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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城市的内涵特别是历史文化沉淀的不相称，一直是困扰人们的难解之题，究其根由，人们在强调了诸多人以外的物化因素的同时，会猛然发现，最根本而关键的因素恰恰是人的因素，然而，人这个司空见惯的字眼，从古至今，从理念到实践，其内涵又是何等的深刻而凝重……
人：一个永恒的话题
古今中外，人类全部的文化积淀无不是人的内涵的丰富与提升，人类所有的文明无不是以人为本，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人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体。然而，人类从社会角度对人认识的不断深化，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
倘若我们从生产力角度来审视，可以看出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轨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进化，进而向知识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迈进。农业社会对应的观念是“官本位”，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亲”，用“奴才”不用人才；工业化社会对应的观念是“利本位”，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能”，用“能人”不用“熊人”；而在知识化社会中则是“知识本位”，用人标准是“任人唯智”，用“超人”不用庸人。到底是有了权就有一切，还是有了钱就有～切，抑或是有了知识有了一切，这正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根本标志和重要的分水岭。目前，我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向知识化社会过渡的艰难跋涉之中，而“官本位”与“利本位”的交织不清，权力与市场的纠缠不休，成为这个社会阶段的明显特征。
随着我国从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或处在脱离农业社会实行工业化并迈向知识化社会的重要时期，人类资源掠夺型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资源平衡型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形成资源和谐型的发展模式，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观将转变为二者的和谐统一观，社会、经济、生态的三元价值取向将构成人类的最高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的根本载体恰恰是人本身。因此，这个时期的基本标志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诸要素中，资金、机器设备、厂房、土地以及未受教育和培训的自然劳动力将不占主导地位，以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为特征的人本要素将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不仅要提倡物尽其用，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具体落实人尽其才，——这将成为当下最主要的社会运作机制。
人才：一个说不清的概念
抛开空泛的、抽象的人，把问题进一步具体界定，自然引发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范畴——人才。这个概念说它古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说它现代，人才学的普及仅是近几十年的事。但无论“人才”这个概念是源于传统文化理论，抑或是舶来的现代管理学新概念，我都以为它终究是一个难以说清的模糊概念。
我以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生而知之是先知先觉的天才，学而知之是后知后觉的人才，学而不知是不知不觉的蠢才。不论这种说法有无道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才是学而知之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教育去谈人才，那显然是一种先验论的观点，它只能在哲学层面上去思考，却不能在科学层面上加以实证。可见，教育与人才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
然而，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的教育实践史，就会发现其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的社会运营机制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僵化和原始的矛盾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教育曾一度有过根本性的变革，从那以后，从来没有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变革，即使是新文化运动也没有从根本上把中国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从传统中彻底摆脱出来，而“文革”中的所谓教育革命却走到了反面一一否定了教育。因此，中国教育正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以改变过去那种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学而优则仕”、“师道尊严”，以及因循守旧的“书院式”、“学究式”的教育观念和实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人才这个概念，就不难看出所谓人才至少有两个旧时代的烙印：其一是“官本位”，其二是“书院式”。从两种特定意义上讲，包括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于是在“官本位”的意识下，一种现代科举制度的外延和延伸，而在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
“书院式”、“学究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正在培养着一批批能应付各种考试的有机电脑，或者是有特定智力特点的专业逻辑怪物，抑或是一群思而不行、坐而论道的现代“小夫子”。什么叫知识?学识与见识的统一才构成真正的知识。什么叫学识?学识的最高境界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什么叫人才?人才是能在社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功者。国外教育学家的研究证明，制约一个人成功的各种因素中，智力因素仅占30％，其余都是非智力因素。可见，对于人才的判断、考察，从根本理论上就是非常模糊而混乱的。
如果说人才即是有用的人，那么尤其应指出现在的“人才观”内涵有一个缺憾，即人才的对应主体是模糊的。是相对于谁而言的“有用”?在封建社会里，天下之邦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人才是相对于帝王将相的，因而才有汉高祖刘邦的得意：“三人(指张良、韩信、萧何)皆人杰，我能用之，此所以吾得天下者也。”可见这种为“官本位”服务的人才是封建主义的，与其说“人才”，毋宁说是“奴才”。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现阶段对人才内涵的反思。我们对人才的认同是一种单纯的行政主体简单认同，还是从其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和价值来客观的判定?是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好恶，还是取决于其社会的价值?对于人才的积极作为，是简单的归口分类、制定规划，以及奖励、政策倾斜、荣誉、表彰等简单的行政管理，还是通过一种符合市场规律、健全的社会机制，来切实地促进其发挥特有的作用?如此等等，都须我们深思并回答。而如果说，传统的人才观是与政治主导、权力制衡的权力型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话，那么在以经济为基础、资本制衡的市场型社会里，无疑要树立一个全新的观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一个用之不竭的巨大宝藏
在传统的体制下，人们的理念仍停留在如何去使用缺乏教育而不具附加价值的简单人才——自然劳动力上，最多出于权力主体的好恶和利益，而提倡通过一些积极作为，使一些具有因教育而产生的附加值的复杂人力——人才，尽可能地产生一些非常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人的自然状态下。甚至人和人的能力、劳动者和劳动力混为一体呈混沌状态，而不承认人力的经济属性或商品属性。马克思曾指出：“在奴隶社会，劳动者是商品，劳动力不是商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是商品而劳动力是商品。”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不是商品，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必然要求从其载体——劳动者中分离出来。愈是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中，二者愈难以分离，劳动力经济品质和商品属性体现不出来，相反劳
人：一个永恒的话题
古今中外，人类全部的文化积淀无不是人的内涵的丰富与提升，人类所有的文明无不是以人为本，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人是社会的最高价值体。然而，人类从社会角度对人认识的不断深化，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进化过程。
倘若我们从生产力角度来审视，可以看出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轨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进化，进而向知识化社会(后工业化社会)迈进。农业社会对应的观念是“官本位”，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亲”，用“奴才”不用人才；工业化社会对应的观念是“利本位”，用人的标准是“任人唯能”，用“能人”不用“熊人”；而在知识化社会中则是“知识本位”，用人标准是“任人唯智”，用“超人”不用庸人。到底是有了权就有一切，还是有了钱就有～切，抑或是有了知识有了一切，这正是社会进步程度的根本标志和重要的分水岭。目前，我国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工业化社会向知识化社会过渡的艰难跋涉之中，而“官本位”与“利本位”的交织不清，权力与市场的纠缠不休，成为这个社会阶段的明显特征。
随着我国从工业经济迈向知识经济，或处在脱离农业社会实行工业化并迈向知识化社会的重要时期，人类资源掠夺型的发展模式将让位于资源平衡型的发展模式，并最终形成资源和谐型的发展模式，人类与自然的对立观将转变为二者的和谐统一观，社会、经济、生态的三元价值取向将构成人类的最高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的根本载体恰恰是人本身。因此，这个时期的基本标志是：在创造社会财富的诸要素中，资金、机器设备、厂房、土地以及未受教育和培训的自然劳动力将不占主导地位，以人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为特征的人本要素将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因此，以人为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不仅要提倡物尽其用，更重要的是要在实践中具体落实人尽其才，——这将成为当下最主要的社会运作机制。
人才：一个说不清的概念
抛开空泛的、抽象的人，把问题进一步具体界定，自然引发人们十分关心的一个范畴——人才。这个概念说它古老，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说它现代，人才学的普及仅是近几十年的事。但无论“人才”这个概念是源于传统文化理论，抑或是舶来的现代管理学新概念，我都以为它终究是一个难以说清的模糊概念。
我以为：人有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生而知之是先知先觉的天才，学而知之是后知后觉的人才，学而不知是不知不觉的蠢才。不论这种说法有无道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才是学而知之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教育去谈人才，那显然是一种先验论的观点，它只能在哲学层面上去思考，却不能在科学层面上加以实证。可见，教育与人才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
然而，我们考察一下中国的教育实践史，就会发现其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教育目标、教学方法、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的社会运营机制等，都存在着严重的僵化和原始的矛盾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讲，诸子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教育曾一度有过根本性的变革，从那以后，从来没有真正产生实质性的变革，即使是新文化运动也没有从根本上把中国教育的理念和实践从传统中彻底摆脱出来，而“文革”中的所谓教育革命却走到了反面一一否定了教育。因此，中国教育正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以改变过去那种带有浓厚封建意识的“学而优则仕”、“师道尊严”，以及因循守旧的“书院式”、“学究式”的教育观念和实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人才这个概念，就不难看出所谓人才至少有两个旧时代的烙印：其一是“官本位”，其二是“书院式”。从两种特定意义上讲，包括中国目前的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等于是在“官本位”的意识下，一种现代科举制度的外延和延伸，而在传统教育观的影响下，
“书院式”、“学究式”、“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正在培养着一批批能应付各种考试的有机电脑，或者是有特定智力特点的专业逻辑怪物，抑或是一群思而不行、坐而论道的现代“小夫子”。什么叫知识?学识与见识的统一才构成真正的知识。什么叫学识?学识的最高境界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什么叫人才?人才是能在社会上实现自我价值的成功者。国外教育学家的研究证明，制约一个人成功的各种因素中，智力因素仅占30％，其余都是非智力因素。可见，对于人才的判断、考察，从根本理论上就是非常模糊而混乱的。
如果说人才即是有用的人，那么尤其应指出现在的“人才观”内涵有一个缺憾，即人才的对应主体是模糊的。是相对于谁而言的“有用”?在封建社会里，天下之邦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人才是相对于帝王将相的，因而才有汉高祖刘邦的得意：“三人(指张良、韩信、萧何)皆人杰，我能用之，此所以吾得天下者也。”可见这种为“官本位”服务的人才是封建主义的，与其说“人才”，毋宁说是“奴才”。由此也引发了我们现阶段对人才内涵的反思。我们对人才的认同是一种单纯的行政主体简单认同，还是从其对社会的实际作用和价值来客观的判定?是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好恶，还是取决于其社会的价值?对于人才的积极作为，是简单的归口分类、制定规划，以及奖励、政策倾斜、荣誉、表彰等简单的行政管理，还是通过一种符合市场规律、健全的社会机制，来切实地促进其发挥特有的作用?如此等等，都须我们深思并回答。而如果说，传统的人才观是与政治主导、权力制衡的权力型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话，那么在以经济为基础、资本制衡的市场型社会里，无疑要树立一个全新的观念：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一个用之不竭的巨大宝藏
在传统的体制下，人们的理念仍停留在如何去使用缺乏教育而不具附加价值的简单人才——自然劳动力上，最多出于权力主体的好恶和利益，而提倡通过一些积极作为，使一些具有因教育而产生的附加值的复杂人力——人才，尽可能地产生一些非常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人的价值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人的自然状态下。甚至人和人的能力、劳动者和劳动力混为一体呈混沌状态，而不承认人力的经济属性或商品属性。马克思曾指出：“在奴隶社会，劳动者是商品，劳动力不是商品，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不是商品而劳动力是商品。”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不是商品，劳动力作为一种经济要素，必然要求从其载体——劳动者中分离出来。愈是不发达的自然经济中，二者愈难以分离，劳动力经济品质和商品属性体现不出来，相反劳