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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满头银发，几乎无法让人将眼前的老人与他的年龄画上等号。出生于1922年的邬沧萍教授今年已经93岁高龄，但无论思维还是言谈，都没有一丝老态。相反，这位耄耋老人，在接近三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思路清晰，表达明确，言谈举止流露出来学者特有的儒雅之气。
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邬沧萍在知天命之年全面转入人口学，近花甲之年从事老年学研究，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
谈及至今仍然坚持工作的原因，邬沧萍笑言，“人总还是要工作的，不工作老的更快，另外，我也想看一看，一个知识分子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偶然也必然 与人口学结缘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8年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怀着救国之志，他远涉重洋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1951年，邬沧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后于北京辅仁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任教，1953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在其回国后的20余年里，一直从事经济学与统计学教学研究工作。
邬老说，涉足人口学的学术领域，“是偶然也是必然”。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后，需要参加联合国会议。当时，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人口、贫困与污染”三大难题。为了准备参加1974年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国家计委组织并抽调了既懂经济，又懂外语的人员成立了人口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研究小组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人民大学。中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已故的刘铮教授是小组的负责人，邬沧萍是小组成员之一。
作为统计学研究学者，邬沧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了解中国人口现状。在接受了抽调之后，邬沧萍和研究小组成员开始对中国人口史与国外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
在这一过程中，邬沧萍阅读并翻译了大量的国外人口学与老年学的著作。“世界对于人口学的研究正如火如荼，而人口学在我国的学术领域尚属空白。”随着了解的深入，邬沧萍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将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于是邬沧萍开始了他的人口学研究之路。
积极建言 人口问题不容忽视
1974年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落幕后，临时研究小组解散。国务院文教办、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联合建议成立常设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作为临时研究小组成员，刘铮和邬沧萍就都留了下来。
1979年3月，邬沧萍、刘铮、林富德三人一同向国务院提交了《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这份由邬沧萍起草的，全国第一份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发放。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
邬沧萍回忆，当时自己根据《五点建议》的研究提出，“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如果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
对于近年来各方声讨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邬沧萍说：“当初控制人口的政策还是利大于弊的，只是没能对人口问题有全面而充分的认识，我还是认为当初我们提的‘提倡只生一个，坚决杜绝生三个’是最符合国情的。”邬老表示，如今声讨过去已经没有意义，如何面对和解决当下的问题才是正道。
有律可循 人口老龄化是必然
人口的发展和变动是有规律可循的。1982年，迈入花甲之年的邬沧萍认识到，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必然会在未来加速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
为了更好的应对十几年、几十年后的老龄化，邬沧萍决定投身于老年学研究。“当时计生委认为，研究老年学对计划生育大局不利。”邬沧萍却觉得，身为学者，应该为可预见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
果然不出邬老所料，近年来，老龄化加剧的新闻屡见报端。2015年7月14日，在采访邬老的前两天，中国青年报一篇名为《东北拉响人口警报》的报道，更是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对于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出现未富先老的状况，邬沧萍表示，未富先老的独特社会现象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意味着在面对“银发浪潮”时，应该结合中国特色，走出一条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
针对老龄化问题，邬老系统地提出了法律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健康维护等各方面建议，强调经济发展战略要和人口战略协调好，一定要积极地应对老龄化。他说，应对老龄化其实比应对人口问题要相对简单。“第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腾出更多人从事科学研究、精神文化、生活服务业；第二靠社会和谐，把蛋糕分好，老人也能吃到；第三，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九十多岁的才算高龄老人，75岁到90岁算中年老人，60岁到75岁是年轻老人。年轻老人也能够帮助高龄老人。”
八年前，邬沧萍的老伴去世，有人劝邬先生前往美国，与子女共享天伦，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自己选择成为“空巢老人”。虽然“空巢”，但邬沧萍的晚年生活并不空虚。他为自己应对老龄化的方案身体力行地做着“活广告”：无论对生活、对工作，都满怀激情。他说：“我有个愿望，希望用我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再为中国的养老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做点贡献。
作为中国人口学与老年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邬沧萍在知天命之年全面转入人口学，近花甲之年从事老年学研究，创办我国第一个人口研究机构、第一个人口学系、第一份人口学学术期刊、第一个国际人口学培训机构。
谈及至今仍然坚持工作的原因，邬沧萍笑言，“人总还是要工作的，不工作老的更快，另外，我也想看一看，一个知识分子的潜力究竟有多大。”
偶然也必然 与人口学结缘
1922年，邬沧萍出生于广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48年岭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考入上海海关学院，分配到香港九龙海关当公务员。怀着救国之志，他远涉重洋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纽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
1951年，邬沧萍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后于北京辅仁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任教，1953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在其回国后的20余年里，一直从事经济学与统计学教学研究工作。
邬老说，涉足人口学的学术领域，“是偶然也是必然”。1971年，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后，需要参加联合国会议。当时，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人口、贫困与污染”三大难题。为了准备参加1974年的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国家计委组织并抽调了既懂经济，又懂外语的人员成立了人口问题研究小组。当时，研究小组中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人民大学。中国著名的人口学家，已故的刘铮教授是小组的负责人，邬沧萍是小组成员之一。
作为统计学研究学者，邬沧萍参加过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了解中国人口现状。在接受了抽调之后，邬沧萍和研究小组成员开始对中国人口史与国外对人口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
在这一过程中，邬沧萍阅读并翻译了大量的国外人口学与老年学的著作。“世界对于人口学的研究正如火如荼，而人口学在我国的学术领域尚属空白。”随着了解的深入，邬沧萍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也日益深刻。“中国的人口问题将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于是邬沧萍开始了他的人口学研究之路。
积极建言 人口问题不容忽视
1974年世界第三次人口会议落幕后，临时研究小组解散。国务院文教办、北京市委和计划生育办公室联合建议成立常设机构研究人口问题。作为临时研究小组成员，刘铮和邬沧萍就都留了下来。
1979年3月，邬沧萍、刘铮、林富德三人一同向国务院提交了《对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五点建议》。这份由邬沧萍起草的，全国第一份向上报送的人口研究报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为重要参考文献发放。报告提出，要严格控制中国人口的增长，“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坚决杜绝生三个孩子”。
邬沧萍回忆，当时自己根据《五点建议》的研究提出，“在一定时期提倡生一个可以。但如果强制只能生一个，持续几代人，肯定不行”。
对于近年来各方声讨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邬沧萍说：“当初控制人口的政策还是利大于弊的，只是没能对人口问题有全面而充分的认识，我还是认为当初我们提的‘提倡只生一个，坚决杜绝生三个’是最符合国情的。”邬老表示，如今声讨过去已经没有意义，如何面对和解决当下的问题才是正道。
有律可循 人口老龄化是必然
人口的发展和变动是有规律可循的。1982年，迈入花甲之年的邬沧萍认识到，随着计划生育的实行，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必然会在未来加速中国老龄化社会的进程。
为了更好的应对十几年、几十年后的老龄化，邬沧萍决定投身于老年学研究。“当时计生委认为，研究老年学对计划生育大局不利。”邬沧萍却觉得，身为学者，应该为可预见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
果然不出邬老所料，近年来，老龄化加剧的新闻屡见报端。2015年7月14日，在采访邬老的前两天，中国青年报一篇名为《东北拉响人口警报》的报道，更是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
对于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出现未富先老的状况，邬沧萍表示，未富先老的独特社会现象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就意味着在面对“银发浪潮”时，应该结合中国特色，走出一条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
针对老龄化问题，邬老系统地提出了法律体系、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健康维护等各方面建议，强调经济发展战略要和人口战略协调好，一定要积极地应对老龄化。他说，应对老龄化其实比应对人口问题要相对简单。“第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腾出更多人从事科学研究、精神文化、生活服务业；第二靠社会和谐，把蛋糕分好，老人也能吃到；第三，提高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按照联合国的说法，九十多岁的才算高龄老人，75岁到90岁算中年老人，60岁到75岁是年轻老人。年轻老人也能够帮助高龄老人。”
八年前，邬沧萍的老伴去世，有人劝邬先生前往美国，与子女共享天伦，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自己选择成为“空巢老人”。虽然“空巢”，但邬沧萍的晚年生活并不空虚。他为自己应对老龄化的方案身体力行地做着“活广告”：无论对生活、对工作，都满怀激情。他说：“我有个愿望，希望用我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再为中国的养老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