。然而，积习难除，亦属无可奈何。杜鹃本天生愁种子，杜鹃而啼得瘦，其苦更苦知矣。瘦鹃伤心人，殊弗能禁其作伤心语也。”（载《礼拜六》第二十期）
　　 这就是一位文学家的心路历程，是以“哀情”示读者，目的是以“哀情”引起读者的深思。虽然指出不了走出“哀情”的道路，但是能将“悲哀”示众不隐瞒是一种品格。后来他又致力于翻译小说，我们几个都很敬佩周瘦鹃的眼光，特别是让在战争中的人物复活，如俄国作家安德烈耶夫的代表作《红笑》。周瘦鹃译了前面九节，基本把握了作者的创作动机，突出了战争中狂人的疯狂和荒谬。“如今我才明白那些断手折足、洞胸碎颅的陈尸，不过是这红笑。那天空中，日光里，全世界上，也无非是这红笑。”战争使人变得疯狂以及身处战火中士兵们的不可理喻。在战场上、医院里和家庭中，所有的人都因战争变成“疯人”，主人翁最后沉浸在疯狂的写作中死亡。安德烈耶夫被高尔基称为“两个世纪之交欧美大洲最有趣和最有才华的作家”。被鲁迅说成“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另外还受到鲁迅主持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褒奖，赞其“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该书为弱小民族代言，乃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殊堪嘉许也。”（载于1917年11月30日《教育公报》）后来，周瘦鹃还从十四个国家中的小说翻译成中文。如英、法、美、俄、德、意、匈、西班牙、瑞士、丹麦、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和芬兰。
　　 像周瘦鹃那样一位勤奋的作家，本应是文学界的骄傲，可偏偏遇到不公。为此，我们和周全一样，黯然神伤。上世纪中期，像周瘦鹃这样优秀作家的悲惨结局何止一个，许多都死于非命。在一个不允许辩驳，文艺之花凋零的可悲的时期，是一些文人的末路，更是许多读书人的无路可走。联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处在增长知识和锻炼体魄的黄金时期的青少年学生，是真的无路可走。特别是被一律下放到农村去，而且一去就是九年十年，在这期间里，不知摧毁了多少年青人的梦，就像作家周瘦鹃摧毁了毕生最喜爱的文学梦，连同他自己的生命。
　　 见过许多下了乡的青年变得神经质，听到有什么 “好消息”就笑，听到有什么“坏消息”就哭，笑笑哭哭，疯疯癫癫。其实，这些“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无关紧要的道听途说，根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像周瘦鹃翻译《红笑》中的疯子那样，语无伦次，神魂颠倒。临到死了，也还在发笑。《红笑》中有一个情节：“我一时也有些迷离惝怳，头脑不清。仿佛有一股热气吹在我右颊上，使我摇摇欲坠。张眼瞧时，不觉大吃一惊，原来刚才那个白白的脸庞，已变作一件又短又红的东西，不住的喷出血来，好似那酒家招牌上所画的酒瓶，去着塞子，酒儿汩汩而出的样子。”这样的行为在感到可笑的同时，难道不见辛酸吗？
　　 相比那时候下乡“插队”的家庭成员，也如《红笑》中疯癫的样子。每当“插队”青年春节回家时，一家相聚，又哭又笑。年一过，整理背包要离开父母兄弟姐妹时，流露出的是割舍不得的疯癫，离别之夜睡在床上在辗转反侧的同时大呼小叫。让家人在伤心的同时又感到恐惧。有一个当妹子的，在哥哥返乡的第二天，甚至于接连几个月到知青办公室要求把“插队”多年的哥哥调换，自己去顶替哥哥“插队”。问她为什么，她说哥哥意志消沉，说话颠三倒四，连母亲也跟着生了病，而且病情每况愈下。她甚至对办公室人员说如果再不调换，恐怕家里会发生不幸。但是知青办公室的人起初还听她在不停地诉说，也觉得可怜。可是后来觉得厌烦了，没有人来听了，再后來人家看见她到办公室就借口离开，以闭门羹待之。久而久之，这个妹子也变得神经质了。
　　 文学大师没落的时代是可悲的，青年没有书读，没有希望的时代更可悲，但愿这一切的一切一去不复返。
　　责任编辑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